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大街上，风一绺一绺地趟过冻得生硬的水泥路面和哗哗作响的窗子，一些卖馄饨的挑子在夜风中敲着孤独的竹筒声，矿灯在风中摇摇晃晃地照亮了一张张枯燥而乏味的脸。下岗的人越来越多，夜晚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打麻将回家的人在馄饨桃子旁流着鼻涕吃一碗馄饨，他们的心里无比温暖。深夜像一个浩瀚无边的海，人们都住在海底睡着了。
六
打麻将有时能凑成清一色的牌，而人却不可能凑成清一色的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赛就是“模仿名人大赛”，因为两个人即使相像到每一根毛孔，但是其思想情感与生活立场也是无法相同的。一种社会时尚固然能成为某一时期人们普遍认同并遵守的行动原则，比如结婚要喝喜酒遗体告别要三鞠躬求人办事要送礼等等，怛也有结婚不办酒席死了人不搞遗体告别宁愿饿死也不愿求人的人，这就是例外。刘立言就是这样的例外。
王根业很清楚今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因为他不打算跟刘立言结成亲家，所以也不想跟他交换意见，他不在女儿面前说刘立言坏，而说刘立言怪。
如今大中专毕业生就像商场里库存积压的老式胶鞋和快要过期的酱油，销路不好市场不旺，今年全县计划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二百八十多人，直到白露为霜的日子里还没分下去，行政事业单位要机构改革，而国有企业没有儿个能发出工资的，小县里个体企业的老板基本上是靠造伪劣产品起家的，学历大都在初中二年级以下，素质不高，他们接收大中专生是用来装点门曲的，而且要求男的能喝酒打架，女的能帮忙攻关陪自己上床，不怎么把大中专生当人待，一般毕业生及家长都不愿子女跳入苦海。这分不掉的二百八十多人中就有县委常委赵溢的儿子赵泯。赵泯毕业于省轻工学院，他想让赵泯进轻工局机关，刘立言说：“我正在考虑局机关如何减员分流呢，实话对你说，此事不好办！”赵溢找到梁为在报告上批了这样几个字，“请刘立言局长酌情办理。”赵溢知道这是可办可不办的批示，就说：“梁县长，能不能重新批一下？”梁为放下笔，有点情绪化了，“老赵呀，你也得为我想一想呀，现在正是机构改革，机关根本不可能进人，我这样批等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已经出格了，你还让不让我活？”赵溢拿着梁县长的批示又耐着性子找刘立言，赵溢语常委是刘立言的上级，但在这件事上刘立言适常委而他成了下级，刘立言看了批示后说：“梁县长要我酌情处理，现在无论是酌情还是酌法都不能解决。”赵溢说：“梁县长讲了，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立言火，“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老百姓的两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家刘冈在化肥了已经一年多没发工资了，他大学本科比你儿子要早五年。”赵溢也满脸恼怒，“事情你可以不办，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等到哪天你当七了我的上级再来这一套。”两人不欢而散，刘立言站在办公桌前脸色刷白。
刘立言以前是黑岭镇的小学老师，喜欢舞文弄墨，发表过不少豆腐块大小的消息和散文。十五年前的镇党委书记孙余勇看中了他，将他调到镇办当秘书，孙余勇能当上县委副书记与刘立言为他所做的文字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官场有这么一句行话，“出经验不出成果照升，出成果不出经验没门！”这就是说经验比成果更重要。成果从何而来，从实践中总结概括，谁来总结概括，这就得靠一支过硬的笔杆子。刘立言是孙余勇的笔杆子，十五年前他为孙余勇所做的《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构想》不仅在省扶贫工作会议上作为经验交流而且还在省报上发表了。不过孙余勇还算得上是一个出成果又出经验的干部，当年黑岭镇人均存款八百四十六元，位居全县第一位，这是做不得假的。王根业到地震局当局长时，刘立言已调到县委办公室三年了，并且在那一年当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已升为县委副书记的孙余勇提名一个副主任是并不困难的，县城的人都认为刘立言是孙余勇的铁杆。刘立言当年在黑岭镇跟定孙余勇应该算是“烧冷灶”，官场有这样的说法，“烧冷灶难，炒热饭容易。”像孙余勇当年所在的偏远山区小镇，前景一般不被看好，此时耗尽柴草烧这一冷灶，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目标，而且烧冷灶前途莫测风险很大，战线拉得太长，没有耐心和毅力是很难做到的，但“冷灶”一旦烧热了，烧冷灶的人就是属于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铁杆了。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走投无路的时候，黄金荣给了他两千块大洋并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了州投奔孙中山，日后蒋飞黄腾达，对黄金荣礼遇有加。黄金荣八十大寿时，蒋亲赴上海登门祝寿并意欲下跪叩拜，被黄金荣执意扶起。此事震惊上海各界，黄金荣风光八面。这就是“烧冷灶”的典范之作。“炒热饭”往往是猛攻炙手可热的当权者，目标明确，实用性强，火候一到，立竿见影，但由于炒热饭的人成群结队，因而投资大，火力要猛，没有雄厚经济实力是很难凑上去炒几铲的。一开始人们都认为刘立言是“烧冷灶”的高手，但时间一长，人们才发现刘立言这个人只能是“干将”而不可能成为“心腹”，“干将”与“心腹”是有区别的，
“干将”是干活的，“心腹”是帮忙出谋划策关键时刻能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孙余勇为当县长跟当时的县委书记关系很僵，刘立言作为县委办的笔杆子照样给书记写材料总结经验，让书记的思想在《党的建设》杂志上头条发表。孙余勇后来调到邻县长峰县当副书记并没有带刘立言走，刘立言也并没有被书记提拔重用。刘立言是那种忠于职守的人也是呆板机械的人，他当了县委办的副主任后，跟同事的关系也淡得很，让他陪客吃饭，要么不去，去了也板着脸，好像他面前的人都是他教书时在课堂上犯7错误的学生。县委办副主任除了写材料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接待，主任不在时，副主任就要全权当家。接待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X作，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首先是说话要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尽管说的话857。以上都是假话但一定要说。比如在酒桌上对兄弟县市路过吃饭的客人都应说：“下次一定要再来，不管公事还是私事，事前先打个电话来，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抽时间再去梦天湖钓上半大鱼。”一般来说，这些话都足一不需要兑现的，因为下次谁来或来不来都不能确定，即使来了你还在不在县委办搞接待也不能确定。这些话也就说说而已，大家听了都很舒服，人都是愿意舒服的。
一次省商业厅来了一位处长，县长书记都出面陪处长吃饭，那位头发比较稀薄的处长在酒桌上反复说他在美国访问时的见闻，言必称“美国吃饭用刀叉是很别扭的。”等到他拿起筷子时又说，“后来我到唐人街吃中餐，用筷子反而不方便了。”然后又说，“美国的厕所里不仅洒了香水，还放了一盆玫瑰花。”酒桌上他一个人神采飞扬地向一桌人大讲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和美闽的色情业，说妓女不像中国的妓女涂脂抹粉，又说美国妓女的房间黾四面都有镜子，很刺激，好像他去尝试过一样。县长书记也不耐烦，但他们还是表现出听得很仔细而乱饶有兴味的样子，在省里处长说美国烧菜不放酱油时，刘立言将筷子往桌子一掼，“你能不能让大家喘口气，你已经说了一千多遍美国了！”一桌人像良家妇女正在绣花时突然遇到了歹徒抢劫似的愣住了。处长张大了嘴，嘴里一块鸭骨头进退两难。此后不久，刘立言就被调到了轻工局当局长，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安排，虽然离开了县委大院，但官提一级，工资增加7二十六块七角。
刘立言脸上的表情很容易让人想起解放前一些凶狠的债主，诸如黄世仁之类。据说他在看小品相声的时候从来不笑，不管你是赵本山还是黄宏潘长江，只有一次他在看赵丽蓉跳霹雳舞时才象征性地抿了一下嘴，算是笑了一次。有人说他七书看多了，有些迂腐，也有人说他故作严肃不可一世。轻工局的口子越来越难过，下属的几个企业三天两头有人到县委县政府大院静坐示威，还打着标语横幅，刘立言急得团团乱转。去年年底电子元件了请各单位负责人参加联谊活动，因为了办主任是王根业的远房表弟，也就请王根业参加了。联谊活动基本程序是先由了长介绍了里一年的生产情况并向兄弟单位的支持表示感谢，然后兄弟单位代表表示祝贺并说是来学习取经的，联谊过程中要抽烟喝茶吃桔子苹果香蕉，最后总是免不了要吃饭喝酒唱歌跳舞送一个礼品袋大家同贺新年新气象提前拜早年之类。那天会议结束后每人手提袋里装了一个价值六十多元的八波段收音机和两盘卡拉。1盒装尤。碟片。刘立言当着众多来宾的面将电子元件了了长李廷旺训得狗血喷头，“你连工资都发不了，还有心思喝酒，赠送礼品，再大的家业也会让你败光。”李廷旺嘻皮笑脸地说：“刘局长，你就是把我枪毙了，今天晚：的酒席也退不掉了，早就订过了。”
刘立言将手提袋礼品扔到李廷旺怀里，“我不要这玩艺，我也不喝你的酒，如果这个月工资不能按时发，你得按时将辞职报告送上来。”刘局长怒气冲冲地走了。王根业看着刘立言的背影说：
“刘局长像三十多岁的人！”李廷旺说：“恐怕他已没有这个机会了，走，我们喝酒去！”酒桌上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大家喝得都很尽兴。刘立言的做法最起码有几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是你不拿礼品别人都拿了，别人都腐败，就你一个人不腐败？二是对困难企业来说，越喝越穷，越穷越要喝，比如说，银行上门催收贷款，客户上门讨债，不给钱但要给面子，给面子除了说好话，那就趄喝上一顿酒交流情感求得理解与同情，有时候，也得要搞点三陪。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局势苟且偷安，搞企业的人都知道，如今必须要“用腐败来维持稳定”，刘立言没当过了长，他不能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合乎“国情”的苦衷。了长李廷旺洒喝多了后，伸氏了通红的脖子，“我他妈的早就不想干了！”
刘立言衣着朴索得有点土气，他喜欢穿球鞋而不喜欢穿皮鞋，一穿皮鞋脚上就起泡，来自于农村的刘立言从小谈不上什么自由，但赤脚是自由的，当了干部后脚却受不了皮鞋的管制和约束。他的毛衣袖口总是拖着一两根断掉的毛线，像从袖口里爬出的一两条误人歧途的蚯蚓。这样的人置身于皮尔卡丹和佐丹奴的时代让人很容易想起灯红酒绿的迪厅里突然很冒失地混进了一个穿长衫马褂拖着长辫子的人并且非常投入地跳起了迪斯科。
这一点王根业与刘立言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穿黑棉袄的地震局局长在他没有觉察的时候，已被纪委立案了。一封署名的群众来信证据确凿地证实了王根业在地震局办公楼基建项目中向建筑方包工头邱卫标索贿五万元现金。
联合调查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县纪委陈遥书记的办公室进行的，参加的有反贪局局长朱向阳及两位经委十部和市报的一位记者冯峰。陈遥说此案案情重大，先从外围人手，待到举报信中反映的事情证实后，再直接与王根业见面并采取强制措施，朱向阳局长说此事除了县委常委和调查组成员知道外，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因为舆论很容易就毁掉一个人，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陈遥对市报记者冯峰说：“冯记者，你虽是梁县长请来的，但在事情没弄清之前，也希望你不要公开报道。”冯峰戴着眼镜，对陈遥的话很不满意，就说：“我们新闻纪律比你们的纪律更加严格，你们走漏消息大不了一个县城范围，而我们报道出来，就是全市全辑全国的影响。”陈遥和朱向阳见冯峰的口气很大，也只好说：“搞我们这一行的，嘴里吐出来的是没有什么好话的。”冯峰一笑，“这正是你们的杀手锏。”大伙点到为止，也就不说了。梁为县长在请记者跟随调查组采访这件事上，纪委是有看法的，认为不护短是应该肯定的，但不应该操之过急，再说这是党内纪律审査，冯峰是不是党员都还不清楚。梁为对他们说：“我们不仅要树刘立言这样的正面典型，也要抓出王根业这样的反面典型，通过记者的新闻舆论监督，以证明我们反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全市有哪个县敢这样做？”
调查组开会的那一天，王根业在地震局全体员工会上说：“办公楼盖好了，人也累垮了，但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窝。楼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地震了，第一座倒塌的楼绝对不能是我们地震局的楼，因此多花了一些钱，我的压力非常大。”他向职工解释说，节约资金，装修从简，稍加粉刷，立即搬进去办公，桌椅一律不换。有人在下面说：“老王，你总不能婊子穿衣裳外表风光里面肮脏吧！”王根业说：“你们谁能弄来钱，我还是愿意豪华装修一下的。”
这天会议刚刚结束，写举报信的张全就被调查组找去谈话了。
当时打电话找张全时，调査组没有说明真相，只是说县工会请他来一下。张全一走进县工会会议室，他先是一愣，很快又镇静下来。陈遥示意他坐下，张全坐到一张年代久远颜色陈旧的木椅上”自己掏出一支烟点燃。
朱向阳局长说：“张全同志，我们都本着对党的事业和对被举报人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张全猛吸一口烟又吐出杂乱无章的烟雾，“我举报信中写的都是实际情况，王根业向邱卫标索要了五万元现金。当初邱卫标只愿给他两万元回扣，王根业说不给五万，十八万工程款一分不付陈遥说：“这件事案情重大，也就是说，如果属实，那就意味着王根业此后的日子要在监狱里度过，”陈遥递过去一杯茶，“来，喝点水，慢慢说。”
张全接过杯子，猛喝了几口，说：“我看他枪毙都够了，建办公楼的钱是我帮他一分一分地跑来的，可他居然撇开我，丧心病狂地索贿受贿。”
陈遥说：“他就是不撇开你，也不能索贿受贿。”
张全说：“是的，是的！”
朱向阳说：“老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不要过于情绪化，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你说是吗？”
张全点了点头，将杯子里剩余的水喝得一干二净。
朱向阳说：“你举报信中说包工头邱卫标自己说了被王根业索贿五万元，是不是他亲口对你说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
又突妹失去回替识姚奉来“你们不要转弯抹角地为王根开脱了，你们要是不查，我就告到省纪委中纪委去，朗朗乾坤，我就不信包公死绝了。”
陈遥向张全摆摆手，示意他坐下来，“陈希同都能查，难道王根业就不能查吗？问题在于要有理有据，我要你以党性担保，如实回答。”
张全坐下来，涨红的脸色渐渐平静，“陈书记，我听你的！”“包工头邱卫标是不是亲口对你说的？”
“不是，他是亲口对杨海说的，杨海负责搞基建，一次喝醉酒时，邱卫标告诉他的，我是听杨海讲的。”
记者冯峰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笔不停地在采访本上记下了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