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饱经忧患的二十世纪，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父亲的理想并不高远，他没有解民族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的宏大气魄与志向，只想做一个大学教授，教书也著作，以其师长、四十年代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的蔡枢衡乡贤为榜样，为从来只有专制气息桎梏的中国庙堂和从来遍布宗法关系、小农经济藤蔓的中国大地，在导引现代法制精神的热风与活水上，做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情。
凭他的学养与操守，看他在解放前的履历，他能够做好一个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可以让他做教授的那些岁月里，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一派长者风范……
于是，我发现打退休后，越是往后来，每日枯坐着乃至像是有点痴呆的父亲，越是触到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性。
我看到了，在父亲临终前泫然一闪的泪光下；
也在这书桌的抽屉里，深深地藏着一个历史隐痛--
1996年上半年，分布在各地的父亲所教过的厦门大学法律系48、39级同学，筹划在这年10月间聚会南昌，为他做80岁(实为79岁)寿辰。均已两鬓霜染的弟子们，一个个古道热肠，如原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何永龄先生所说：“胡老师一生坎坷又丧偶多年，我们也是坎坷一生，能为胡老师祝寿也是一种表达。当今世风不佳，有多少人还记得教过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一代人是永远会记得老师和同学的……”
父亲却执意拒绝。
他又担心有弟子会来找我，然后联手搞一回“突然袭击”，他叫我过去，讲话一板一眼，脸上庄重得好似在起草《圣经》。
中国古人讲人生之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复次有立言。我这个老师，一辈子退而求之，连立言也成了泡影，还有什么资格，去让学生们做寿呢？
1998年8月7日
中午，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食堂用餐。沈阳先生碰到褚赣生，说起他刚看完我的近作《千年沉重》。老褚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指指我的坐处，告诉他：作者就在这里。
餐后，我和沈阳先生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上海办事处工作，同一个院子里办公的东方出版中心出了什么新书，他都能看到。《千年沉重》已经出来一个月了，也在他满布书阵的家里放了一个月。他说这也是缘分，昨晚他在一堆新书里一下就翻出了这本，先注意的是附在书第二部分的《一个中国女人的墓志铭》，这是写我那40岁便离开了人世，至今坟地也找不着了的母亲。随后，他不能不看了第二部分，即《不再是秦兵马俑的脸--给父亲的五封信》。接着，从头一口气看起，整整一个晚上，便压趴在一个名叫胡平的家伙用文字、自然也用思想和情感垒起来的沉重下……像偶然又像必然，我和他各自从茫茫人海里钻了出来，有如两只刚刚从山林里钻出来、硬甲下满是泥土和乱叶的犰狳。不过，从我们两人身上抖落出来的，均是历史的碎片流影。
沈阳先生对我说：你的父亲活着获得改正了，不管他老人家这一生活得窝囊不窝囊，他至少在晚年的事业和生活上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即使父亲与儿女间有过误解，或者你这个做儿子的，对父亲怀有某种内疚，但最终你们与父亲互相理解了。或许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你还没能走进他的心里，可你至少可以拟一幅挽联，以文字砌一个永久的墓碑，并在清明、冬至时节，在他的坟头放一束素菊，烧两柱清香，以寄托后人的不尽哀思……可我呢？我的父亲呢？
现在，问起父亲的往事，已经八十岁的母亲，依然马上闭上眼睛，“你们不要谈他”。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大约她现在也不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沈志锐这样好唱《满江红》的汉子，才有了变幻莫测的1957年，而是因为有了包藏祸心的1957年，才有了他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或者，母亲根本就不能去弄明白，她是因那一年刺激太狠太深而患癫痫的，好容易回到清醒状态中的她，倘若又想起在老北站最后一眼见到的形同囚徒的丈夫，一片浓浓的黑雾，便会像一头能急剧膨胀的魔鬼，一下给她打回到癫狂的状态……父亲曾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唯一痕迹，就是一张照片。
为着母亲，我和妹妹从不祭奠父亲，这张照片被在市郊住的哥哥拿去，并放大后挂在了墙上。除了已成了亡灵的沈陵，因父亲的问题兄妹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了，少年便失学做木匠养家，该娶媳妇了，不上农村找，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哥哥却从不忘祭奠父亲。如此一个忍辱负重、端恭孝义的好人，两年前竟患了食道癌，作了手术，不久前去复查，又转移成淋巴癌。
一天，一个和尚打扮的人由此经过，我嫂子请他为哥哥算了一命，那厮说：他多病多灾，是因为父亲在阴间受苦，要他来赎罪！没有什么文化的嫂子愤怒了，沈家儿女里，他对父亲最存一份心意，何以独挑他去赎罪？坚决要把那张照片取下来，我对嫂子说：你若要取，就给我吧，我不和母亲住一起。我挂起来，我不怕。
我当时太小了，父亲没能给我留下一个成熟的印象。我看了你在《一个中国女人的墓志铭》里写的，母亲死后，你们五个孩子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不提起“妈妈”两字，以至于它对于婚后的你们也成了最陌生、最难说出口的字眼。我也一样，“父亲”或是“爸爸”，也成了我最陌生的字眼。
为此，凡是有关于写父亲，写父子之情的文章或作品，我见到了都会去读。《千年沉重》能抓住我看完，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写右派命运的回忆录，我也会找来看。大体上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存活有我父亲的影子。可以说，你父亲的形象也是我父亲影子的一部分。
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找不到父亲，甚至连他死在哪一天，葬在何处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走近我父亲……沈阳还告诉我，父亲获得平反、改正后，他曾经凭着一股冲动，写了一本原打算只给自己看的书《死的，活的，还疯的》，是从一个儿童的眼光来写的。一家人里，他是还活着者之一。
其实，对于童年时代发生过“反右”、中学时代经历过“文革”、母亲当年便猝然而去、父亲则在前年大归的我来说，我也是一个还活着者。我发现，当我与沈阳先生偶然地在这里相聚时，也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还活着者，大约是“老三届”年纪的人们，除了少数人(其家庭背景，在频繁运动的冲击下没有任何损失，却相反被压延成了一片光闪闪的金箔)，大家坐在一起，当说起父辈和我们自己曾经历过的低贱的“狗崽子”生活时--这一切的叙说并没有成为历史。
或者说，我们已经成了遥望明天并憧憬明天的历史。
1998年8月31日
还记得，从1993年的暮春开笔，到搁笔时，已是1994年的深秋了，经过500多个日夜的冥心苦索，撕裂肚肠，好似一个胎儿终于痛苦而又艰难地走出了母腹。那时，除了秃笔一掷，几声大气长叹，也有几分快慰的感觉，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可言状、几近蚀骨的孤寂……些许的快慰，为着虽不是手握蛇山之珠，但自感言之由衷，言之成理。这是一部描述我们父辈整体命运的书，一部追问二十世纪执中国之牛耳的文化形态的书。前些年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影片《辛德勒名单》，极大地战栗了全球观众的心灵，比起影片所反映的本世纪四十年代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种种同样令人类的理性匪夷所思的东西，离我们的今天并不遥远，因此，这又是一部呼唤未来的中国不再把思想当成罪恶、智慧视如瘟疫、人血贱似胭脂的书。
孤寂，则贯串在窗外俨然一派太平盛世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消解这份孤寂的惟有一份信念。我想，这世界上总是要有人去解读沉重的，唯有认真去解读我们所历经的磨难与迷茫，才能在今日的燧石上，打磨出一份生活着、工作着的共同的信念，即文明是战无不胜的，科学是万古长青的，今天总比昨天好，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再一遍改定此稿，是在今年七、八月间，我所在的江西，还有整个长江中下游，真可谓是水深火热，迢迢苦夏。
今年的夏季，对中国来说，不但是意义非常的，更是惊心动魄的！
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惴惴然地走近书桌，也几乎没有一天不惴惴然地打开电视。诚然，在洪峰泰山压顶一样扑来的时候，我为灾民的忍辱负重、军队的一往无前、五湖四海发自血脉的和衷共济而多次湿润眼睛；但我也屡屡深思，长江今日的滔天之怒里，其实，藏有多少国人有意或无意造下的孽啊……在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堤”上，又何尝没有酿积多时的诸多隐患：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政治伴生的如山困难与如流纠葛，屡见不鲜的吏治腐败与司法腐败，还有初一侥幸地躲在封闭的资本市场掩体内，便希冀十五也能躲过眼下几乎满世界都在弥漫的金融炮火……因此，还有理由说一遍我在《千年沉重》一书里说过的一句老话--在这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其实忧患远大于欢乐。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向五年前在北京、上海等地热情而又认真地接待了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大量人事线索的诸多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与祝福。倘若没有他们，我便不会有对于本书主旨意义的深刻洞悉，而多年来总是蜻蜓点水般写作的我，是不可能铁下心来去面对此书前后长达五年的写作。
暑意渐消时于南昌青山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