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出之前》到《日落之前》
章国锋
他像一块岩石屹立在那里，任凭变幻不定的文学潮流从他身边匆匆流过。有人称他为自然主义戏剧家，也有人说他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有人把他归入新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行列，或者甚至说他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所有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又片面，难以概括他的全部创作。
在他长达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近六十部戏剧、十几部小说，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诗歌，其数量之丰在文学史上甚为罕见，但作品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有的被誉为德国戏剧的“杰作”和“经典”，有些则未能引起任何反响，甚至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
他虽然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并获得过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几十种文学奖，但也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论，遭到过许多人的非难与攻击。
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用他的笔表现着时代的矛盾和冲突，揭露着社会的弊病与问题，并试图在一个非人的时代维护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可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政权的性质，开始时却往往暧昧不清。
然而，没有人能够否定他对德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所作的巨大贡献。
盖哈特·豪普特曼，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人物。
一
豪普特曼1862年生于上萨尔茨布隆一个旅店老板家庭，青年时代当过农场学徒，学过雕塑，在大学攻读过哲学和历史。然而，对这一切他似乎都没有才能和兴趣，因此不得不半途而废。他所真正向往的是当一名作家，把他丰富的想象和内心体验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早在1880年以前，这个内向而敏感的青年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过诗歌、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但都未取得成功。直到188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道口看守员蒂尔》公开发表，他当一名作家的梦想才如愿以偿。此后，他又写过不少小说和诗歌，但均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他的第一部戏剧《日出之前》才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声誉。
《日出之前》是在海克尔的遗传生物学以及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易卜生和左拉的影响下创作的，因而自然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作者称它为“社会剧”，旨在探索环境和遗传因素对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戏剧通过社会改革家洛特同海伦娜——一个因酗酒和乱伦而遭人唾弃的破落富农的女儿——的爱情悲剧，揭露了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批判了小市民的自私和狭隘，展现了一幅病态、没落的社会画面。《日出之前》作为德国舞台上演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以崭新的题材和艺、术手法有力地冲击了古典主义戏剧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打破了传统的审美习惯，因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1889年该剧在柏林莱辛剧院的“自由舞台”首次公演时，出现了德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场面。一些保守的观众大声喧哗，吹口哨，谩骂，使演出数次中断，演出后，许多评论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日出之前》是一出“下流的戏”，“宣扬了犯罪、疾病和堕落”，指责豪普特曼为“文学无政府主义者”“罪犯的代言人”“下等酒馆的卖唱者”“本世纪最不道德的剧作家”等等。但与此同时，此剧却受到许多不满现状、主张革新德国戏剧的评论家和观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著名作家冯塔纳在一封信中赞扬它“真实地描写了生活”，是一出“了不起的剧”，“写出了易卜生想写而未能写出的东西”。另一位批评家巴金斯基则认为，《日出之前》是“德国戏剧史上的转折点”，是“自歌德、席勒以来最成功的戏剧”。
应当说，这部戏剧引起的激烈争论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德国戏剧舞台完全被古典主义的戏剧所统治，剧院上演的剧目几乎都以“高贵”人物——王公大臣、英雄美人、富有的权势者——为主人公，表现的题材远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且风格浮华，矫揉造作。对于长期处于沉闷、保守状态的德国戏剧来说，《日出之前》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
如果说，《日出之前》以崭新的题材和风格震动了观众和批评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通过《和平节》(1890)和《孤独的人》(1891)的上演，自然主义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及其表现手法已逐渐为德国观众所适应，豪普特曼也得到了戏剧界的承认。1892年《织工们》的首演便证明了这一点。
《织工们》是以发生在德国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创作的。1844年6月4日至6日，西里西亚地区彼得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等村庄的纺织工人，不堪包买商和工厂主的残酷盘剥举行了起义。他们捣毁了工厂主的住宅、厂房和机器，焚毁了票据和账簿，与地方军队展开战斗，牺牲十一人，重伤二十四人，但仍坚持斗争。最后普鲁士当局调来大批军队，起义才被镇压。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兰茨·梅林认为，这次起义是德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面较量，表明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844年的这次织工起义曾激起过不少诗人的创作灵感，如著名诗人海涅便写过脍炙人口的诗集《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豪普特曼创作这部戏剧，无疑有他个人的原因。他的祖父早年曾当过织工，还在童年时代，豪普特曼就多次听他父亲讲述过祖父的经历和织工们的悲惨生活，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这个剧本的开头这样写道：“……像剧中那些在织机旁辛勤操劳的人一样，祖父年轻时也是个穷织工。我的剧本正是脱胎于关于祖父的那些故事。无论它富有生命力还是陈腐不堪，它终归是‘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可怜的人’所能奉献的最好的东西。”1888年，豪普特曼在瑞士漫游时，曾在苏黎世访问过一些织工家庭，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贫困处境有进一步了解，并产生了创作《织工们》的念头。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又阅读了有关这次起义的书籍和资料，如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棉纺业的兴衰》和威廉·沃尔夫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贫困》等。
《织工们》虽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但作者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使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区别于过去的任何一部历史剧。
首先，此剧人物众多，总共超过四十个，但是没有一位传统、戏剧中的主人公。以往的戏剧，如歌德的《哀格蒙特》、席勒的《威廉·退尔》等，在描写人民起义或反抗斗争时，总是以某一个英雄人物为核心和主人公。而在《织工们》中，作者虽然对一些人物形象作了重点的艺术刻画，但并未突出个人的作用，而是把他们作为织工集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因此应当说，这部戏剧的主人公是一个集体，即织工的集体。
其次，在这部戏剧里，织工的战斗歌曲《血腥的审判》像一条红线贯穿全剧，起到作品主题的作用。这首歌既揭露了工厂主对织工的残酷压榨，描写了织工们的贫困，也表达了他们对资本家穷奢极侈的生活的强烈愤怒以及奋起反抗的决心。还在剧的开头（第一幕），工厂主德赖西格便威胁工人们不许在晚间到他家门口去唱这首“下流的歌曲”。第二幕，退伍士兵耶格尔已经将这首歌的歌词教给许多织工，对织工们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这首歌所讲的道理“像圣经一样正确”。第三幕，织工们唱着这首歌与军队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而在最后一幕，织工们的歌声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四百人的大合唱”鼓舞着起义者向前来镇压的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此外，此剧以极其细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真实地再现了西里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织工们的生活状况，剧中人物的语言全部是西里西亚方言，给人以真实、自然的感觉。
《织工们》上演后受到观众和批评界的高度赞扬，但也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慌。1892年，柏林警察当局宣布禁止这部“煽动阶级仇恨”的戏继续上演。然而，一纸禁令并不能阻止《织工们》的广泛流传。1894年，由于此剧相继在英、法等国上演，当局不得不取消对它的禁令。从此，《织工们》成为德国许多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
1893年春，豪普特曼的新作《海狸皮大衣》问世。这部戏剧一反他以往剧作的题材与风格，以讽刺喜剧的形式写成。这部豪普特曼称之为“窃贼喜剧”的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条围绕沃尔夫大娘展开，写她运用自己的机警和智慧相继窃走为富不仁的财主克吕格尔的大量木柴和一件值钱的海狸皮大衣，并巧妙地骗过警察、密探，使事情不了了之；另一条线写刚愎自用而又愚蠢无能的警察局长韦尔哈恩如何小题大做，诬陷持社会民主党观点的作家弗莱舍尔。前一条线带有浓厚的喜剧幽默色彩，后一条线则充满辛辣的讽刺。这出戏与莱辛的《明娜·封·巴恩海姆》、克莱斯特的《破瓮记》一起，被戏剧史家称为“德国的三大喜剧”，在德国长演不衰。
然而，《海狸皮大衣》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并未取得成功，以致剧院经理不得不取消此后的演出。一些剧评家认为，《海狸皮大衣》是一部结构不完整的作品，缺少一个惩恶扬善的结尾，剧中的“窃贼”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受到谴责，这与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相符的。过了几年，豪普特曼的创作意图才渐渐被人理解。1897年，此剧重新在德国和奥地利一些大剧院上演，引起了强烈反响，上座率迅速提高。到1902年，德意志剧院已连续演出一百场。此后，它又三次被改编成电影。《海狸皮大衣》终于成为豪普特曼最受欢迎、演出场次最多的戏剧之一。
在传统喜剧，如莫里哀的《悭吝人》和《伪君子》、克莱斯特的《破瓮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坏人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惩罚，这使得作品往往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豪普特曼的《海狸皮大衣》却与此不同，剧中的“窃贼”沃尔夫大娘并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受作者同情的人物。他赋予这个形象勤劳、能干、机智、幽默等品质，并通过她的口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你只要有钱，能坐上马车，就不会有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即使是抢了穷人的，也没人来过问！”在这出戏里，偷窃是沃尔夫大娘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向社会的不公正抗议并进行报复的手段，因为那个社会是一个“强盗和骗子横行的场所”，“人要活下去，就要变聪明点”。应当说，她对十九世纪末威廉皇帝时代的德国社会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沃尔夫大娘被德国戏剧界称为“德国戏剧中最有性格、最富特色的人物”，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形象，是毫不奇怪的。
二
豪普特曼的前期作品尽管引起了激烈争论，招致了严厉的批评，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他在戏剧界的声誉，而且使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德国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然而，豪普特曼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此后的十年里，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思想上，他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首先，在家庭生活中，他与妻子玛丽·蒂内曼的关系日益恶化。虽然他一再努力试图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但最终不得不在1904年与她彻底决裂。此外，德国九十年代的现实也使他深感忧虑。在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推动下统一起来的德国，此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残酷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下层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豪普特曼对此十分不满，但又深感无能为力。一方面，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消极遁世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占了上风；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家，他又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去表现时代的问题，揭露社会的弊端。这种矛盾心情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反映得极其明显。
1893年，随着《小汉娜升天记》问世，豪普特曼的戏剧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这一变化一方面有他个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在欧洲兴起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对他的影响。对于这种变化，人们反应不一。一些人指责他“抛弃了进步立场”，“陷入了消极的神秘主义”，另一些人则表示欢迎，认为他“终于认识到自然主义的有害倾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从这一年到1906年，他连续写了好几部充满童话和幻想色彩的戏剧，如《小汉娜升天记》(1893)、《沉钟》(1896)、《可怜的海因里希》(1902)、《碧芭在跳舞》(1906)等。这些作品或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或根据童话改编。剧评家大多认为，豪普特曼的这些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新浪漫主义倾向。
《小汉娜升天记》的副标题是“梦幻剧”，描写生活在堕落和穷困环境中的小女孩汉娜·马特恩不堪忍受虐待和生活的折磨而投水自尽，在幻觉中仿佛升入天堂，受到天父、圣母和天使们亲切接待和爱抚而幸福地死去的故事。这部戏剧用诗体写成，首演后公众的褒贬不一。剧评家恩斯特·巴尔拉赫称它为“最纯粹、最奇妙、最真诚的德国诗歌”；著名作家福伊希特万格认为，“自德国宫廷抒情诗沉寂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热爱儿童、满怀激情、阳光般温暖、钟声般清澈的诗句”。然而，此剧却同时遭到另一些知名人物的严厉批评。梅林指责这出戏是“向剥削和压迫阶级谄媚的虚伪的神秘主义”，冯塔纳和弗赖塔克也认为它是一部“令人沮丧的拙劣作品”。在他们看来，此剧十分明显地流露出作者逃避现实、沉溺于基督教遁世思想的消极倾向。
《沉钟》与《小汉娜升天记》不同，1896年底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上演后立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德国童话剧”在一个月之内为剧院带来了六万马克的收入，后来又被译成法、英等文字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上演，同样取得了“童话般成功”，并多次被改编成歌剧。
《沉钟》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铸钟匠海因利希为乡村教堂铸造了一口声音洪亮的大钟，但在运往教堂的途中不幸滚下山坡，沉入深深的湖底。海因利希也因此受伤而濒临死亡。美丽的水妖劳滕德莱救了他，并重新赋予他青春和力量。恢复了勇气和信心的海因利希爱上了水妖并重新开始工作，打算铸造一个更大、更神奇的杰作，胜过世界上所有的钟。然而，此时乡村牧师却带领村民们找到海因利希，指责他被妖魔迷住了眼睛，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和职责。海因利希执迷不悟，拒绝回到村里。海因利希的妻子玛格达因此而投水自尽，手碰到水底的沉钟。沉钟发出洪亮的响声，使海因利希突然醒悟。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凡人，无法摆脱尘世的羁绊，完全献身于艺术。最后，他回到村里，在渴望和忧愁中郁闷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