一、“非攻”
《非攻》是《墨子》中的名篇，了解中国文化又谈论国事者，多少都会想到《非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影响古今的和平主义，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站在下层百姓的立场，为普通民众的利益奔走呼告，摩顶放踵也不改变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他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直被后人赞扬。
正确地解读《非攻》，重要的是要明白《非攻》产生的场景。
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史上出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那个被定名为春秋战国的时代充满了政变、瓜分，侵略、吞并，欺诈和屠杀，时间绵延两百多年。西周初期建立的封建文化基础逐渐地被破坏，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直接造成了社会紊乱、经济凋敝。司马迁记而述之：“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左传》载，“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可见混乱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
对于这个时期的评论，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后来的董仲舒则以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可见那个时期的混乱是怎样为人厌恶。但是，上述三人评论又有不同。
孟子认为的“无义”指的是“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破坏的是秩序；庄子则是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论，是对时代的否定；董仲舒的意见在于“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是从战争利弊的角度来评说的。
墨子的《非攻》就写作于这一时期，表达的是平民百姓对战乱的看法，也是兼爱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
在《非攻上第十七》中，墨子对于打着“义”的旗号侵略他国的战争行为的非正义性予以抨击。
墨子问道，偷窃他人桃李、猪羊等损人利己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应该给予惩罚，但是发生进攻他国的事情，大家却跟随、响应，而且谓之“义”，这是什么意思啊？
墨子又问道，杀一人是不义，定死罪，杀人越多罪也越重，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对于大不义的侵略他国，大家为什么却拥护、支持呢？
墨子质问：对于小事，大家知道是非。可是对于侵略他国的大事，大家都犯糊涂了。这种所谓“义”和“不义”的辩论是不是胡扯？
和平，众之所求。先秦诸子对于和平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主要的就是关于仁与义的争论。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当其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愤于世事而无奈，骑牛出函谷而不还；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著述春秋，希望以此劝世，但是闻说祥瑞麒麟被猎获，对世事极度失望，掷笔绝书。
孟子是孔子理念的继承者，也是“义”的创建者。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诛之，此春秋无义战也。”
无论是“仁”或“义”，都是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一种妥协。问题是，战国期间的诸侯们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恶”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的战争，他们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进行关于建立社会秩序的讨论。
而墨子是“不堪命”之民的代言人，他对的“义”理解是从民众的角度来阐述的。或者说，他是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参与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
在《非攻中第十八》，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冢者，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如果什么事情都依靠战争来解决，民众又怎么能够承受？他说，发动战争，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只好在春、秋进行。可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荒废了这两个季节，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进行战争，战死于战场的人又不可胜数；用于战争的牛马的死伤不可胜数；运输粮草而疲于奔命的百姓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如此危害民众的利益，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伐胜”的名声和一点战利品？墨子以为，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呵。为了得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却要死伤数万，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土地太多了而自己一方的民众却大量减少，这种“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的做法是国家的要务吗？
墨子在驳斥了好战者的种种谬论之后说道：“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於水而镜於人。镜於水，见面之容，镜於人，则知吉与凶。”他问道，今天的好战分子，难道不应该从智伯（晋国分裂过程中的好战分子）的行为中得到教训吗？
墨子进而论曰，连傻瓜都知道奉天则承运。奉天就是奉行天下人认同的大义，即圣王之道。诸侯们把精力用于战伐兼并，而以为是义举，实在是盲人不知白黑的行为。
什么是圣王之道？墨子论曰，“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所谓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为都要服务于百姓的利益，对外则不以大国自居与邻邦和睦共处，然后带领百姓奉祀山川鬼神、发展生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大家都得到利益，自然功劳也就大了，于是四面八方都是拥护的声音，大家也就敬奉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乎天地，至今不废。”了，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在《非攻下第十九》一节中，墨子阐述圣王之道，评论战争的危害，对于不识大义、妄动干戈的好战分子痛加批驳，激愤之语溢于言表。
“非攻”当然不是“非战”，墨子对于战争的理解是从民之利益、圣王之道的角度予以考虑的。有好战分子说：“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
墨子反驳，禹征有苗不是攻，而是诛其元凶。三苗大乱之时民不聊生，所以天命殛之。大禹奉天命征伐，得到天下的支持，所以很快成功了。特别是禹既克有三苗，不是烧杀掳掠，而是为他们建立了秩序，使他们有了安居乐业的环境。
还有汤之伐夏王桀，也是因为夏王桀倒行逆施，天下大乱，所以才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汤遵从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这就是汤之诛桀也。
至于周文王伐商王纣，也是纣的“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也就是纣的德行败坏，天下大乱，才有“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同样的，周文王伐纣之后也是奉行仁德的天道，“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也就是说克服了种种乱象，使天下得以安宁。
墨子战争观的内涵有深刻的人民性。墨子曰：“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在上古，天命常常指的是社会的表现，也就是人民生存的状况。在墨子看来，只有顺乎民意，除暴安良，此类的战争也并非不可以，反而是圣人之道。墨子战争观的核心就是战争必须服务于“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观之，墨子为民的立场鲜明，亦非迂腐之辈可以比拟。
“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常常有人片面理解“非攻”为反对战争，这是曲解。大家都希望和平，严格地说却并非如此。和平与战争都是社会存在的合理的形式。在战国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果片面地反对一切战争显然没有合理的现实依据，注定被现实否定。即使现在的国际环境，盲目于“非攻”，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原因很简单，在周王室无法控制局面的时候，战国时期的社会是无序的，用现在的话说，社会遵循的是“丛林原则”，而现在的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基于这样的战争观，墨子在战略战术上体现为“墨守”。后世的诬墨者常常以“墨守成规”来戏弄墨学为保守学说。其实“墨守”有之，“陈规”却未必。“墨守”实际上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当然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得民心、为民者所领导的人民战争，而且大有成效，例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是现代的“墨守”。对于专制者，则没有意义，那只是无能的遁词，也必然失败，例如萨达姆之辈。当然对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如布什，更无价值。墨子的战争观和战略战术与他的平民思想是相一致的。
《公输第五十》是“墨守”的示范。该文逻辑缜密、文采丰华、思想深刻，即使相隔年代久远，依然展现着和平主义的光芒。
“墨守”的内容包括基本的两方面：外交与战备。外交是国际政治的组成，也是一种妥协的途径，无外交，“墨守”失去和平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战备是外交的基础和保证，弱国无外交。
《公输第五十》记述，墨子“行十日十夜”面见战争的教唆者公输盘，对于公输盘在“义”上的糊涂，墨子以“杀所不足，而争所有馀，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的“四不”论让公输盘哑口无言；又以“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说服了准备讨伐宋国的楚王。
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阻止战争，是一种可怕的幻想。真正迫使战争狂人们老老实实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实力。墨子和公输盘的实力较量是这样进行的“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馀。”模拟战争告诉公输盘，所谓的新式武器“云梯之械”是不足持的。
显然，纸上谈兵还不能制止战争。在模拟战争中失败了的公输盘威胁要杀害墨子，在他看来失去了墨子的宋国也就失去了屏障。于是墨子冷静地告诉这位战争的教唆者：“你所能想到的我都为你考虑了，我的弟子们已经使用我的方法为宋国作好了防御准备。”文章记载了楚王放弃了战争的计划，但是没有记述公输盘的彼时的感受。我想这时的公输先生一定铁青着脸，他可能得到的别墅和小轿车的赏赐在这一番较量中化为乌有。
和平主义者的墨子们珍惜生民、热爱和平。为了制止战争，他们摩顶放踵，置生死于度外。墨子说道：“治於神者。众偿知其功。争於明者。众人知之。”
壶公评论曰：仁德之心，天地可鉴，昭示千古。
二、战争与和平
墨子反对战争，提出了自己的“非攻”思想。但是，墨子并不一概反对所有的战争，他只是反对无故“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有两种战争，墨子是持支持态度的。
一种是防御性的战争，墨子虽然主张“非攻”，但在外敌入侵，侵城掠地时，他并不主张弱小国家束手待毙，而支持采取积极有效的防御措施，捍卫自己国民的利益。为此，他特地写了《备城门》等篇章介绍守城防御的具体措施，而且，他和墨家子弟们也身体力行，用行动来实践自家的学说，墨子本人就曾帮助宋国抵御楚国的进攻。可以说，“非攻”的主张，是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从反对破坏生产，保全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提出的，因为墨子深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民众。
另一种是讨伐性的战争，墨子把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称为“攻”，他的“非攻”思想主要就是针对这种不义战争提出的，墨子反对侵略性质和掠夺性质的战争，反对“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认为发动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会给个体劳动者和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战争是“天下之巨害”，没有什么能比战争带来的危害大，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墨子甚至主张“伐无道，诛暴君”，认为如果国君无道，民众可以推翻他，另择有德有才者作为统治者，这种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墨子还列举了上古三位圣王的事例来证明他的论点：
三苗大乱时，太阳在晚上出来，血雨下了三天不停，龙在祖庙出现，狗在街上哭叫，夏天水结冰，土地开裂而水沸腾，五谷不能成熟。于是上天下命诛杀他，古帝高阳在玄宫向大禹授命，让他去征讨有苗。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玉符去征讨，这时雷电大震，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恭谨地侍立，用箭射死有苗的将领，苗军大乱，后来就衰微了。大禹在战胜三苗后，划分山川，节制四方，于是神民和顺，天下安定。这就是大禹讨伐有苗。
夏王桀的时候，日月失时，寒暑无节，五谷枯死，国都有鬼叫，鹤鸣十个晚上。于是天在镳宫命令汤，让他去接替夏朝的天命，因为夏德已乱，上天已经把他的命运终断。汤于是奉命率领他的部队，向夏边境进军。天帝派神暗中毁掉夏的城池来帮助汤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汤接受夏的民众，最终战胜了夏。战胜后，汤在薄地会合诸侯，表明天命，天下诸侯皆来归附。这就是汤诛灭夏。
商王纣时，祭祀失时，夜中出了十个太阳，薄地下起了泥土雨，九鼎迁移位置，女妖夜晚出现，鬼神在晚上叹喟，有女子变为男人，天下了一场肉雨，国都大道上生了荆棘，纣王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的放纵自己。于是，上天派赤鸟口衔圭，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庙上，圭上写着“上天授命周文王，讨伐殷邦。”于是贤臣泰颠来投奔帮助，周武王即位后，梦见三位神人对他说：“我已经使殷纣沉湎在酒乐之中，（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彻底戡定他。”武王于是去讨伐商纣，灭商兴周。武王战胜殷商后，承受上天的赏赐，命令诸侯分祭诸神，并祭祀纣的祖先，政教通达四方，天下归附，继承了汤的功业。这即是武王诛纣。
墨子通过这三位圣王的功绩，来证明这样的事实：讨伐不义的战争，不是“攻”而是“伐”，掠夺性的攻击战争是违背上天旨意的，是要受到惩罚的，而对昏君的诛灭也是上天对黎民的拯救，因而是正义的。像大禹讨伐三苗，商汤诛灭夏桀，周朝取代商制，都是这种正义的讨伐战争，墨子对此是支持的，并找到“天意”这样一个依托来充实自己的观点，使之更加让人信服。
当然，墨子的这种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因为朝代的更替并不是上苍的旨意，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当时所处的特殊时代，墨子能对战争作出这样的区分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且，他所支持的讨伐战争，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必须经过战争来实现和平的特定环境中，是无法实现的，在当时没有一个君主采用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因为在战乱中，如果不用战争来保卫自己，自己就会被战争吃掉，所以墨子的这种美好社会理想最终成为了梦想。
然而，墨子的“非攻”思想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之处，就像上面所说的，战争有攻和伐的区分，联系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在为人处世中掌握进退的艺术，我们不应该主动的攻击他人，但在自身利益受到伤害，尤其是面对邪恶的时候，决不能坐视不理，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在很多时候，“伐”就是保卫自己的利益。
同样是战争，因为对象和动机的不同而有了“攻”和“伐”的分别，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同样一个举动，因为目的和环境的差别而有“义”和“不义”的不同。比如说对一个人的责骂，如果是无缘无故，那么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如果是针对他的错误品行，那么就只是方法问题了，甚至有人支持这种方法。
可见，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战争有攻伐之分，我们在处理自己身边的事务时，也要掌握这种尺度，我们反对主动的“攻”，但我们支持正义的“伐”。因此，非攻不等于不攻，有的时候需要“以战止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