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误读处，我们来还名著典籍一个“清白”。
《百家姓》只收录了100个姓吗
在一场益智比赛中有一道判断正误的题：《三字经》是三个字一句的读物，《百家姓》收录了100个姓氏，《千字文》由1000个汉字组成。结果参赛的三个小组共15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此题有误。看来，好多人都误以为《百家姓》就只收录了一百个姓。这是对历史常识的误解。
中国历史上有关姓的确切记载始于西周时期，《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共收录了488个姓氏。
《百家姓》中共收录了单姓408个，复姓80个，加起来就是488个，远远超过了100个。并且，《百家姓》中的488个姓氏并没有囊括当时所有的姓氏。比如说，东魏时写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将军斛律金的姓氏“斛律”，还有北魏时代著名农民起义领袖破六韩拔陵的姓氏“破六韩”也没有收录，还有诸如“尔朱”等好多姓氏都未曾收录进《百家姓》。
根据有关专家的不完全统计，见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姓共有6363个，其中单姓3730个，复姓2633个，另有146个三字姓和7个四字姓。
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杜若甫等人根据对1982年全中国内地人口普查资料的随机抽样调查，通过电脑处理，编出一部《新百家姓》，这部《新百家姓》所收姓氏倒真正是100个，使用人数占汉民族总数的87%，分别是：
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肖、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
古今不同，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这100个姓氏占汉民族使用者的一半以上，就想当然地以为古代也是如此。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百家姓》前边有个“百”字，就武断地以为它收录了100个姓氏。
曹雪芹写的书名不叫《红楼梦》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但是，曹雪芹当初写的小说名并不叫《红楼梦》。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他一生爱书石，也爱写石头。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二年，他的曾祖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康熙自幼便有深厚的友谊，康熙五岁受书时，曹寅就是伴读，后曹寅又选授銮仪卫事，侍康熙左右，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曹寅一代是曹家的鼎盛时期，曹寅的两个女儿，都被选作王妃。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可见当时曹家当时之显赫。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共60余年。公元1722年11月，康熙不幸病逝，雍正上台后党同伐异，曹雪芹之父受到牵连，被免职抄家。曹家自抄家后，家道急剧败落。曹雪芹一生正好经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因其祖、父均有较高文字造诣，又使他耳濡目染，养成了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穷困潦倒的生活并未使曹雪芹倒下，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写出了一本可以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这本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稿，他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
只是，这位曹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部传世之作的名字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篡改”，改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
不错，曹雪芹在作品开头的确曾写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但是当时曹雪芹给这本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书定的书名并不叫《红楼梦》。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脂砚斋所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清人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进士，也是曹雪芹著作的最早刻印人之一，他的刻本即以《石头记》为名，并附有一篇《石头记序》专论曹雪芹这部著作的艺术特色，此刻本与当时流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样，都可证明雪芹生前从未以《红楼梦》命名他的书稿。
曹雪芹雕像
《庄子·逍遥游》宣扬“绝对自由”吗
庄子的《逍遥游》是大气磅礴、构思奇妙的千古佳作，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被打上“绝对自由”和“虚无主义”的标签。
其实，这都是未读懂《逍遥游》，是对它的曲解。
首先，《逍遥游》运用想象、寓言和传说，反复论证了“小”和“大”的区别。
庄子
你看：在北海有一条身躯大得“不知其几千里”叫做“鲲”的鱼，化作脊背“不知有几千里”叫做“鹏”的鸟，奋起高飞，翅膀大得就像天上的云，在九万里高空飞翔，一飞就是六个月。游气、尘埃、小生物，都是被风吹着在空气中游荡的呀！天穹苍茫，高远无极，都被展翅高飞的大鹏一览无余。”
这是何等的磅礴，何等的豪迈！而逍遥正蕴涵在这种磅礴、豪迈的气势之中。
水积不厚无力载负大船，风积不厚无力托负大翼。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真理。同样，大鹏之所以高飞九万里，毫无阻挡地飞往南海，那是借助了下面托负它的巨大风力啊！
树林间的蝉和斑鸠，却自鸣得意地讥笑大鹏：何苦高飞九万里，还要飞到南海呢？
《逍遥游》着重阐述的“小智”和“大智”、“小寿”和“大寿”的区别。这种充满辩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绝对”？
“‘朝菌’不知道有早晚，夏蝉不知道有春秋。这就是‘小寿’。而‘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一秋，‘大椿树’则以八千年为一春一秋，这才是‘大寿’。然而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却以大寿闻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不是很可悲吗？”
“小”和“大”本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各有各的逍遥。要是己小却不理解“大”，甚至加以讥笑的话，那就是“小智”，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的悲哀。
文章向人们昭示和倡导的是“大智”，“无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是突破世俗的权、势、功、名、利、禄、物、我、生、死等的束缚，顺应自然，使精神达到无记挂、无阻碍的“逍遥自在”，乃至“无己”，即“物我两忘”的境界。
庄子所说的“无待”，并非人们一直指责的不讲条件或脱离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而是顺应自然规律，把握六气变化之道，以遨游于宇宙的逍遥自在！
《逍遥游》向我们昭示的思想境界是：崇尚“大智”，崇尚像大鹏那样的雄健体魄、磅礴气度，尤其是顺应自然规律，凭借厚积的风力扶摇直上九万里，直飞南海天池的气概。能像大鹏那样展翅高飞，就可逍遥自在。大鹏之游就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
这种无拘无束的逍遥自在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既没有宣扬不讲条件的“绝对自由”，也没有宣扬“虚无主义”！如果这算绝对主义的话，那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否是绝对主义、虚无主义？
“中庸思想”不等于“折中思想”
一提起中庸思想，许多人便会认为中庸就是折中思想，是油滑世故无原则，是蒙蔽人们思想的病根，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是酱泡软化中国人血性并导致近代中国差点亡国的罪魁祸首。
对于中庸这个概念，许多人只是从其字面上加以理解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和取其正中等”。这样理解，其实是对中庸的曲解，比较表面化、简单化，未能掌握其真谛。中庸之道并不是算术概念中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它常因人、因事而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譬如吃饭，每个人的饭量不同，饭量大的吃三碗比较合适，饭量小的两碗比较适合，在这里不能绝对取其平均数，将两碗半敲定为人最合适的饭量；同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饭量也迥然不同。所谓的中庸不能简单地划定为某个中间数字或愈趋向中央愈好，中庸之道应该是取其最合理、最合适的部位。
中庸思想的内涵实质是要求我们认识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对任何事物都持谨慎与理智的态度，不盲从、不躁动，适可而止。儒家的中庸首先是指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孔子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就是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之所以用“中”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可见，“中”是内外贯通的。一方面，“中”是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如人性、本心等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恰到好处地修身处世做事，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以，“中庸思想”不是“折中思想”，中庸思想其实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它强调的是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
孟子没有主张“性善”论
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论，大多数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实际上这是对孟子思想的错误认识。
孟子
孟子所处的时代，人性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出现了立论各异的学说。据《孟子·告子下》载，当时已有“性有善有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之后还有荀子的“性恶论”，商鞅和韩非的人性“好利恶害”等观点。这些人性学说基本上都是以人的“食色”等自然生理属性来定义人性的。唯有孟子的人性论独树一帜：他对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只是“性”，后者才是“人性”。
孟子是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界定“性”与“人性”的。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包括“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认为，凡是人，都有这“四心”，没有这“四心”的就不能算作是人。可见，“四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亦即人性的具体内容。
人除了具有与动物不同的“四心”之外，还有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他并不把这些看做人的本质属性，因而也不认为它属于“人性”，只称之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他所说的“性”显然就是人的生理欲求，即人跟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道德属性，集中表现为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仁义礼智等善德。为显示这两者的不同，孟子在称“人性”时，通常总是在“性”之前加上“君子”、“其”等限定语，以免与表明人的“食色”等生理欲求的“性”相混淆，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孟子对人的“人性”与“性”，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味满足人的“性”(自然属性)而不进行道德教化，人就会变得跟禽兽相差无几，“性”是陷人于不仁不义的罪恶之源。因此，一提到“性”和“欲”，他就告诫人们要“忍”、要“寡”；而一谈起“人性”或“四心”时，则视为“善端”并赞美备至，极力主张要“养”、要“存”、要“扩充”。由此可见，“性”和“人性”在孟子心目中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人性善”而非“性善”。对于表明人的自然欲求的“性”，在他看来不仅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性恶”了。孟子从“人性”为善端，“性”为恶源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出扩充善端、抑制恶源的道德修养原则。
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并不是“性善”论，而是“性恶”论和“人性善”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主张愚民
在《论语·秦伯》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字义，这句名言大意是：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在很多人看来，这句话主张的就是愚民政治，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浑浑噩噩的顺民，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很多的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
但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主张过愚民，这只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读”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就很容易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那是好事情，应该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没有掌握的话，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
孔子讲学图
由此可见，孔子的这句话并没有愚民的意思。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他并没有赞成过愚民政策。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让很多平民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提倡“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理念，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并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主张的是不断学习探索未知的东西，“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样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和继承人，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主张民贵君轻的人提出愚民主张的话绝对会自相矛盾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因此，当我们在看待一句话的时候，一定要把那句话放在全文，放在作者的思想体系里，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就把一句经典好话给误解了，否定了。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是女性的贞节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