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自由贸易的传统，没有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也极鲜见大知识分子在疏远权力却又批判权力上居功厥伟，其风范垂之以久远，即使如胡适这样曾被认为是开了中国“自由”、“人权”舆论先河的学界泰斗，也被鲁迅先生评论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所以，从来自由主义土壤贫瘠的中国，偶尔长出了青苗日后身架也显得异常单薄的中国，今天倒活脱脱存在着自由主义话语空间形成的契机。这一结果，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无数死亡和无数血泪堆积而成的历史睿智与历史能量的总释放；
也显示了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中国改革开放所能达到的大气度。
有论者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忽略……
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没有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意义。(刘军宁《北大传统的得与失》)我们得明白自己的先天不足。
可能我们很多的惶恐与迷茫，正来自于对市场经济的判断有误。
想起市场经济，十有八、九，我们就会想起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富者暴富，贫者赤贫，假货、水货，像大疫一样不可扑灭的蔓延开来……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其实，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联想，这联想大概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记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所有媒体的作坊里，都在使用光怪陆离的颜料，这样涂抹着资本主义的脸谱。二是遗传。在数千年以农耕为本、读书为上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所谓做买卖的商人，历来被社会更被文化人视为小枝未流。三是现实。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叫都有。现实总是能寻到某个例子证明，市场经济就是一座野物出没的大林子，这里除了一条“弱肉强食”外，再无其他实行的公理。
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看了经济学家们的文章，总让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文凭也是假货。他们告诉我们，自由、平等、公正、守信……这些人类的神圣精神，都源自于最初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在市场上有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在这经济自由中逐渐获得了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失去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坚持经济自由，就必然让总想使用无限权力的政府，变成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原则，不但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且也贴近后者对于尘世的理想，即如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传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所肯定的，建立在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不仅是最有效率、最为繁荣的社会，而且在道德上也优越于其他社会。
实际上，眼下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混乱，正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回光返照。后者至少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泛政治化，昔日是强调为某条政治路线服务，当下则可能变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劳民伤财一番，自然也吹吹打打一番，结果是人走了，“福”未见莅临，甚至可能留下来的是“孽”，于是新一任将其推翻，又发动新一轮的“造福一方”。
二是等级制，严格的等级制度必然造成不自由、不公正、不诚实、不守信，进而摧毁传统中国在伦理本位上的道德规范。当失去道德规范的国人进入市场经济，势必爆发出计划经济所催化出的全部人性恶……但经济学家们指出，“这种爆发是暂时的，人们在追求个人得益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暂时对自己不利的规则，其实是有利的，于是就会形成道德的自律，这是人文精神存在的前提。”
我不禁想起，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其传统社会里，已逐渐分化出一个工商业精英集团，时人称之为“绅商”的阶层。这里所谓的“绅”，指的或是鼓吹洋务运动或倡导新的生产方式并热心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文人。前者以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江浙一带的郑观应、王韬、徐润、张謇为突出代表。
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揭橥，哪个地方的这类“绅”多，那个地方就能引欧风美雨，激浊扬清，人文宽松，人才腾蔚，工业化与商贸化似烟波浩淼，一泻如注；
哪个地方的这类“绅”少，乃至被逼得亡命天涯，那个地方一定“严防死守”，人在“墙”在，人文禁锢，人才凋蔽，扑进眼帘的，依然是无边单调的阡陌，悠悠的稻浪……
这一差别，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但决定当时各地社会新旧转型的程度与速度，而且，在今天仍表现出所谓现代中国城市中国与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极不平衡。
当时铁下了心来要“严防死守”的文人，没有料到这一步走错了，竟耽误了日后桑梓故园的150余年！
若九泉下有知，如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暮年寓居南昌的胡思敬，便不会如此攻击盛宣怀：“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国闻备乘》)，而只会呼吁，让更多的盛宣怀来赣省“长袖善舞”……
我们不能再做世纪末的胡思敬了，下个世纪中国的面貌将决定于眼下的这一刻，今天的这一步。
一一澄清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判断。更严厉地摒弃那种貌似古朴的道德主义评价，那种貌似反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服膺市场经济，并欣喜于它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将带来的蓬蓬勃勃又意味深长的变化，警惕于它年轻的肌体上却可能窜出来的陈年风湿……
如是，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和实践在一起，和普通民众在一起。
而且，知识分子将像一枚巨大的榫头一样，牢牢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扎进了自己的位置。
在人类迄今所经历过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气时代和电气时代里，每一次生产力新的发射，虽然无不以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为炮座，但这时它们表现为正熵，即它们自己射不出炮弹，大抵得经过炮筒--人的体力劳动的消耗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发射。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犹如火炮时代已变成导弹时代一样，更高速、更威猛的生产力的导弹，无须通过人的体力劳动的消耗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便直接升起在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发射架上。因为由正熵变成了负熵，生产力的发展有了伟大的转折，在西方对此定性各有千秋：“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第三次浪潮”……在我国，早在1988年，也有学者将其阐述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历史前进杠杆的新生产力时代。
十年之后，中国的媒体上频繁地出现一个词--知识经济。
中国人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在美国人的一次晚宴上。1997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应邀参加白宫年会，克林顿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的“知识经济”，给他带来了极大震动，这种感觉，或许像一个来自小镇的画家进了卢浮官，一位中学的音乐教师，首次去听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
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企业，在国民总产值里已达到50%以上。在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堪与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时代里，首要的资源，不再是土地、矿产和资金，而是知识；经济和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使知识阶层更富有生产力，即运用知识去生产更多的知识。有关知识的创造、交流、扩散，将作为一个产业被独立出来，这个产业自身具有生产力，又是其他产业的设计者和操纵者。这个产业注入社会的资本是知识，产出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交流的是无形或抽象的信息、观念、文化符号，得到的是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日愈清晰地呈现出它将是一个网络时代。
在跨越空间、时间的网络上，知识的创造、交流、扩散愈是发达，与此相忤的专制、保守、封闭，愈是被动摇其苟延残喘的墙角。
当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沟通和策划，一步步接近成功，从而表现出在社会的一切劳动者中，知识分子是最有前途、最有力量的劳动者；
那么，在二十世纪中叶，曾经那般羽仪贵胄，安车驷马，动辄舞剑纵兵，以后日渐鸡皮鹤发，面如苍槁，却贼心不死的民粹主义，将只会作为供未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档案，被永远地锁定在电脑里……
其实，今天的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代言”的身分，这正成了寻找新的叙事可能和叙事权利的契机。
在诸种价值多元化起来之后，在熟悉了市场经济进程的全部规律、并对这一进程所出现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种种现象，既能作出道德评价、更能作出历史评价之后，在越来越多的不但有着年轻的面孔、更有着年轻的心灵汇入这支队伍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涵，便得到了改写。
它不再首先标志着这一群人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如教师、工程师、科学家、律师、作家、记者……如果，一个人的全部兴趣始终囿于职业范围之内，他将愧对这个骄傲而又庄严的词汇。
它的重要涵义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科学、民主、自由、公正等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作为社会上的批判性力量存在；
另一方面，又根据这些基本价值，作为社会上的建设性力量存在。
1993年5月13日-1994年9月9日一稿
1998年7月16日-8月31日二稿
2003年12月-2004年2月26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