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验小说”观感
自《北京文学》1994年第1期推出“新体验小说”以来，陈建功等十数位作家连续拿出了自己的新牌作品，毕淑敏等作家并结合作品发表了创作感言，有关“新体验小说”的介绍和评论文章也不时见诸刊物和报端。应当说，“新体验小说”在目下的文坛，巳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存在。
真正关心文学的人，不可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视而不见，至于是赏而赞之，还是厌而贬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留意观察了“新体验小说”本身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种种反响，深感这可能是一个意义大于行动的文学实验。
从“新体验小说”迄今为止的创作情形来看，还很难找出卓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因而也很难就其整体倾向做出评估。一些作家置于“新体验”旗号下的作品，或带有“客串”、“游戏”的色彩，或并未改变自己既有的写作习惯，他们参与“新体验”所做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给这一创作倾向添加了些许丰富性而已。“新体验”的参与者们，从写作手法到文学观念，小同大异胜于大同小异，可能是“新体验小说”的先天不足之所在。
就具体的阅读感受而言，我比较欣赏的是这样一些作品：刘庆邦的《家道》、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和《预约财富》、徐小斌的《缅甸玉》、陈建功的《半日跟踪》、李功达的《枯坐街头》、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王愈奇的《房主》、张洋的《舞星族》、星竹的《这样或那样都是我们》。这其中，刘庆邦、毕淑敏、徐小斌的作品虽都更加注重了亲历性，但比较他们已往的创作变化并不很大；陈建功、李功达的作品给人以洗心革面之感，但似乎是现炒现卖，作品缺少耐心咀嚼的余韵；相比之下，袁一强、王愈奇、张洋、星竹等人的作品，新颖的生活层面里包含了不少深长的人生意蕴，更让人觉着有看头，有底气。这种感觉，可能既跟这些作者的作品较为丰实有关，又跟笔者对他们的创作较为陌生因而颇感新异有关。
把这些感受总括起来，“新体验小说”给我最为突出的印象是这样两点：第一，因强调“亲历”、“体验”，作品具有主客合一的写真性，打破了叙事与被叙事之间的原有界限。在“新体验小说”中，叙事作者与作品人物常常是合而为一的，“我”不是旁观的叙事者，而是故事的当事人。在陈建功的《半日跟踪》、李功达的《枯坐街头》里，“我”既是作品的作者又是作品主人公的合作者，两种身分兼而有之。而在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王愈奇的《房主》、张洋的《舞星族》里，“我”则作为作品主人公之一并为之捉刀代言，简直就是自我在作生活体验的如实自述了。读这样的作品，你像是走进了立体环幕影院，身临其境般地在体验生活本身，而绝无欣赏一部创作作品的感觉。以自身的体验写“我”或“我们”，而不是以旁观的身分写“他”和“他们”，这是“新体验小说”几乎共有的一个叙事特征，也是“新体验小说”“借以把自己同别的倾向区分开来的一个显著标志。第二，因凸现底层世情，作品有辞尊居卑的平民性，强化了文学表现生活的民间趋向。“新体验小说”的大部分作者，都把体验生活的脚步移向社会底层，毕淑敏着重的是工薪阶层，刘庆邦、张洋关注的是退休者，而更有甚者的是，李功达瞄准了打工仔，袁一强摞上了“板儿爷”，王愈奇盯住了“房虫子”。这些在过去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庸常人物，纷纷在“新体验小说”中粉墨登场，并以其清新的形象和活跃的心迹，把变动着的时代生活表现得真真切切又轰轰烈烈。这些生活中的人小物，何尝不是文学中的新人物？这么多的作者不约而同地降贵纡尊，把视线纷纷投向粗服乱发，一方面是“新体验小说”需要以新的眼光、新的角度去体验新的生活、寻找新的人物，一方面也是整体文学创作日益游离传统社会层面，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民间的，“新体验小说”的民间取向正是文学回归本体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以上两点基本上概括了“新体验小说”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实验，它给目前小说创作提供的东西似乎还嫌单薄。但它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也许更多的贡献还有待后来。我更感兴味的，是有关“新体验小说”的始作俑者们在创作实践之外所披露的一些想法，以及由此可能引出的一些话题。如陈建功的“虚构性有真实性无法替代的魅力，而真实性也有虚构性无法替代的魅力”，“如果两者都完美地统一起来，那将是最好的”。这个看似平常的提法中，实际上既包含了作家对旧有小说作法的一种质疑，也体现了作家对新的小说作法的一种探求。小说向来是虚构的产物，它的真实性常常是一种生活逻辑的真实而非生活事实的真实，而今要通过主体体验达到两个真实的合二为一，应当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设想；又如母国政提出的“回避深刻”的问题，认为作家不必一味追求“深刻”，而应只求写出“普通人的生活形态”，个中不仅主张面向平民生活，而且力主感性地切入生活；还如毕淑敏的创作要“炼蜜为丸”，要“感受时代的新痛苦、新欢乐”，则强调写出生活的新魂魄，追踪现实的新脚步，感应时代的新脉动。然而，如何做到既紧跟当下现实写出生活实感，又超越当下现实写出人生底蕴，从而真正“炼蜜为丸”，又委实是创作中的绝大难题。在有些时候，提出问题本身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而今，“新体验”的小说家们提出了如许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立足于“新体验”的创作又超出了“新体验”的范畴的，因而颇值得人们深长思之。换一个角度来看，陈建功的“统一”论，是对文学创作许久以来淡漠真实性的一种救赎；母国政的“回避”论，是对文学创作中疏远平民生活的一种矫枉；毕淑敏的“求新”观，则是对文学创作过多地滞后于时代的一种反拨。作家们正是有感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的根本关系的诸多不谐，以一种对文学、对人民的双重赤诚，来寻回和寻求文学创作的新的出路的。“新体验小说”作为这个大追求的小行动，虽未必很好地体现了作家们的文学意图，但却是实践着这一理想的可贵追求。因此，对于尚在行动中的“新体验小说”，无论它将取得怎样的收获，人们都理应为这个富于新内涵的文学实验喝彩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