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多年，每谈到一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成绩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某种欣喜或兴奋。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坛上的迅速崛起和持续繁荣，曾长久地激动着读者的心。它为自己开创了广阔的天地，也培养了众多的知音读者。这是新文学史上的奇观，也是我国报告文学的第一次可以称之为辉煌的时期。
然而，近两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明显地有所微了。如今，当我面对1994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状态时，再也生不出些许的兴奋，代之而来的却有不少的遗憾和优虑。过去，我们时常从经验的方面来认识和总结一年的创作，这一次，我以为从不足、缺失一面来审度一下1994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或许会更加实际和有意义一些。
1994年间，自然不是没有较好的作品出现，像卢跃刚、麥建伟等人合作的《寻找中国农邑的真理一中国两亿农民工命运的启示录》（《中国作家》第4期）、张玲的《当代“杨乃武”冤案纪实穴《文学报》3-6月广乔迈的《中国之约》（《当代》第6期）、杨守松的《拓荒十》（《中国作家》第6期）、梅斌的《法兰西漫游》（人民文学出版社张晓武、李忠效的《我在美国当律师》（十月文艺出版社）、解思忠的《盛世危言》（档案出版社）、夏真的《生命之歌》（浙江文艺出版社）、黄传会的《中国山村教师《当代》第4期八曹岩、邢军纪的《张鸣岐之死》（《十月》第6期）、曹岩的《（世纪之约）历史的使命一总后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沈国凡的《中国西部热土上的移民城》（四川文艺出版社八冷梦的《百战将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作品，都在不同的题材范围内有所开掘，为读者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思索，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可是，比起过去的年月，较之我们已经壮大并颇富创作实力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来看，这样的收获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使我感到，由于受普遍社会浮躁情绪和强劲的商品潮流的影响，不少的报告文学作品在题材选择时缺乏深入的辨识与适当的取舍。似乎是抓住什么是什么，什么有趣写什么，甚至还有什么题材对象有效益就来什么的行为。过多的随意性既影响了作家的情绪，花费了宝贵的时间7更重要的是冲击了作家认真严肃地感受、理解、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心态，使之无法冷静沉思地对待自己的创作。在这样的状态下，关注社会生活中焦点矛盾冲突的作品减少了；及时迅速地报告社会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的作品减少了，从更广阔、更深层次、更多具体对象的分析报告入手，理性地审度看待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几乎没有了。这些不同层次作品的欠缺，使报告文学创作在面对纷纭的社会生活时，显得无所作为，显得软弱，没有多少鼓荡冲击力量6题材分散，见识肤浅，行动散乱的状态又使报告文学创作在整体上缺少集团优势，很难形成热点话题。这不仅减弱了读者的注意力，也生生地淹没了少数好作品本可能产生的枉会作用。因之，报告文学创作在目前状态下需要进合自身的总缚和新的选择。长期地散兵游勇，无所依循与追求，势必会懈怠情绪，走向茫然衰退的境地。
报告文学对于社会生活之所以成为某种必需，最根本的就在于它可以以文学的形式，真实有力地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它不是某种政治的工具，也不是一种文学的摆设，它应是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应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应生活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而只有在这种“感应”“攻守”的过程中，报告文学创作才可以在其它的文学创作形式之外扬长避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发挥其它文学创作形式无法替代的文学作用和社会效应。报告文学的这种特殊功能和作用，此前已为那许多真实热情地讴歌时代英雄、文明之火的作品和锐敏深邃地洞悉时代矛盾、社会问题并给予理性观点的作品所有力地证明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昭示我们，在报告的方式方法上尽管可以不断找寻新的途径，但在关注和把握深层的社会生活矛盾，及时抓住社会热点，公众情绪症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形象报告这一方面，是不应放松和动摇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近一两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让人感到，作者已不再去努力在整体上对社会承担多少责任，他所负责的仅仅是他所选择或服务的那个题材对象。因―此，在实际的创作中，作者时常自然地把自己的思维空间、审视眼光局限到某一具体的题材范围内，无形中减弱甚至完全割断了与外部社会的内在联系。不能超脱于大量平常的社会生活现象，以更高、更理智的视点来观察认识生活，就无法对社会生活发生整体性的感受，作出全局性的判断了。更有为数不少的报告文学作品，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独立的创作意识，把自己租赁般地让给了题材对象，然后就是为人张目，为人喋嗓不休地宣传。尽管赞歌唱得如醉如痴，对读者却毫无感染之力可言。忽略了事实上存在的有关国计民生命运的重要题材，而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应景，用于对凡俗事4人物的述说报告，这实际上是报告文学游离于社会变革矛盾中心的表现。
也许，因为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汇入到过分具体琐碎的社会活动之中，很少有超越现实、极富个性品格、具备明显理性情感力量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就使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过去多年来少有的清静无为局面，自然也就谈不上出现像《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哥德巴赫猜想》、《神圣忧思录》等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品了。但是，像卢跃刚、张建伟等人的《寻找中国农民的真理--中国两亿农民工命运的启示录》这样的作品，作家面对的着实是个大题目，要把这个题目做好确实很因难。有眼力，有勇气去做这样的题目，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水平，一种精神。农民工的流动，目前正是国人不时议论，上下都极为关注的重大社会现象之一。怎么看他们的流动；他们在流动中得到的和失去的是什么；这种流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及其前景如何；这里面都包含着非常复杂多样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位作家，分别采访，然后以各自的见识理解阐述对农民工命运的看法，其中不乏感情的波涛与理性的火花，对“中国农民的真理”的探求也有收获。作品虽然未必就完成了自己确定的主题，甚至让人还感到，由于作家们的“人自为战”局面，妨碍了通体的研究设计、而使许多很有价值的素材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实现其本可给人震动启发的重要作用。但这已属难得之作了。另外，像乔迈的《中国之约》，分别报告了具有不同特长的外国专家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华工作，他们对于与中国的这份情谊和约定的看重及对于自身工作的执著负责精神，被作者写得十分动人。作品从人才的引进利用报告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视野开阔，内容厚重。乔迈在报告这些外国人的过程中，注意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的那些戏剧性的冲突及这些冲突的友好消解过程，在看似平和舒缓但却是动情的介绍中，使人了解感悟他笔下的人及其各自的人生行为，有力地丰富和润色了自己的作品，而不致使自己的作品流于只写外来者的好人好事。乔迈毕竟是个老到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在把握叙述的语言节奏与整体结构等方面的能力，是一些新手所不及的。作品题材新颖，内含丰富。在国人堆里看西洋景，在西洋人跟前看国人的表现，对比明快，多有情趣。在1994年的报告文学作品范围内，我以为这是杠鼎之作，少有并比。杨守松在《拓荒牛》里，简练地勾勒了开辟中国房地产事业，被称为“中国房地产大王”的骆锦星的道路与业绩。胳锦星从深圳的一个乡村起步，如今把房地产生意做到全国及香港、美国等地，据有资产四十多亿。其间所经历的坎坷奋进过程以及他身上体现出的品格精神，都被作者抓住并给予精炼传神的描绘。作品激情洋溢，较多现实感和理性精神，很能触动人的情绪与思考。夏真的《生命之歌》，是个极容易写得雷同化的题材。一位年轻的女农行办事员，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在被歹徒刺伤31刀的情况下，仍牢牢地护佑着保险柜的钥匙，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宁死不屈的精神。她这种“敬业奉献，无私无畏”的品格和行为，确实令许多人感动。夏真在严格的生活真实基础上看人写人，写人的真实和真实地写人。所以，她笔下的刘玲英，有英雄之气，英雄之行，却不见人为理想化的光环。她写了一个普通生命的燃烧过程，却回避了过去此类作品多把人物放在火炉上烧烤的迹象。所以它感人，所以它动人而对人有所促进。夏真还用一定的笔墨解剖了一个生命走向灰暗腐烂的人，这就是凶手符永伟的变质过程。对符水伟的描写同样是切实而能给人某种触动的。《生命之歌》，笔开两面，然后统一为完整的事件人物报告。作者在生命之火的明灭间对生命的辉煌与卑鄙灰暗价值进行了分明的剖析界定，对不同的生命过程作了较为文学艺术性的描写，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震动力量。解思忠的《盛世危言》是从文化民俗民风的角度较全面地考察现实生活的作品，特点分明。作品依据大量真实的社会现象，把民风畋落，危机深重的判断告诉给人们，既是“盛世危言”，更是盛世忠言，表现了作者充分的忧患意识和劝世之情愫。也许，还应当提及一些作品，可是，单项指标的显示终难改变整体的水平与收获，报告文学创作在1994年步向低谷，确实是个客观的存在，我们应当有勇气接受这个事实。
正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不尽满意，殷切地期望能有所突破和建树，1994年秋，由《新生界》杂志社出面召集的“西峰寺报告文学论坛会”十分引人关注。座谈会后，许多报刊对此作了充分报道。这是一次正处于创作活跃期的在京中青年报肯文学作家的聚会。在这次轻松、生动、热烈的座谈研讨中，作家们对报告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现状等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总结，对今后的创作提出了不少极有参考性的意见。与会者认为：报告文学创作需要十分冷静、细致的分析梳理工作，需要认真地总结与谨慎地选择操作活动。大家感到，以真实性为主要基础、为根本原则的报告文学创作领地正在缩小，过去那种据有真实“一统天下”的局面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不少传媒体和其它文学形式，都正在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在真实性上做文章，试图逼近真实，“蚕食”真实的地盘，这无疑对报告文学过去那种“独霸真实”的状态构成威胁。如何在把握真实的不变原则下，继续书写出新的篇章，对报告文学已成为严峻的考验。报告文学创作要适时地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4整选择自己的位置和行动。今天的社会生活环境与过去已有了巨大的变化，比起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来，今天的生活矛盾要纷纭复杂得多。生活，更加多元无序，不确定的因素更多，带有明显的社会调整转型期的特点。这时，报告文学要谨防用单一的指向，质疑判断本来复杂的问题。大量的收集信息，对来自不同方面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澄清分辨工作，是目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部分。客观性的突出，要求怍家必须更多地接近生活实际，接近一切社会生活矛盾的本质领域，然后感知真正的社会神经与脉动。但是，强调报告文学的客观性，绝不应忽视理性精神的作用。“在追求深刻有时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时候，要善于发挥客观的作用，但在可以、也可能作出理性观照的情况下，是不应轻易放弃理性之火的燃烧与照耀的。“认识是报告文学唯一的道德”，在如今这样繁乱的生活面前，对于一篇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来说，为读者提供一种可资参考的认识就十分重要。一个精到的认识，一个有力的提问，一篇包涵着丰富信息、感情与思想成分的报告文学，往往是极易取悦于读者和社会的。要十分重视和看重社会对报告文学的反响。在规范要求它的时候，千万不能削足适履，不要用人为的意向、理论去简单地框束活生生的创作。理论只能建立在创作的基础之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要有新的阐述与界定，要真正找出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特殊地方来。报告文学不应放弃现实性的原则。但同时，在不脱离现实的时候，也要开启历史和未来的眼光，不要轻易地把现实性与历史性割裂对立起来。把报吿文学的现实性理解成现炒现卖的现时性，是极大的偏识、误解。报告文学在社会转型期是可以有大作为的。因此，只要真的钟情并献身于报告文学事业，就可能在这个领域里有突出的建树。与会作家们有信0，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
尽管我是带着一种怅然若失的心情来评述1994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但我并不对报告文学创作的前景丧失信心。目前这个处于巨大变革的社会生活现实，正为报告文学提供着大量的题材对象，为报告文学作家创造着极好的机会。可以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总结之后，报告文学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跨跃，重开一个繁盛的局面。我们期待着这种局面早日到来！
1995年元月
一九九五年报告文学的收获与态势
尽管说，报告文学是一种作家个体的文学性劳动，但是，由于报吿文学特殊的真实性、现实性品格，又决定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报告文学创作对于社会生活，对于生活的现实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脱离了生活现实，报告文学创作就失去了依托与自身的激情，作家作品的独立性、个性风貌也就不易表现出来了。许多事实和观点业已表明，报告文学是一种适应矛盾发生发展之需要而产生的文学形式，因而它的表现和发展也同样需要在矛盾的生活背景下方能得到较好的体现。例如，我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的初发阶段，都涌现出了许多很能鼓舞人，感动人，启发人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即使一些较少介入社会尖锐矛盾的优秀作品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等，其作品的内容也是处处把人物、事件置于矛盾的交错之中的，或是人与自然，或是人与人的矛盾。总之，作者时时在矛盾的对立中把人物或事件报告得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