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两人的作品几乎同时完成。第一位画家自豪地将他的画作摊开来，只见长长的画轴上，一片碧绿动人的湖水无尽地延伸开来，湖面不见一丝波澜，岸边的垂柳，婆娑摇曳的倩影，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湖水当中，又似乎留有无尽的低回之意，整个湖畔的画面看来，当真只有一个“静”字得以形容。
第二位画家由衷地夸赞了几句，缓缓地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
那是一道雨后山中的雄伟瀑布，湍急的水流猛烈地冲向陡峭的山石，颇有万马奔腾的架势；令观看者的耳中，依稀可以听到瀑布不断地传来的隆隆声。
在气势壮阔的瀑布半腰处，有着一处突兀横生的枯枝，正随着水波的冲击，不断地晃动着。而在摇曳不停的枯枝树梢，凌空悬着一个简陋的鸟巢，鸟巢当中正有一双幼小的雏鸟，安详地闭着双眼，沉沉地睡着。对于瀑布巨雷般的声响，雏鸟仿若不觉。
第一位画家呆呆地看着这幅画。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方似大梦初醒一般，轻轻地摇着头，口中讷讷地道：“我只能描绘情景，你却能诠释出情境，的确是你高明得多了。”
所谓“静”，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远是不沉寂的。人生亦是如此，静与闲也不同，许多闲人不一定能领会静中趣味，而能领略静中趣味的人，也不一定得闲。一颗安静的心才能承载梦想，浮躁的人是难以体会到成功意境的，若要抓住成功之手，就一定要克服急躁的习惯。
领导干部要努力做一个沉静类型的领导，沉静类型的领导非常清楚，无论自己权势多大，领导个人的意愿、理想和能力也都只能是决定事态发展的若干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他们倾向于用一种非常实际的、着眼于当下的、稳妥低调的、注重团队的方式去迎接各种挑战。其通常采取的基本策略是：静心观察、争取时间、把握时机、变通规则、投石审势、精明出手、巧妙妥协，以克制与谦逊且执着的态度去小心驾驭并实施着基本策略。
如今的社会瞬息万变，人们行事的动机花样繁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许多情势下都必须要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遇择其轻”中去艰难取舍、在复杂错综的矛盾中困难地去作出抉择。由此，领导干部需要沉稳谨慎，凭着耐心、智慧、耐性、毅力、理性去超越困境并奔向目标。
不踩底线，操守是为官大智慧
操，指品德，品行；守，本义是官吏的职责，后指遵守，奉行。操守，简而言之，就是平素的品行。操守是一种道德要求，过去用来指女人的贞操，现在更多用来指人的精神层面的道德要求，常常被看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新唐书·裴度传》中就有“神观迈爽，操守坚正”的说法。古代官员是很注意操守的，林则徐说：“观操守，在利害时。”古代多有贤明之士，正是在个人利害攸关之际，表现出“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的高尚情操。
操守是心理和行为都善于自律，以正义、正直、正派为自己的精神旗帜和行为导向。反之，见利忘义，见物生欲，见色思淫，见上多媚，见下常欺，是无操守的常见表现。马克思曾说：“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道德。”人平时的行为、品德就是操守。曾国藩说：“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包拯有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气节操守如何培养，应秉持做人做官良知，常修“七慎”(慎始、慎微、慎欲、慎好、慎权、慎独、慎终)之德，常炼“四自”(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之道。一定不能走邪线、不能踩底线、不能触红线。
讲操守还要注意小节。唐小说集《玉泉子》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吕元膺在任东都洛阳留守时，有个门客常陪他下棋。有一次，两人正在对局，突然来了公文，吕元膺只好一边下棋，一边批阅公文，门客便趁机偷偷更换了一枚棋子。结果，门客胜了吕元膺。说来也巧，偏偏门客这个小动作让吕元膺看到了。本来，吕元膺赏识他的才气，准备留他在身边供职，这样一来，吕元膺改变了想法，第二天便客客气气地对那个门客说：我这儿难免会耽误先生的前程，还是另谋高就吧！
更换一枚棋子，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值得计较。但吕元膺却从这个小动作中发现了对方缺乏诚信。众所周知，不诚信是一种恶德，世间的无数不幸和灾祸的根源，无不是由恶德所滋生、引发的。小节其实不小，小节暴露出来的是人性的善恶，小节可见品行，小节能显精神。
生而为人，不能没有操守。从某种意义上说，操守是作为个体的人被社会和群体认同，并得以自由生存和共处的基本前提。自古以来，对官员的气节操守就有诸多论述。《礼记》上有：“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这种气节，这种操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养成，它需要培养！
2007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无疑是吹响了重建社会操守的号角。为官者更当身先士卒，勤政爱民，不负百姓之厚望，钟天地之正气，树官员之楷模，传民族之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大潮的涌起，党内有极少数干部，有的甚至是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在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经不起考验纷纷落马了。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腐败分子，大多数都出身贫寒，是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走上领导岗位的。上任伊始，他们都有一番抱负，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少有腐败行为。从清廉到腐败大多都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而导致这个过程发生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环境及周边风气的影响和行贿者的拉拢腐蚀，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约束不严，没有坚守住操守的最后防线。当成为巨贪被绳之以法时，再“回首沧桑梦，醒时懊悔人”，已为时晚矣。
官大权大，真理也要“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权力是属于政治范畴，而真理是属于认识论的范畴。真理不是来源于权力，而是来源于实践。
官越大，权力越大，认识事物就会越全面、越正确，就越能较多地反映真理和维护真理、发展真理，就会为人民办好事情；矛盾的一面是权力有时与真理完全背离，甚至发生尖锐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官越大，权力越大，对人民的危害也就越大。所以，有时权力与真理不是成正比例的，甚至会出现官越大真理越少的现象。苏联的赫鲁晓夫在一次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时，就曾对讽刺他不懂艺术的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说过这样的话：“我当矿工时不懂，我做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个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难道我还不懂？”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官做大了，就开始飘飘然了，以为官越大，就所有的真理全在手中。有些领导干部官升了就脾气长。过去不显山不露水时，见人三分笑，和蔼可亲。一旦挂个什么长，那感觉一个美，立马气粗了，腰板直了，肚子挺了，派头有了，眼里也不大能瞧见人了。颐指气使，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他就是“土皇上”。有些领导干部官升就自以为学问大了，一当上领导，好像立马换了一个人，成了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无所不知的“全才”。
1964年9月30日，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写信，严肃地批评了江苏一些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要求他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听听群众呼声，指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中这样写道：“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官员是权力的载体，权力容易使人膨胀，使人骄妄。由于权力者掌握着公权，是形式上的公共利益代理者，时间一长，他们很容易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2008年10月29日晚，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晚餐喝酒后，上厕所找不到路，要求正在酒楼玩耍的女孩带路。在进入洗手间时，林嘉祥强行将女孩拉人洗手间，并掐她的脖子，女孩挣脱后告知父母。在遭到女孩父母质问时，林嘉祥态度极其恶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许宗衡-样高，和市委书记刘玉浦是山东老乡。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事后，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负责同志曾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天津李宝金案是巡视组在与他进行个人谈话时发现的线索。李宝金跟巡视组谈话，吹嘘自己在天津怎么能干，最后说：“你们来天津想办什么事儿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儿我都可以办。”李宝金“办事果断”，在天津“没有办不成的事”，就是这种霸气、权势、骄横形象，引起了巡视组怀疑，从而进一步发现了李宝金犯案的重要线索。巡视组曾问过跟李宝金熟悉的老板，老板说李宝金当然“能办”，“你不给他办，他办你”。在霸气的掩护下，李宝金极尽贪钱之能事。
周恩来指出：“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邓小平也指出：在一些单位，有些领导人“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制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了个人的工具”。邓小平认为：“不彻底消除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官位、职位像一把魔椅，总在制造幻觉。心理上有些自卑感的人，一坐上去就感觉聪明了许多，能干了许多，人缘也好了，威望似乎也长了不少。于是，独断专行、颐指气使，感觉特好。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为官越大真理越少的领导干部指明了改正的方向。
在小事上注意，在小节上检点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在小事上不注意，小节上不检点，久而久之就会出大格，甚至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一些领导干部在走上违纪违法道路时，大多存有“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第一次面对不义之财时都是忐忑不安的，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经不住诱惑，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为由自我宽慰；初次染指尝到“甜头”后，发现一切太平，又以“已有先例，没啥可怕”为由为自己壮胆，结果“胃口”越来越大，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纵观一些领导干部的蜕变史，虽然职务各有高低、年龄差别较大、学历层次不等，走向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并非一开始就是“狮子大张口”，而往往是没有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从接受吃吃喝喝、贪图蝇头小利开始，逐渐私欲膨胀，得寸进尺，发展到大肆收受贿赂，最终大节不保，堕入了犯罪的深渊。
赵士春，男，1951年3月生，沈阳市国税局原局长。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他悔恨地说：
“我曾经有过令人羡慕的过去。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荣誉，但是随着地位的提高，手中权力的增大，我逐渐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自我约束，价值观念开始倾斜，最终陷入犯罪的泥潭。”
“我不是法盲。我的堕落始于没有过好金钱关、人情关，最终成为金钱、人情的俘虏。”
“我为一些有事相求之人办了一些事情，事成之后难免有些答谢。后来我能办到的不再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安排工作、职务升迁，这些难题只要不出大格我都会‘帮忙’，我和这些人的交往也就逐渐变厚，其实真正变厚的是礼金。利用职务‘帮助’他人再接受对方的答谢，成为我走向犯罪的第一步。我的权力被加进了无原则的情感，对‘帮忙’后的‘回报’贪婪攫取，使我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不能自拔。”
“我当上局长后，权力的监督形同虚设，小事说了算，大事不研究，我混淆了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混淆人们对我权力的青睐和对我人格的看中，以为自己能办事，是群众信赖我、支持我，朋友之间的往来‘过一点’也没事，最后被‘感情投资’‘套牢’--收了人家的礼，花了人家的钱，自然什么忙都得帮，我得到的是充满铜臭的情感，给出的是腐败变质的权力。有人遇到难题，我用权力为其沟通联络：有人犯了错误，我为其说情开脱；有人犯了法，我也利用权力，尽量使‘大事化小’……”
“1996年，一位年轻干部在春节期间给我送来2000元钱，说是拜年，我实在推托不过，收下了。正是这2000元钱没有拒绝，我同该干部的‘感情’在不断加深。到我被捕前，他几乎每年都要给我拜年，前后共送了l万余元，我也再没有了开始往兜里揣钱时的忐忑不安。后来以各种各样‘得体’理由来给我送钱的人越来越多，一次生病住院，我收受20万元；一次出国，我收受近万元的美金……从忐忑不安地收下人家的烟酒，到心安理得地揣入腰包万元美金，是人的罪恶积累。开始是收单位同事的钱，后来是收企业纳税人的钱，以权谋私的雷池就这样轻松越过，也一步步陷入泥潭。我的罪恶一直持续到被查处前的最后一刻。如果我再干三五年，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我恐怕是要掉脑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