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可是有备而来，马上拿出杨庶堪、宋大章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直接提到了张景惠的秘书长宋文林。面对尴尬，张作霖脑子里飞快运转。猛然意识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股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于是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就立即说： “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但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直系有来往，还与日本人有些秘密勾当！可能是他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
张作霖听了大怒：“他妈的，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一定要办了这小子。”然后张作霖再三叮嘱宁武，以后来往一定要小心，免得惹出麻烦。
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倒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
奉系与孙中山的合作已经是呼之欲出，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并联手对付直系，但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差点当了俘虏，迫不得已，他只好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的叛乱。所以直奉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根本没有能力援助张作霖，他自己都顾不过来了，而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用武力收拾他们！”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 “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不过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孙中山是有顾虑的，他联合张作霖并非是出于政治目标一致，只不过想利用张作霖达到他驱逐直系的目的，将来如果成功，下一个目标他要对付的肯定是张作霖，到时候他怕自己难堪。
虽然没有答应张作霖的邀请，但孙中山还是向张作霖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那就是向张作霖借钱。
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的朋友，才是真朋友。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后来孙中山就多次派汪精卫、孙科等人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而奉系派出与孙中山接洽的人则是姜登选。这个姜登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就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跟着老上级一起去了，后来又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对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经过双方频繁密切的往来沟通，奉系和孙中山逐渐达成一致，主要协定就是针对直系作战的两套方案，一是军事上的，二是政治上的。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
说到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张作霖就显得莫衷一是了。说实在的，他还真没怎么仔细想过。之所以要与孙中山联合对付直系，很大原因就是他看不惯吴佩孚的嚣张跋扈，再后来则是他败在了老吴的手下，这个仇始终让他耿耿于怀。也难怪，自从张作霖从奉天崛起以来，他还真没怎么吃过亏，尤其是这么大的亏，更是难以想象，这让好面子的张作霖始终无法释怀，下定决心要将吴佩孚拉下马来。所以关于这一点，张作霖也就含糊其辞地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是当务之急嘛！”
张作霖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始终是支持他的。就算孙中山被陈炯明逼得跑到上海的时候，张作霖也没有落井下石，反而雪中送炭，给孙中山送去了几十万，让他得以东山再起，消灭陈炯明，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而孙中山对他是抱着感激的心态的。双方合作倒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
而反直三角同盟的另一方段祺瑞又是怎么回事呢？按说段祺瑞现在已经算是过去式了，自从直皖一战，皖系就已经完全出局，段祺瑞本人也下野避走天津，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了？
其实自从皖系倒台以来，段祺瑞表面上下野了，但他并没有停止自己倒直的工作，反而一直在暗中蛰伏待机，并时有动作。他知道，要对付直系，自己的实力是不够的，只有联合东北的张作霖，才有获胜的希望。而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36镇中的第27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有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1920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
住在天津租界的他，秘密派遣徐树铮进入福建，准备联络福建督军李厚基，再次举起反直的大旗。因为李厚基本来就是皖系人马，是段祺瑞之前的学生与部下。但是在政坛上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的，李厚基一直在岸边观风，一见到直系势力大涨，为了自保，投入了直系阵营。
李厚基本人是指望不上了，段祺瑞又想出一计，准备赶走他，让福建重新回到皖系手中。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他也想好了，就是李厚基的属下，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这个王永泉曾经是老段的部下，与他关系一直不错。为了这一计划，徐树铮紧急联络了孙中山。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平定陈炯明叛乱，部队集结于江西瑞金。但因为直奉战争已经结束，奉系失败，革命军孤立无援，实力上难以和吴佩孚抗衡，因而部队停留在江西没有再前进。得知徐树铮的计划后，孙中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可以趁机将自己的部队从江西调出来，转移到福建休整，避开吴佩孚的锋芒。
于是计划妥当后，王永泉突然发动兵变，率兵包围了李厚基的督军府。突遭变故的李厚基慌了神，趁黑夜逃跑，福建就这样落到了王永泉手里。王永泉成为福建总抚，并兼任建国军总司令，而让国民党人林森当了省长。一位小小的旅长，一夜之间成为响当当的一省之首、军队总司令。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然而，徐树铮机关算尽，却没料到军阀王永泉得到了福建，大权在握，开始看不惯徐树铮在自己眼皮底下另搞一套，于是他通过种种手段，最终胁迫徐树铮两手空空地离开了福建返回上海租界。
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粤皖奉三派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很快就取得了共识，并秘密结成了三角同盟。
冯玉祥是双保险
张作霖成功地建立了三角同盟，但他知道，光凭这样还是不能确保获得胜利。要想有十足的把握，最好能在直系内部寻找到突破口。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张作霖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直系内部谁有可能倒戈呢？在将直系重要将领的名单一个个筛选后，他最终将目光放到了一个人身上，他知道，只要说动这个人，直奉战争的胜利就是板上钉钉的了。此人就是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882年生，1913年任陆军第7师步兵14旅旅长。1921年任第1l师师长，同年升任陕西督军，次年5月又改任河南督军，10月调任陆军检阅使。1923年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11月授将军府扬武上将军。
冯玉祥出身贫寒，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生活，他15岁就参军入伍，开始了戎马生涯的传奇一生。因为早年的艰辛经历，冯玉祥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极为不满，尤其是对达官显贵欺压百姓更是不能容忍，对军阀们连年征战、老百姓苦难深重更是刻骨铭心。
冯玉祥是有一定的改造国家的理想的，他从小就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由于他的种种行为与那些旧军阀们的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他在直系军队中显得比较异类，常常遭到同僚的嫉恨！这中间就包括吴佩孚。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听说张作霖在东北依靠日本人的撑腰，气焰熏天，非常痛恨，所以在直奉战争中格外卖力。吴佩孚虽然不喜欢他，但毕竟他在直系中还是一员重要战将，考虑到后方稳定的需要，吴佩孚安排他作为后援，率兵对付河南督军赵倜。
战争爆发时，河南督军赵倜认为有机可趁，就乘直系后方空虚之机，命他的弟弟赵杰率军从正面攻打郑州，而从背后包抄的则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冯玉祥果断迎敌，在郑州一线摆开战场，一场较量下来，赵倜的军队失败，赵倜本人只身逃往上海去了。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鲍德全因为和曹锟、吴佩孚关系比较铁，在自己兵败后居然没有逃走，反而跑到了省城，成了当地维持治安的总负责人。
由于鲍德全的参战，冯玉祥的部队也有不小的损失，为此他恨死了鲍德全。当冯玉祥获胜后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没想到的情景出现了，这个鲍德全竟然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
冯玉祥一见到他，怒火上冲。心想你跟赵倜一起帮助张作霖，我的部队有不少军官和士兵都死在你手里，你居然还敢来迎接我，简直是不知死活。冯玉祥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
吴佩孚本来知道冯玉祥和鲍德全嫌隙很深，却没有撤鲍德全的职，一是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二是为了用鲍德全牵制冯玉祥。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就把他杀了。听说了消息后，吴佩孚亲自打电话质问冯玉祥为什么不听命令，冯玉祥根本不承认见过鲍德全，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他失败后逃到了哪里我不知道，说不定已经死在乱军中了。”吴佩孚对桀骜不驯的冯玉祥意见越来越大。
在以后，因为种种利益冲突，冯玉祥与吴佩孚两人之间的裂痕在一天天扩大，更是为冯玉祥的最终倒戈埋下了伏笔。
因为冯玉祥作战有功，吴佩孚不得不任命他为河南督军，但在他还没有正式上任前，关于督军署的办事机构人员，吴佩孚就给他开了一纸名单，上列的全是与吴有关系的故旧私亲，推荐他们到督军署担任要职。几十个职位全都是吴佩孚的人，只有秘书长一职让冯玉祥自己安排。冯玉祥大怒： “这么弄，我这个督军还用干吗？”一怒之下，他对吴佩孚推荐的人全部拒绝，一个不留，这当然让自负的吴佩孚更为生气。
后来在当上河南督军后，吴佩孚又命令冯玉祥在河南给他筹措80万元款项作为军费，还说以后每个月固定上缴20万元，冯玉祥更加不满，他直接拒绝了吴佩孚的命令，并且口气强硬地说： “我没有这么高的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办，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
由于冯玉祥在筹款的问题上不买账，加上他的驻扎地在开封，而吴佩孚本人住在洛阳，两地距离太近，让吴佩孚始终不放心他。当然，更主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将冯玉祥当自己人。像这种不尊重领导的人，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得到信任和重用，吴佩孚不是圣人，当然也逃不开这个规律。因此，吴佩孚就把他任命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调往北京南苑驻扎。1922年10月31日颁布任命令，三天之内，冯玉祥就率队调动完毕。冯玉祥在河南督军的位置上只待了半年，就丢了地盘。而且吴佩孚为了安抚冯玉祥，好让他乖乖离开河南，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20万元，作为他们的饷银。但当队伍调动完毕后，吴佩孚就把他的话扔到一边去了。
冯玉祥知道，吴佩孚此次将他调职，其用意就是要置他于绝境，让他们即使不饿死，自己也会瓦解。但是冯玉祥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不会坐以待毙。利用驻扎南苑的时间，他抓紧整顿队伍，每天高难度练兵，将自己的部队打造成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张作霖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主动派人联系冯玉祥。第一次，张作霖派出了司令部参谋处科长傅兴沛，与冯玉祥的秘书长刘骥以私人身份往来，试探双方的立场。冯玉祥并没有过多表示，只是嘱咐傅兴沛不要在北京久待，因为北京耳目太多。
虽然冯玉祥没有明确表态，但为人机敏的张作霖从冯玉祥的态度中已经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副官马炳南，与冯玉祥的交际处长张树声秘密接触。
之所以派他们两人联系，主要因为他们俩原来就是老战友。冯玉祥在20镇任步兵连长时，张树声任骑兵连长，马炳南任团书记官，他们早就相识。而且，冯玉祥和马炳南又都是基督徒，关系更进一步。
开始时，两人之间的来往主要是私人关系，但张树声有意无意地向马炳南透露，冯玉祥对自己的处境极为郁闷，想要有所改变却又没有机会。得知这一重大消息，马炳南立即赶回奉天，把他与张树声密谈的情况汇报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很高兴，立即派马炳南返回北京，与冯玉祥暗中联系。
然而，马炳南的身份天下皆知，他不能公开去见冯玉祥，否则～旦被吴佩孚知道，他们俩也就大祸临头了。就在马炳南苦于找不到什么理由的时候，恰好冯玉祥要举行婚礼。这下好了，马炳南就以公开的身份，代表张学良前去祝贺。在结婚典礼进行完毕，嘉宾们都散去后，张树声带领马炳南单独见了冯玉祥。
马炳南借机把张氏父子愿与冯玉祥合作的口信说了出来。冯玉祥听后，亲切地笑着说： “你不容易啊，在两方之间来往，你就多费心吧！”
听话听音，虽然冯玉祥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答应合作，但那是政治人物的习惯，说话留三分。深深了解官场的马炳南岂有不懂的道理，回到奉天就报告了张作霖。此后，双方开始了日渐紧密的往来。
有人会问了，冯玉祥不是一直很讨厌张作霖吗，怎么会和张作霖合作呢？其实这是不了解政治，政治家为达成目的可以用种种手段的，绝不会仅仅凭借自己的喜好行事。冯玉祥想要在吴佩孚的紧逼下突围，必须要借助外来力量。而且，促使冯玉祥决定与张作霖合作的，其实主要还不是马炳南等人的功劳，而是另有其人。
这个另有其人，指的就是孙中山。
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扎在汉口时，孙中山就曾派他的秘书徐谦到汉口看望他，表示希望双方能加强合作，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当时的孙中山，在中国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其威望盖过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而冯玉祥不过是个小小的师长，孙中山这么一位大人物居然能看重他，这种知遇之恩本身就让冯玉祥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