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说，洛阳地区的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也看到一个队正在酝酿分组）。即采取自找对象、自由结合的办法，把生产队分成若干个组，每组四十至四十五人，按每户六七人计，约六至八户为一组。然后将生产资料，即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有的社队还把生产队的库存粮也按组分光了。他们说，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听说有个地方还召开了推行“包产到组”现场会，会后县社催得很紧，责令快分，说这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到的一个大队和十几个生产队，除个别队顶着不愿分外，其余都已经分开了。
干部和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
他们知道我是在甘肃“省上”工作的，推想可能我会清楚，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不是党中央的“新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搞了没有，河南省是不是各处都这样搞了？等等。
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或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中央不会发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我看农村干部、群众很关心这事，有意想听听他们的看法。我问了两个大队干部（一个支部副书记、一个支委），两个生产队干部（一个队长、一个保管员）和不同出身的社员。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二十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
他们表示很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这样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
两位生产队干部担心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以后，生产队将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调配不好做，现金、实物也不好分配，还可能带来混乱。他们说：“这个组产量是五百，那个组是四百，这个组工值是一元，那个组是五角，拉平分配肯定通不过，各分各的岂不是以组为核算单位了吗？用这个办法来调动积极性，我们看不中啊！”贫下中农社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分田到组，怎么能搞机械化、现代化？”一位六十来岁的富裕中农说：“这样搞也许能行，就是拖拉机可使不上了。”“拖拉机也包给个人。一台四○拖拉机，一年向队里上缴五千块钱，包给个人跑去了，还能使上吗？”
我认为：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像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有点像一级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地搞大队核算，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甘肃省档案局张浩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
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当前，我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春耕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要在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前提下，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把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适时地、高质量地完成春耕生产的各项任务。
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这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种劳动计酬方法，可以使干部、社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但是，这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至于在劳动计酬上采取哪种方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一经在中央媒体刊登和广播，立即在甘肃农村引起轩然大波，各级干部和群众感到震惊和不解。省委和《甘肃日报》很快收到各地干部群众的来信。他们有的批评写信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成心不让农民吃饱肚子；有的准备上访，讨个说法；有的则提心吊胆怕受到批判，挨整。总之，一时间，全省农村人心惶惶。
3月1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发表了从积压的来稿中选出的《“四定一奖”人勤粮增》的稿子，肯定了酒泉县两山大队实行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划分作业组，实行“四定一奖”（定劳力、定土地、定产量、定报酬，实行奖惩）的做法。
紧接着，《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省内主要报刊按照省委和宋平的指示，发表了大量宣传报道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文章、消息和评论，“倒春寒”的影响在甘肃逐渐得以消除。
3月31日，《甘肃日报》转载了安徽省农委两位读者的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和《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
来信说：“《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刊登的张浩同志的来信和‘编者按’，在我们这里造成了混乱。已经搞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有的人看到报纸好像找到了新论据，把联系产量说得一无是处……从安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评定奖惩的责任制，效果很好：一是可以防止定额管理中出现的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顾千分，不顾千斤的倾向，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农活质量；二是职责明确，便于检查、验收、考核劳动成果，实行奖惩，做到多劳多得；三是能够使社员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结合，从而更加关心集体生产，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本报三月十五日发表张浩同志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的做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11月21日，《甘肃日报》发表了《王魁包山当年增产》的报道。报道中说：庆阳县城关镇王沟门生产队在推行作业组时，把离村60里的66亩山地包给了社员王魁，取得了增产增收的好效果。王沟门生产队的600亩土地，分布在一座塬峁、两个沙滩、九座山坡上。
1962年，生产队为了便于生产，把住在这里的3户社员组成“包山组”，耕种着90多亩地，庄稼务得好，产量年年增。可是到了1964年，批判“三自一包”时，把这个“包山组”批掉了。这里的地从此年年歉收，有20亩还荒芜了。推行作业组后，王魁成为“包山户”，原来最高不过120斤的亩产量当年达到205斤，总产达14160斤，比定产超3007斤。王魁还搞了复种和增种，收荞麦1500斤、糜子2000斤，三样加起来共超产6507斤。按原定超产奖励办法，王魁家可得奖励粮3900多斤。这年他们一家挣劳动日1700多个，人均可分配口粮560多斤。同时，王魁一家养牲畜和副业收入500多元，往年连肚子都吃不饱的王魁一家，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
这篇报道第一次将当时人们不敢提的“包”字，赫然出现在党报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边远山区的群众看了这篇报道后，纷纷要求搞“包山户”。甘肃的“包产到户”已势不可当。
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和魄力来扣压新华社的电讯稿——张浩来信呢？一是因为情况明，我才胆子大；二是我对农民有感情，出于对农民利益的考虑，才甘冒这个风险。对一个报纸的编辑来说，但凡涉及一些大事，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要有主见，一张没有主见的报纸是没有出息的报纸。
今天的农村和农民生活比起当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农村出现的新的问题，依然需要不断去努力解决。我以一个农家出身的老记者、老编辑的名义，衷心祝愿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尘封百年的安维峻信札
我有个朋友，深知我热爱甘肃文化历史，最近将他珍藏的安维峻信札赠送给我。这封信，纵22厘米，横13厘米，红色，八行，是当时文人学士常用的薛涛笺。此信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收藏者当不止一二人，但品相完好，没有残缺。由此可见，凡是接触到这封信的人，对它都非常珍惜！今天，我把它公之于世，供爱好者共享之。
安维峻，以“陇上铁汉”著称于世，是我们甘肃人民的骄傲，堪称鲁迅赞誉的中国脊梁。他是秦安人，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生于公元1854年，卒于1925年，享年72岁。清光绪元年（1875年），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批准，陕甘分闱，在兰州首次举办乡试，安维峻才学出众，考取第一名。光绪六年（1880年），在北京考取二甲进士，入翰林院，先任庶吉士，后任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转入都察院，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他以谏官的身份，在14个月的任期内，接连上疏63封，其中涉及中日战争的就有四十多封。他在《谏垣存稿》一书的自序中说：“窃计忝厕谏垣一十四月，每具一疏，致斋三日或七日，思以愚诚感动上心。军兴以来，除言兵外，他事不复及。凡所举劾，一秉大公。
得失高下，事后颇多验者。当军情吃紧时，每缮折，辄痛哭不能已已。又尝连数昼夜不寐，亦自不觉其苦。及朝议主和，既力争之。旋有言此事势难中止者，闻之感愤填膺，痛不可忍。维时因管理街道，将往验修造事，车亦驾矣，乃麾差役散去，随取案头片纸草奏，迨缮真，夜已二鼓矣。即呼正阳门入，趋上之。意以命拼一疏，倘可上回天听，虽死无恨。”从这段自序中可以看出，面对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形势，安维峻是何等急切！何等悲愤！爱国之情何等浓烈！在安维峻的奏折中，以《请诛李鸿章疏》最为著名。这封奏折，是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写的。在这封奏折中，安维峻讲：“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良恨，欲食李鸿章之肉。”“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面对如此权高势重的人物，安维峻敢于挺身而出，痛斥其误国卖国行径，建议杀掉，以维护国家主权，平息天下人的愤怒。
在《请诛李鸿章疏》中，安维峻还将斗争矛头直指慈禧太后。他讲：“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民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迂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慈禧太后专权，阴险，毒辣，至高无上，视权力为生命。你要她完全放权，不干预朝政，无异与虎谋皮。可是，安维峻不怕杀头，敢于站出来挑战。
就是这样，在同一封奏折内，安维峻既痛斥李鸿章误国卖国，又指责慈禧太后迂事牵制，那结果呢？他被撤职，发配到张家口，在军台（即今日之军邮）效力赎罪。按说，他是要被杀头的，但为什么没有？据李鸿章侄女婿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五日记载：“新吾（即李鸿章的侄儿李经畲）言：安晓峰事，天子实为援手。盖上见其奏大惊，急召见大臣，拟旨毕，始并其奏呈太后览。太后怒曰：‘即此足了事耶？毋乃已轻？’恭邸（即恭亲王奕訢，当时任军机大臣）跪奏曰：‘本朝开国三百年，从未杀谏臣，乞太后原之。’太后意始为稍解。”就这样，在光绪、恭亲王的庇护下，安维峻被免除了杀身之祸。
安维峻在张家口呆了五年，释放回家，教书育人，并到兰州主纂《甘肃新通志》。宣统二年（1910年），重新起用，任内阁侍读和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第二年，辞职回家，著书立说，直至逝世。
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其目的就在于交代清楚这封信的历史背景。
这封信的释文是：
华卿先生大人阁下：
维峻抗疏力阻和议，为当世秦桧所倾陷，谪戍军台，挈眷住张家口，无所苦。京师士大夫无论知与不知，皆以诗宠维峻行，并集资数千金。维峻择而受之，尚不负初心。此行非皇上意，且非皇太后本心，但被秦桧辈激怒之，皇上不得已而出此。要知和议非上意，有牵制者。维峻区区血诚，皇上亦鉴之也。兹有家书一函，务望先生专人送交舍下，万勿驿递。并代慰家君不必介意。手此，敬请道安！
乡后学安维峻顿首
嘉平十三日倚装泐
从这封信的时间看，是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写的。嘉平，就是农历腊月。这时候，安维峻已经受到处分，行李也已经整理好，正准备前往张家口。从信的内容看，和当时的情况完全一致。如：光绪是不主张议和的；处罚安维峻，光绪是不得已而为之；安维峻受处罚后，朝野上下，无不敬佩、同情、支持。《清史稿？安维峻传》讲：“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赠以赆。”收信者何人，我没有查清。从信看，此人当在北京，有一定地位，是甘肃、陕西人，因为安维峻自称“乡后学”也。
这封信，我已装裱成卷，并写了题序。最后写道：“此信书于上疏后十一日，距今已百余年矣。虽片纸只字，却极为珍贵，当属近代文献之列。予拜读之余，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不能已已。特装裱成卷，恭请当代诸贤题跋，俾传之后世，不致湮没，予则心安矣！”
左宗棠的一副名联
假若你到兰州碑林去参观，在主体建筑草圣阁北门，会看到左宗棠写的一副楹联，悬挂在两边门柱上。
这副楹联是七言联：
万山不隔中秋月；
千年复见黄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