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吕氏家族的人都惧怕刘章，就是朝中大臣也都害怕他，这样，刘氏的威严又慢慢地建立起来了。
晋文公泪斩宠臣
战国时，晋文公通知臣民在圃陆围猎，要求大家在中午前到达，迟到的人，要受军法处置。当天，晋文公所宠爱的颠颉迟到了，执法官员要求晋文公定他的罪，晋文公哭泣而犹豫不定，执法官员说：“那我就按军法办事了。”于是将颠颉处以腰斩的军中刑罚，这时，民众都害怕了，说：“颠颉那样受君主宠爱，地位那样尊贵，都被君主依法杀掉了，何况我们这些平民呢？”晋文公看到民众可以组成军队参战了，于是率领他们攻打原这个地方。一次就占领了，又去讨伐卫国，打败卫国，成就了霸主大业。
黄盖不用鞭子
三国时东吴的黄盖曾经做过石城县县官。石城县的下属官吏们特别难指挥。黄盖就安排两个人当主管，分别管理各部门事务，并告诉他们说：“我是个只靠打仗立功才当官的，不是以文官身份擅长管理出名。现在外来侵犯的敌人还没打败，我负有领兵打仗的繁重军务，县里一切公文案卷委托给你两人。你们应当管理好各部门，纠正和处分犯错误的人。你们各负其责，遇事就按我交代的办，如果你们刁奸欺骗，我决不用鞭子抽打你们，而要从严处置。希望你们都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要在众人之先受处分。”
话说得这么严厉，两人听了，起初都感到害怕，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地办公事。时间长了，两主管认为黄盖根本不看公文案卷，就慢慢营私舞弊起来，对下面也放任自流。
这时黄盖也察觉到了，他抓住了几件两位主管都不奉公守法之事，把全县所属的官吏们请来，先给大家办酒席吃喝，正当大家吃到兴头上，黄盖把两位主管叫来，提出一件一件违法徇私的事来问他们。两人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磕头请罪。
黄盖说：“前些时，我已经严肃地告诉你们，决不会用鞭子抽打你们了，这不是说假话骗你们。”
于是就把两人的头砍了。这事震惊了全县，下属官吏们吓得浑身打战。黄盖这一杀，威严就上来了。
曾国藩以威治军
清末时，曾国藩统兵打仗，他认为将帅的威仪十分重要，因为军中的威信就是靠它而建立的。曾国藩立威信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威仪，曾国藩十分注重自己统帅的形象，平时衣冠整齐，举止严肃，威严而不刚暴，庄重而又不死板，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又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如此下属无不从内心仰服；二是军令，威仪多用来对待自觉的士兵，而军令则用以约束散漫的兵勇。两者相得益彰，是治军的重要内容。
古时候，以威治军是训练军士勇敢作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树立军威，曾国藩效仿穰苴，在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违背军令的将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也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奉旨来裁军时，各军头领均强烈反对，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各军提出的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曾国藩仔细分析后认为，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肃军令。
他认为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最后他决定杀驻守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曾国藩的这一绝招果然有用。从那天开始，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字营以及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的将官们，都不敢公开反对裁军了，各军营开始制定分批裁撤的具体部署。最终顺利实施了整个裁军计划。立威之术确实立竿见影。
李嗣源挥泪斩太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时不多见的贤明君主，既不穷兵黩武，也不沉溺于声色，是个真正贤明之君。
但他在立太子的事上，却没能做好，终至父子成敌，刀兵相见。
明宗有四个儿子，长子从嫌跟从明宗常年征战，屡建功绩，被明宗立为太子。
后来军变，从碌被叛军所杀。
从碌死后，诸皇子中年最长的就是次子从荣了。
他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以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又拜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
从荣长成以后，手握有兵权，位高权重，明宗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
但从荣为人傲慢而轻浮，喜欢附庸风雅。
他招纳了许多所谓的文学之士，常常歌舞欢宴，饮酒赋诗，日夜不息，所以那些浅薄轻躁之徒，成天以恭维奉承来满足他的骄矜之心。
将相大臣们对此都深感忧虑，明宗也察知此中的害处，却无法加以制止。
从荣曾在明宗身边侍候，明宗问他：“你军政闲暇，都做些什么呢？”
从荣回答说：“有空我就读书，同儒士们讲论经义。”
明宗说：“经义中有君臣父子之道，但须有鸿儒硕士，才可以亲近。我见先帝喜欢填歌赋诗，很无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你所擅长熟习的，肯定做不好，传到外面去，只能被人当做笑料。我老了，对经义虽然不能通晓，但也不是很厌恶的，其余的就不值得学了。”
长兴元年秋，明宗封从荣为秦王。
按照惯例，诸王受封不朝拜太庙。
而有些大臣迎合明宗的意旨，想使受封的礼仪隆重，就建议说：“现在秦王受大封而不靠太庙，不是敬顺之道。”
于是从荣朝服华贵，坐华丽的马车，仪仗隆重，到朝堂受册命。出朝后，把册命载于车中，去太庙朝拜。京师的人都认为这样的仪式太奢侈荣耀了。
长兴三年（公元933），明宗又加封从荣兼中书令。
主管大臣又进谏说：“按惯例，亲王列在宰相之下，如今这样做，不是违反旧规吗？”
于是秦王与宰相分班而居于右。
长兴四年（公元934年），秦王从荣又被加封尚书令，食邑万户。
太仆少卿何泽上书立太子，明宗十分不高兴，对人说：“大家想立太子，那我还有什么用呢？”
他便召集大臣商议立太子的事，大臣们都不敢说话。
从荣进去说：“我听有人妄言，想立我做太子，我其实并无此心。”明宗叹道：“这是群臣的愿望罢了。”
从荣出来后见他们没有立己之心，遂欲夺宫，明宗无奈之下在其准备未充分之时诛杀了他。
杀鸡儆猴，严肃军纪
春秋时期，齐景公任命禳苴为将，带兵攻打晋、燕联军，又派宠臣庄贾作监军。禳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中午在营门集合。第二天，禳苴早早到了营中，命令装好作为计时用的标杆和滴漏盆。约定时间一到，校直就到军营宣布军令，整顿部队。可是庄贾迟迟不到，禳苴几次派人催促，直到黄昏时分，庄贾才带着醉容到达营门。禳苴问他为何不按时到军营来。庄贾无所谓，只说什么亲戚朋友都来为我设宴饯行，我总得应酬应酬吧？所以来迟了，禳苴非常气愤，斥责他身为国家大臣，负有监军重任，却只恋自己的小家，不以国家大事为重。庄贾以为这是区区小事，仗着自己是国王的宠臣亲信，对禳苴的话，不以为然。禳苴当着全军将士，命令叫来军法官，问：“无故误了时间，按照军法应当如何处理？”军法官答道：“该斩！”禳苴立即命令拿下庄贾。庄贾吓得浑身发抖，他的随从连忙飞马进宫，向齐景公报告情况，请求景公派人救命。在景公派的使者没有赶到之前，禳苴立即令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看到主将敢杀违犯军令的大臣，个个吓得发抖，谁还再敢不遵将令。
这时，景公派来的使臣飞马闯入军营，拿景公的命令叫禳苴放了庄贾。禳苴沉着地应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见来使骄狂，便又叫来军法官，问道：“乱在军营跑马，按军法应当如何处理？”军法官答道：“该斩！”来使吓得面如土色。禳苴不慌不忙地说道：“君王派来的使者，可以不杀。”于是下令杀了他的随从和三驾车的左马，砍断马车左边的木柱。然后让倒霉的使者回去报告。
【施计要诀】
俗话说：“有权则威”，做领导的人应怎样才能有威呢？一般来说，严肃产生威风。人一当官，不苟言笑，满脸的肃杀之气，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骂人训斥人，人们就害怕他。这种领导，一上任烧三把火就容易有威。如果这种办法还镇不下来，那就要付诸行动了。这就是“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威风就上来了。
杀人以树威的方法，在古代曾被人们反复使用。像诸葛亮杀马谡，曹操杀杨修，都是为了杀人以树立自己的威风。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听不进劝告的下属，可以从根本上打掉他们的威风，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在历代统治阶级及领导人的管理方法中，杀一儆百是最常使用的方法，它的作用远远胜于其他的统治方法，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推崇。诸如，杀仆警主、杀鸡儆猴等。
从领导学的角度看，从严治下有时也要从小事抓起，当然不是抓人的小辫子，而是要从抓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唤起干部的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不论我们是哪一级的领导，都可以用来一试。
五、以衡胜——宽猛相济，平衡牵制
刚柔并施
【原典金言】
刚柔之道在于刚可压柔、柔可克刚。若太柔即靡，太刚则折。所以得天地之道，宜刚柔相济，不可偏废。
【计名阐释】
统御者用来控制他的臣下的有两种权柄，这就是柔和刚。所谓“柔”，是指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过程中采用宽松、怀柔、恩惠的策略或手段，使人民能够自觉地接受并遵循统治者所提倡的礼义道德规范和法律规章制度。古人所讲的“德治”、“仁政”、“以德化民”“怀柔”等统治手段，都属于“柔”的范畴。所谓“刚”，是指统治者利用严格的法制、严厉的刑罚等强硬的手段来管理百姓，使百姓生活在一种严格的管理氛围之下。古代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就是用于“刚”一类的治国策略。
【妙用“刚柔并施”计】
子产不毁乡校
子产是春秋时期的郑国宰相，为了治理当时已经混乱不堪的郑国，他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内政措施。执政当年，他就将田亩进行一番清理，把侵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重新划定田界，开渠修路。国家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对私田进行按亩征税。在清理田亩的同时，子产还对居民住宅进行了整顿，把农村每五户为一单位编成“伍”，要求农民负担新加的军费。对于忠诚而俭朴的卿大夫，他十分亲近，对那些骄奢淫逸的则毫不留情，依法严惩。
这项命令雷厉风行，一贯到底，给官场和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子产也招来了怨恨，特别是土地被清查和剥夺的奴隶主十分仇恨他的改革政策，他们咒骂子产不得好死。面对沸腾的民怨，子产毫不畏惧，毅然决然地贯彻他的既定政策，凡是胆敢刀兵相见，武装反对的人，一律予以镇压或驱逐出境。这样坚持强硬措施干了一年，子产的改革新政策给国家和百姓部带来了好处。私田疆界明确，灌溉便利，得到了国家的合法承认，受到保护，生产秩序稳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也相应增加。刚强的政策在三年之后为人们热情颂扬。他们说：“我们有子弟让子产教育他，我们的田地，子产能让它增产，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呢？”
子产的智慧有威严刚强的风貌，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颇有民主作风的政治家，在处理“乡校”问题上的态度，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怀柔与宽大政策。“乡校”本来是地方贵族用来教育子弟、议论国政的场所，子产执政之初，被奴隶主贵族利用作为反政府活动的根据地。不久，一些新兴地主势力的贵族子弟也聚集到乡校来发表政见，评论国事。总之，这里是一个不能干净的场所，朝廷若是不管不问，时间长了必定会酿成大乱。
不少人向子产建议，要求下令捣毁乡校，子产则表示反对，他说：“让大家早晚在那里集聚，品评时政得失，有什么不好？他们喜欢的事，我们就去做；他们反对的事，我们就改正。他们犹如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那个地方呢？我听说听取逆耳忠言可以消弭众怒，没听说擅作威福可以防止怨恨。使众人不敢言是危险的，就象堵塞的河道，会使洪水决堤，造成灾害，没有办法挽救一样，不如让水自然流淌，让人们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当成治病的良药，不是更好吗？”子产对乡校的宽柔政策，使他从那里听到不少有益的议论，了解到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和反映、推动了改革事业的进行。
子产严明法令，改革田制，又兴营乡校广开言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刚柔并济。他在郑国任宰相二十年，始终如一去践行这一为政之道。他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成文法刻于鼎上公诸于世的政治家。刚柔并济是他的为政之道。
孔子对子产的施政之道作了这样的评价：“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仪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一名领导者，不论你身居何种职位，若要锐意进取，则应把握刚柔并济法则，成就事业之玄妙也许就在这里。
谢安走权力平衡钢丝
东晋孝武帝初年，桓温主持朝政时，把全国兵权交给自己的弟弟桓冲，使得桓氏家族对朝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继桓温主持朝政的是北方士族谢安和王彪之。桓冲部下有人建议诛杀谢安，让桓氏家族独揽大权。但当时正值前秦苻坚大军压境，桓冲为了合力抵抗前秦，实行了派系平衡术。不但不诛杀谢安，反而把地处京城、权大任重的扬州刺史职位让给谢安—派，以缓和派系矛盾。谢安果然在淝水一战，大败苻坚，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桓温去世之后，谢安预见到朝中的权力空缺，他不愿桓冲仍像其兄桓温一样专权，所以提出请太后临朝。谢安和王彪之是先帝的顾命大臣。王彪之不同意谢安的主意。理由是太后临朝不过是个形式，而且这个太后在辈份上还是当朝皇帝的“从嫂”，恐怕不妥。谢安却坚持要太后临朝，这是请出一个两派均可接受而又没什么能力的人从中平衡两派的权力均势，遏止桓冲一派的独揽朝政。
谢安在淝水之战打败前秦后，功威大振。此时桓冲已经去世，桓氏一派有衰弱下去的趋势。上层统治集团打算让谢安兼任重镇荆州、江州二州刺史。谢安认为，谢派权势太重，桓派可能产生怨恨，于是主动把荆州、豫州、江州的三州刺史职位分别委派给桓氏家族的三人去担任。
南朝的刘宋王朝的文帝立刘邵为太子，考虑到刘邵的几个弟弟势力强盛，恐怕会酿成争斗，于是就加强刘邵所执掌的东宫警卫兵的力量，使之与皇帝的禁军相仿。这样一来，太子刘邵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几个弟弟的势力，没有别的势力来约束和牵制太子东宫卫队的势力。太子的卫队后来竞发展到一万人，反过来发动政变，把父王文帝杀了。
既要遏制对手独揽大权，又谨防自己过于大权独揽，这就是谢安走的权力平衡钢丝成功之道。文帝的教训，只是一面开弓，遏制刘邵的弟弟.而没有遏制刘邵。如果是左右开弓，他的帝位应当能保持到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