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在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中，初次分配改革固然是改革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二次分配不重要或可以暂缓推进。实际上，二次分配改革也是重要的，因为目前中国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上一节谈到，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初次分配不足由二次分配来弥补”，即初次分配出现了贫富收入上的差距，通过二次分配，这一缺陷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弥补，使贫富收入差距得以缩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却存在“二次分配的结果反而扩大了初次分配的差距”之类的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同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化有关。而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化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两类户籍制度直接联结在一起。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两类户籍制度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正是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化的根源。
比如说，多年以来，城乡的医疗保障是不一样的。城市中的职工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工身份的职工则享受合作医疗。
又如，多年以来，城乡劳动者的退休待遇也有差别。城市中的职工退休后有退休金可领，而农民工身份的职工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再如，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文化经费、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经费、医疗卫生经费等，按城市人均经费和农村人均经费比较，农村总是低于城市。
上述情况直到不久前才有所调整，但差距仍是存在的。这样，对于城乡居民来说，二次分配的城乡配置是不平等的，初次分配在城乡劳动者之间已经形成的差距，通过二次分配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要进行二次分配的改革，首先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人口多，而且农村户口的比重至今仍在60%以上，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总额有限，只可能分期逐渐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但大方向是明确的，二次分配改革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大体上可以细分为以下部分，即生、老、病、死、残、教育、失业、住房等内容。
(1)生。这是指从妇女怀孕开始，就应当得到社会的关切，定期到指定的医院、卫生院、保健站接受检查，然后到分娩，再到母亲和婴儿健康出院，以及出院后对母亲和婴儿健康检查等。生育和护理的费用，有些应由社会保障经费中支出，有些则由家庭支付，但贫困家庭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直至完全免费。妇女生育的假期仍应有工资。在西方国家中，有些国家还给丈夫一定时间的照顾假，工资照发。
(2)老。这是指有正式工作的人到一定年龄退休以后，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提前退休以后，应有退休金可领。而且退休金的金额应依据物价上涨情况有相应提高。对于孤寡老人愿意住进敬老院的，听其自愿。在各级政府依据自身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可以修建适合老人居住的敬老院，鼓励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修建敬老院。对贫困家庭的老人进敬老院，可以优惠，直到免费。
(3)病。这是指对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提供保障，既包括有病的可以就近到医院、卫生院看病，也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到农村巡回医治病人，或为农村居民定期体检。城乡居民应享受同等的医疗费用的报销。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也应有相同的医疗补助，使患者及时得到治疗。
(4)死。按照西方发达市场国家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对于因不同原因去世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国家在殡葬方面的津贴和补助。对于因公殉职的人，还规定了抚恤金制度，以示对去世者的尊重和怀念，以及对家属的慰问。在这方面，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应当是平等的。
(5)残。有先天残疾的，也有后天残疾的，包括车祸、地震、疾病、服药、摔跤、运动、工伤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残疾。对于残疾者的社会保障，要根据残疾程度、残疾原因、家庭经济状况等分别处理。总的说来，对于儿童，要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对于成人，要为他们就业创造条件；对于老人，应有专门的机构进行安置。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应当有一定的津贴、补助。在这方面，城乡居民的待遇应当平等。
(6)教育。教育方面的社会保障的内容较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学前教育、义务阶段、高中以上学历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总的原则是城乡居民一律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应当免费，职业技术教育也应免费。其他教育，对于家庭穷困的学生，给予补助，或给予奖学金、助学金。
(7)失业。这是指政府有责任指导、帮助失业者就业。在失业达到一定时间后，可以给予失业津贴，以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平。此外，政府应当对就业进行指导，帮助求职人员得到有关就业的各种信息。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应当遍布于各个城镇。此外，对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应协助他们毕业前或毕业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8)住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保障中，住房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这是指政府有责任为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处，不能使他们无房可住，以致流落街头，或像工业化、城市化初期那样成为棚户区、贫民窟的住户。在一些国家，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房分为两类，一类是廉租房，一类是平价房。廉租房就是低收入家庭向政府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可以按低廉的租金租到政府建的住房，面积虽然不大，但可以安身，租金是低廉的。平价房，面积也不大，可以安身，售价也比较低廉，而且可以分期付款。有了廉租房可租，有了平价房可购买，城市的住房保障制度就建立起来，棚户区和贫民窟之类的简陋住处被认为是违章建筑，逐渐被清除。在现阶段的中国，在城镇中可以逐渐推行这种城镇的住房保障制度，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符合租赁廉租房或购买平价房条件的，可以申请租赁或购买，身份歧视应取消。
以上这些都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内容。量力而行但方向明确，稳步推进是应当遵守的原则。
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过程中要注意到福利刚性的存在
福利是有刚性的。福利刚性是指：任何一种福利措施，一旦实行了，就不易取消；一旦确定了福利标准，就不易降低；这就是所谓“实行容易取消难”、“提高容易降低难”。
举一个例子。西欧某国家多年来实行自来水不收费的公共福利政策，居民对此十分满意。但自来水不收费的做法，一是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因为居民产生了“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被浪费的淡水越来越多；二是政府不堪重负，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也因此越来越严重。该国政府本想取消这项“自来水免费供应”的福利政策，消息一透露，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认为这项福利不应当就这样白白地消失了。于是政府陷入困境，只好作罢。政府解释说：如果要改为自来水收费，那就必须每个家庭都要装水表，居民们明确表示免费自来水的福利不能取消，所以拒绝在家中自费装水表；如果由政府出钱为全国居民家庭装水表，则需要一大笔开支，而财政预算中没有这项经费，于是截至2012年4月（此时我正在该国考察），政府免费提供各户自来水的福利政策依然未改。
可见，在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时，一定要统筹安排，认真规划，逐步推进，量力而行；否则，福利刚性的存在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而财政支出的激增同样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大包袱。
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推行的结果，还反映出一种消极的现象，即福利标准不断提高，会使人们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是，为了提高福利标准，包括扩大福利政策的内容和实施范围，必然导致税收增加，因为政府福利措施的经费来自财政，增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不得不面临增税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利后果，如富人宁愿迁移到其他税负较低的国家去。二是，过高和过多的福利会使一些人不愿工作，不愿拼搏，而宁愿困在家中，靠失业救济金等维持生活。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渐渐消失了。在澳大利亚就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其中有些人是偷渡进入澳大利亚的，他们到了澳大利亚后，靠各种救济金、津贴费度日。当地的华人说，在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中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找一份工作不如多生两个小孩”，意思是说，多生一个小孩，就可以领到一笔按月发放的津贴费，津贴费与就业得到的工资的一半相差无几，多生两个小孩，家庭生活费基本上就够了。
这种情况更加说明了福利政策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值得深思。
三、二次分配中的税收调节手段
在二次分配的改革中，一定要根据现阶段中国的实际状况，加强和完善对税收调节手段的运用。这里包括四项重要的税收调节手段：一是个人所得税，二是房产税，三是高档消费税，四是遗产税和赠与税。简要地说，要推进二次分配改革，除了加速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以外，加强和完善对上述四种税收调节手段的运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人所得税
要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必要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进行调整。
首先，要以综合计算的个人各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然后再依据累进制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做的好处是真正实现公平征税，而不至于漏计、少计个人应税收入。
其次，在个人应税收入的计算时，要以家庭抚养人数合计来扣除免征个人所得税部分，如果家庭中有丧失劳动力的、久病未愈的成员、婴儿和幼儿以及其他长期抚养的亲属，应当把赡养费用、医疗费用从个人应税收入中扣除。这才符合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原则。
再次，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如何确定，累进计税时的起征税率和级差税率如何确定，应当根据实际状况再研究确定。总的精神是：既有利于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又不至于挫伤人们工作、创业、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二）房产税
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特点，房产税的开征有必要从第二套住房开始。这是因为，第一套住房的来源差异很大，其中，有祖传的住房，有原来由企事业单位按级别、工龄等条件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职工的住房，也有新购的商品房或二手房。对第一套住房征收房产税，会引起住户的争议，而且房屋的估价和税率的确定都有困难，所以谨慎为好，最好不予征收。
征收房产税从第二套住房开始，也有可能遇到问题。比如说，第一套住房本来面积不大，而家庭人口多，这样计算，也许第一套住房和第二套住房加在一起，其面积也不够人均应当征税的住房面积。假定第二套住房一律要征收房产税，第一套住房面积小、家庭人口又多的住户，肯定不满意，而且会提出异议。因此，第二套住房是否必须缴纳房产税，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实，在现阶段中国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住房的投机行为，即有些从事住房投机的买家，趁房价还不算太高的情况下，花钱购房、囤房，以便抬高房租或进行转卖牟利。征收房产税，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打击以囤房牟利、倒卖住房为目的的投机商，从而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如果把实行房产税的目的放在抑制居民购买自用房屋，以抑制居民的刚性购房需求的话，那将有违于开征房产税的真正目的。不如把房产政策转到另外两项措施之上：一是转而采取有助于压低房价的税收调节，二是采用房产交易税，不限制居民自用房的需求，转而限制转卖房屋的活动。
具体地说，打击投机和炒房囤房的税收调节措施是：先抑制哄抬土地价格的行为，采用土地明码标价的做法，对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住房进行公开招标，房地产商各自按照统一的建房技术标准投标。在符合建房统一技术标准和土地已明码标价的前提下，哪一家房地产公司报价最低就中标，该块土地的房产开发权就归于该房地产公司。未能按时交工的，重罚；不符合统一的建房技术标准的，重罚。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竞标时把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而一再出现所谓“地王”的现象。这种做法类似于重大建设工程公开招标采购设备，采购方公布统一的设备技术标准和交货时间，供货方标明价格。谁标价最低，谁就中标。如果质量不合格，重罚；如果延误交工日期，也重罚。
采用房产交易税的调节措施是：任何买主在购到新房以后，如果在较短时间内转售出去，将课以很重的房屋交易税。比如说，购房后第一年内出售给他人，房屋交易税率最高，以后每隔一年出售，房产交易税率降低一些，直到第六年起，才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就是使囤房者、炒房者无法从囤房、炒房活动中牟利的税收调节措施。
（三）高档消费税
高档消费税作为二次分配的税收调节手段之一，至少有三个目的：
第一，从事高档消费的消费者，除了公务员动用公款消费的以外，不外乎还有两种人：一种是企业高管，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职务消费，认为这是企业公关活动支出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因此，开征高档消费税，既有助于遏制公务高档消费，又有助于遏制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甚至可以减少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对于高收入家庭成员征收的高档消费税，虽然有可能起到导致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不过这个功能是相当有限的。但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让从事高档消费的高收入家庭多交纳些税款，为国家多做些贡献。
第二，开征高档消费税之后，特别是开征高档餐饮消费税之后，可以扼制食品的浪费，达到节约资源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推广崇尚节约的社会风气，阻滞奢侈之风的蔓延。
还有两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澄清。这两个问题前面都已提及，这里再做些补充说明。
(1)什么是奢侈性消费（包括高档娱乐消费、高档饮宴消费、高档奢侈品消费等），涉及人们观念改变问题。因此，如果要开征高档消费税的话，那就首先要界定究竟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奢侈性消费，否则就会引起国内广大消费者的不满，并会挫伤他们扩大消费的积极性。
(2)是不是需要降低或取消某些消费品的进口税率？最近几年的资料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出国旅游者在国外购物，为什么会如此？一是都是真货，二是在国外支付的价格比在国内商场上购买同样商品的价格低，而价格相对便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对这些商品要征收很高的进口税。实际上，对这些商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政府不能禁止出国旅游者在国外商场中购买这些商品。既然在那里购买这些商品要比在国内商场购买同样的商品要便宜，顾客当然要在国外购入。怎么办？应当降低或取消这些商品的进口税，让它们在国内商场中能以低于国外的价格买到。要知道，消费者选择在国内商场中购买这些国外名牌商品，增加的税收是中国的税收，增加的就业也是中国的就业，增加的商业利润同样也是国内企业的。这些岂不是有利于中国吗？相反，假定继续对这些受国内消费者欢迎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进口税，岂不是逼着国内消费者把手中的货币用于扩大外国的市场购买力？两种情况相比，究竟哪一种对中国有利，不是很清楚吗？
（四）遗产税和赠与税
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实行的财产转让税的一种方式，它被认为是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二次分配中税收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现阶段的中国，要从现在开始，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条件成熟时推出。
那么，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究竟有哪些条件呢？主要有三项准备工作要做好。
第一，完善和健全财产登记和审核制度。这是指：为了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必须先有完善和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主要是不动产的登记制度、企业股权的登记制度以及其他重大财产变更的登记制度等；此外，还应有相应的财产审核制度，包括财产评估制度等，否则遗产税的征收将缺乏凭据，甚至会因为家庭财产纠纷而久拖不决；税务部门也将因工作繁重和人手不足而难以开展工作。
第二，居民要理解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意义，配合税务部门的工作。如果居民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或心存畏惧，很可能趁早把财产、资本转移到境外某个不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或这方面的税率较低、起征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或者，即使他们不把财产转移到境外，而采取生前大肆挥霍或分散给子女亲属的做法，同样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除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起征点的确定，税率是多少，是平均税率还是累进税率等等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以外，对居民进行有关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意义和征税细则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关于慈善捐赠或公益捐赠的免纳遗产税和赠与税问题。
本章第一节一开始已经提到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个人出于发展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善良愿望，准备把个人财产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在去世后捐赠给某个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作为该组织的基金，或按照捐赠者的意向用于建设某个学校、医院、福利院、图书馆等，这种安排有遗嘱为凭，并经过公证，那么将来在该立遗嘱者去世后，按遗嘱执行时要免纳遗产税和赠与税。个人捐献很可能还有其他各种方式。如果把慈善捐献、公益捐献同免纳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规定相关联，一定可以减少居民对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抵触情绪，以及各种回避缴纳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行为。实际上，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角度来说，富人把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结果和向富人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做法的结果是相似的，而相形之下让他们自动捐献的阻力要小得多。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