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的缺席
一声枪响，令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汉国朗诵诗的时候，泪水奔涌而出，尤其是当他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节处，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已经定格。他的头甩出黑发的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人们像醒了过来，报以哗哗哗的鼓掌。
看着他的身体造型，我像看着一尊佛罗伦萨的大理石雕塑，只能从他垂发的剧烈抖动，才发现他还是个活人，才知道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听众走上前去，把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效率。一位戏剧界的委员当场愿意捐款。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干部，上前握住汉国的手，说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说的这些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英魂……老人说到这里已面色惨白，目光发直，偏偏欲倒。随着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大喊救心丸，大喊痒气袋，大家七手八脚把老人扶到沙发里躺下。
我看见汉国发出一声惊叫，扑到沙发前，背脊在老干部脑前一起一伏，直到医生带着担架赶来。
这天晚上，一个大学的学生会请几位社会名人演讲，把汉国也请去了。前来聆听演讲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型卷发在白炽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再次不期而遇撞入我的视野——我是来会一位教师朋友的。面对黑压压的青年学子，他再一次说到了烈士，再一次朗诵著名诗人相赠的长诗，再一次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的鸦雀无声。稍稍令我惊讶的是，当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节处，他还是节奏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定格。他的头照例甩出黑发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我是应该鼻子发酸的，事实上也差不多要酸了，但我发现台上古典雕塑的失声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欲酸又止，反有一丝惊愕。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正是他后来在公众面前一次次雷同的激情失声，使我觉得他的一切所为都有点设计感。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个耸耸肩的动作，似乎都出自台后的排练。报上发表了罗汉民少年烈士当年的日记，让我读出了汉国却没读出汉民的口气，怎么读也有太多的虚构感。报上又发表汉国回忆英雄弟弟的文章，让我总觉得有些离奇不实，比方他说弟弟曾经为抢救农民的山林，差点被山火烧死——有过这种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到我的哥哥：他是否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他说台湾某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
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你同太太拌嘴了？”
“没有呵。”
“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担心报酬太低？”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报酬甚微，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说台湾方面虽然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呵。
“汉国兄，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我哥这一段太忙，何况陈谷子烂芝麻的，有什么好说的？说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炫耀之嫌？”
他没有听出我的话中有话，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他把每一个举动的时间预估精确，而且说到做到。
直到最终放弃说服，他也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美国和欧洲，可能圆了他的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出现在一本朋友寄来的英文杂志，是一张背靠沧桑老墙的满脸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苦难和非凡忍受，完全是一个受难的东方耶稣，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他的采访。应该说，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该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某些人心窝子里说，往某些人最想听的方面说。比方他现在是面对西方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改写：弟弟是一个叫“人民党”的地下组织的领袖（“共产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及时摘除）；有millions（数百万）中国人因这一案件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在数字后面随便加几个零）；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不懂中国当代历史）……最后，他还自称该组织领导人之一，当年虎口脱险，曾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一次不过是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
接下来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很多家庭妇女大动悲情的情节。比如他说到《圣经》——他举起手中一本《圣经》，放在嘴边吻了一下，称那是弟弟的唯一遗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枕着它，以表对弟弟的怀念。
他在哪个货摊上买来这个小道具？——我读到这里时真想笑。
记者的采访还在继续：关于肖寿青，关于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汉民当年在银行门前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相当于希特勒当年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那家银行在警察指令下设计了这一事件，然后嫁祸于我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也痛恨当年的警察，但警察竟然狡猾到这种程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找到汉国，查证一下他说话的依据。不过眼下他是大红人和大忙人，找他实在太难了。电话打到他的公司，对方说他已经调往出版局。电话再打到出版局，还是一次次扑空。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首长去看望老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什么事由，就说罗副局长今天不接电话，她只能代为转达。
他还算念旧情，听女秘书汇报以后，把电话打了回来，问我有何贵干。
“我看了英国记者对你的采访……”我听到他的沉默，“关于银行门前打劫那件事闻所未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银行？”
“就是你说的呵。”
他又有一段沉默，接着在电话里发出大笑：“老弟呵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也相信？他们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吗？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找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和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很多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怎么能这样搞呢？太不像话了么。只是我最近工作太忙，没顾得上这件事。”
他把电话挂了。
我无话可说。他做什么都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让我最终说不出什么，也让其他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也许，他眼下正冲着镜子做鬼脸，吻一下自己的英俊形象，憋不住自己的得意微笑吧？
十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方强多次邀我去他家玩，但我每次进他家那张门，都发现他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
有一次我没有预约闯上门去，看他有没有不打牌的时候。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我说，他马上就回来，要我一定等他。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直到出门时才看见他的满头大汗。走什么走？他抓住我不放，还让我看看他手里的一瓶好酒。知道我确实要去车站接客人，他才无可奈何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还得回厂里去，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他当然是重返牌桌，连家门也无暇跨进了。
疤队长倒是从不打麻将也从不摸扑克，还能在同学聚会时陪陪我。但他现在更不怎么说话了，总是笼着袖子，给这个添添水，给那个倒倒烟灰缸，有时还去厨房里帮着洗菜或破鱼，忙得一声不响的。他脸黑多皱，过早地戴上一顶呢帽，像他爹当年模样的翻版。只有一次，不知是谁说起了马克思主义，他一时兴起竟打开话匣子，直说得面红耳赤两眼翻白，像要投入什么争论。他居然大谈辩证唯物主义，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鸟人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
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多少响应和拥护，便把深奥理论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喘上一口气，又一脚踏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理论。
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只有某位老同学的胖公子。“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对他的教导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