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也无法一一述说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一幅幅令人伤感的画面了。在我们一边欢呼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人民生活已有明显改善的同时，这些作品似乎弹奏出几声不和谐的音调。但是，这种不和谐音调的并非作家们的杜撰，它事实上恰恰是报告学对生活现实的一种合鸣，是作家出于良知大爱之心在生活中采来的几粒苦涩的果子。作家把这样的作品奉献于文坛和社会，绝不是有意要为甜蜜的日子掺进几杯苦酒、破坏人们的兴致和味觉，而是渴望这甜蜜能有更广大的扩展，使更多的人也有机会与可能一起来享受甜蜜。在这些近似于哭诉的述说中，作家们对于至今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依然贫困，依然愚昧，依然不幸的农民表示了最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对于社会现实人生的使命感、责住感和优患意识清楚地表现出来。也正是从这些主客观的双重表现描写中，使我体会到了报告文学的重量，看到了作家们明净仁爱之心。也因此，我放松了从其它方面本可以对作品提出的苛责与要求。我知道，对于那些面对社会人生的现实表现了充分热情和负责精神的作家作品，求全责备是不造宜的。我不想对这些已付出了大爱的作家们讨要更多的付出。他们自己尽管可以也应当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不同的总结和修补，使之更完美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内容。
与上面几篇充溢着浓重感情成分的作品不同，李鸣生的《澳星风险发射》则更具备理性品格。李鸣生是扎根于航天领域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前，在《飞向太空港》中，他通过“亚星”的成功发射，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在航天事业方面实现釣成功合作，从而生发出人类应迅速消除隔阂、走向理解与合作、共同创建人类生活新家园的美好理想的主题。那个时候，李鸣生的报告文学也就像航禾技术一样，即流露着一种科学与理芦的光彩。到了这篇（澳星风险发射》时，李鸣生果然又有了新的视角。他通过大量的采访，从澳星第一次发射失败到第二次发射成功的转变过程中，对我们民族的心理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考察。我们民族是伟大的，也许这伟大是许多的成功所造就。因之，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就表现出分明的脆弱。澳星第一次发射失败之后，从新闻传播媒体，到参与发射的每一个人；从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到许多普通的国民，都极不情愿接受这个“失败”的事实。于是乎，羞愧之心顿起，抱怨之声甚烈，督查之命频传，压抑的气氛弥漫。总之，就因为这个或许应属正常的“失败”，弄得举国不乐，负担极重。自然，“失败”并不是好事，谁也不希望失败。但当失败已成为事实时，不同的态度，就很能反映出不同的心理性格了。李鸣生具体细微地发现和感受到了民族心理性格在失败面前的表现，并清晰地看到了这种表现所附带出的局限性乃至愚昧成分时，他这才意识到这个“失败”产生巨大冲击力。如果我们的民族不能对原有的心理性格进行科学有效的调整，看不到它所包容的局限性和愚昧成分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因为恐惧失败可能连成功的机会也就放弃了；我们因为推拒文明和理智就有可能倒退到更加局限和愚昧的境地中去。因之，必须提请我们的国民，要看到失败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要有足够勇气和魄力在承担失败的同时，对失败有所超越。实在是应当感樹干万个航天战线的科学工作者，他们终于再次以澳星的成功发射让人们看到了这种超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澳星风险发射》既如实地报告了两次发射的真实情景，有很强的现场感和信息性，但最成功之处，还是在于作品中由第一次的“失败”引发并进行的许多理性的思辨内容。因之，读这样的作品时，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心智也随着卫星的发射，被火箭有力地牵动、提起一般，视野愈加开阔，心胸愈加豁亮。
张健的《辉煌的悲怆》和刘文彪的《梅里雪山祭》是两篇报告有关登山活动的作品。登山运动本身虽然是一项人类征服自然、与大山激烈搏斗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登山运动本身却时常是在孤独和沉默中进行，是一项缺少观众与欢呼的枯燥的运动。好在，两位作者没有笨拙地把自己的笔捆绑在登山活动的具体行为中，却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和相异的表现手法，报告了人与大山之间那种既可能由沟通走向亲密，又可能隔阂难除永远相互推拒的有趣感受。张健的作品更多主观色彩，他着眼于对自己站在大山面前时那复杂感觉体验的独白。那种神秘又清醒的意象，那种心灵得到净化时对自我人生进行的反省等，都让读者注意到了人与大自然之间可能也必要实现的某种沟通。社会人生太浮躁嘈杂了，大自然是有能力对人进行某种洗礼的良好环境。刘文彪则依循对梅里雪山实施攀登失败的进程，具体又真实地报告了人在面对大山的神秘威胁时表现出的勇敢无私的精神品格。登山队员们那种征服大山的强烈欲望和在失败牺牲面前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行为，足以让人对他们博大的心胸和探险的无私行为流露出敬佩之情。他们的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一次充满了激动人心场面的英雄的悲壮剧。因之，从这两部报告文学中，读者也是可以得到某种启发和洗礼的。它让人意识到世俗化的丑陋，认识到大自然的神秘纯净，感受到一种攀登高峰的快娱。
像以上这些既密切地连结着社会现实生活，又充分表现了人们的大情挚爱，表现了作家的理性之火，感觉细微深入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容易给人以诱惑的。不要把报吿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对象。总是带着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冷静，以那种如处“世外桃源”的心态来审视报告文学。那样，就有可能不自觉地削弱了报告文学的社会性。随着这种削弱，渐渐地，就会出现对报告文学从某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导，使其可能在所谓“文学性”，所谓“美学”要求的尺度标准下变得日益轻飘，变成一枝“塑料花”。我们并不主张以义代文，但也反对为文伤义的作法。如今，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越来越少了，这不免让人有所优虑。
邢军纪、曹岩的《商战在郑州》，我以为是一篇充分的报告文学，它在敏锐地把握和报告现实生活方面是很有个性的。在我们的经济正逐步转向市场化的时候，在河南郑州所发生的激烈“商战”，确实是不同凡响的现象。随着这场“商战”的发生，一切都有了新的选择性。从商业管理体制，到经营的方式方法，从商场的外观到职工的内在心理和习惯等，都似乎在经历着一次强烈的地震，经历着一次革命，让你感受到变化之剧辨与无情。在这里，“商战”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背后，正反映着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那必然会产生的观念、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与改变。所以，这也是一次新旧之战，是一次经济的本身发展规律同人为束缚的大战。自然，在这场“商战”中，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悲喜、惆怅故事发生，这些作者都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但它毕竟是一种时代转变期的现象3这每一种情绪，都不会是孤立的个人的事，它烙印着时代的印记。因之，也就具备了时代的特点。像《商战在郑州》这样及时捕捉住社会生活脉息的报告文学还是太少。所以，这篇作品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在1993年内，还出现了莫伸的《中国第一路》、陈道阔的《余秋里和中国石油X杨匡满的《一个厂长与五百个大学生）、贾宏图的《大江向洋去》和曾凡华等人报告历史生活的报肯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引人注意，受到好评。但报告文学总的创作情况是不理想的让人有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感觉。报告文学的题材具体单一，让人在整体把握上往往很难进行类型化的比较与分析。要让人们了解报告文学的全貌，就不能不涉及到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我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判断，对1993年的报告文学写出了以上文字，但愿它能给热心于报告文学的读者有所参考。
1993年11月23日
《以人民的名义》作者：卢跃刚，见《当代》1993年第3期。
《山苍苍，水茫茫》作者：梅洁，见《十月”993年第2期。
《父老兄弟》作者：夏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希望工程”纪实》作者：黄传会，见《当代》1993年第1期。《本世纪告别愚昧）作者：剑铭，见《新生界》1993年第2期。（变调的田园牧歌》作者：周百义，见《芙蓉》1993年第3期。
《澳星风险发射）作者：李鸣生，见（当代》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