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政治上被打倒。随后，刘少奇又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进行举国动员的全民大批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称他是“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1969年11月，惨遭迫害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刘少奇一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案的受害人职务之高，牵涉面之广，迫害人数之多，后果之严重，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刘少奇冤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总结和研究这个案件的经验教训，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拨乱反正的需要，而且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毛刘体制的形成及其矛盾分歧
刘少奇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5岁，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两人都是湖湘文化圈中生长起来的中共领导人。刘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与毛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只一山之隔，相距30公里左右。
在中共党内，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毛泽东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军队工作。他们都主张实事求是地决定工作方针，因此也都受到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的党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排斥和打击。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和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刘少奇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协助毛泽东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大力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出力甚巨。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肯定了根据地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泽东，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刘少奇在七大上当选为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是全党公认的第二号人物。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7年，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分为两摊。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留在陕北，负责指挥全国军事。刘少奇任中央工委书记，和朱德一起到河北平山县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指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由于新区城市政策发生偏差，引起资本家的恐慌，造成了城市生产的混乱。中共中央又委托刘少奇到天津，向工商业者解释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安顿了人心，恢复了城市的正常生产，为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提供了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长期主持中央一线的日常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在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工作上的分歧，在建国前就曾发生过，建国后更有过多次。领导集团在决定重大的政治问题时，由于认识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不同而发生分歧和争执，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一个政党只有一种意见，那这个党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党内经常出现不同的声音，则更是党内民主机制健全的重要标志。
在建国以后的几次重大历史关头，毛刘之间几乎都出现过程度不一的意见冲突。主要有：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是积极稳妥还是高速度的问题；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方针是彻底退够还是维护“三面红旗”的问题；关于“四清”运动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派”还是整“四不清”干部的问题等。相对应的历史事件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1956年的“反冒进”方针，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毛刘争执等。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是毛刘分歧。建国初，刘少奇主张搞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他在1951年2月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毛泽东则主张趁热打铁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对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很有些意见，对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工作也不满意。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高岗利用毛刘分歧向刘少奇发难，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上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不成熟，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经验。并说刘少奇有个小圈圈，周恩来有个小圈圈，还把党分成根据地党和白区党两部分，挑拨说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里等等。刚任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则打击副部长安子文，矛头也是对着刘少奇。这使毛泽东感到党内有分裂的危险，在1953年1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出面表态支持了刘少奇。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高姿态地作了自我批评，会议通过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端出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
在社会主义改造步骤上，毛泽东是强调计日程功的，而刘少奇则赞成稳健发展，工作中也有冲突。如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刘少奇的思路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毛泽东的思路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1951年7月3日，刘少奇给山西省委的批示，不赞成马上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的水平。毛泽东则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主张搞农业合作社。1955年，鉴于农业合作化造成了农村社会的相当紧张，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要适当收缩。刘少奇赞同邓子恢的意见，毛泽东则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激进的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强行组织到农业合作社中，造成的消极面非常严重。
在经济建设速度上，毛泽东也是比较急于求成，刘少奇则比较注意量力而行。1956年在“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口号鼓动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急躁冒进情绪，造成国内经济形势全面紧张。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确定了反对急躁冒进的方针，遏制了冒进的势头。中共八大确定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但毛泽东对“反冒进”是很不满意的，认为是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有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共八大是毛、刘冲突的开始，根据是八大决议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提法很快也发生了改变。实际上，八大整个准备工作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等文件都是根据毛的意见修改的。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还称赞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 至于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因为苏共二十大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对个人崇拜问题都很敏感。所以中共中央集体（包括毛本人）决定，在八大文件中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文革”中康生等要批八大报告，毛泽东说：这是我们集体决定的，不能让刘少奇一人负责。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刘之间还是团结一致的。刘少奇很注意毛泽东的态度，每当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时，刘总是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毛也是一直把刘作为最主要的助手和接班人来看待。1959年，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主动提议由刘来当。1960年，毛泽东亲自向中央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1961年毛接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名显赫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宣布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局面，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困难原因的认识，对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解决困难的方针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刘之间多次出现冲突，甚至还发生了面对面的争执。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就已十分明显。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对形势估计要实事求是，有的是“三七开”，有的甚至是“倒三七”。毛泽东则表示出不赞同的态度，而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发言大加赞赏。
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的大幅度调整。在农村政策的调整上，陈云、邓子恢等领导人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刘少奇也表示赞同。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把这些新情况当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向，认为调整否定了“三面红旗”。他从南方回京后，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全党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新题目，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还严厉地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对形势估计的黑暗风；一揽子平反的平反风；三自一包的单干风），把全党重新引入到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轨道。刘少奇赞同毛的意见，也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检讨了自己对困难估计重了。但他同时又表示担忧，担心现在提阶级斗争会影响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打招呼说：阶级斗争的问题，先不往下传达，不要影响经济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党全盘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反修，国内防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开展了城乡“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党内高层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新阶段。在运动中，刘少奇不但非常积极，而且还有发挥，有创造。他让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总结出了桃园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作为成功的典型经验推广到全国，指导各地的运动。在1964年的下半年，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很严重。他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的某些人了，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在具体方法上，刘还提出了“追根子”的思想。他说：“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刘少奇提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从而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运动完全由工作队领导，扎根串联，首先解决干部问题，打击和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毛泽东对此也是有些看法的。
毛察觉问题后，于1965年1月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对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偏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反修防修的方法、反复辟的途径、阶级斗争的对象等具体问题上，刘少奇和毛泽东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刘少奇认为反修防修的主要方法途径有三：一是搞“四清”，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路线问题；二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推行两种教育制度，解决培养人的问题；三是干部参加劳动，解决干群矛盾的问题。在运动的斗争对象上，刘少奇把重点放在基层干部上，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不清，经济不清，思想不清，作风不清。毛泽东的思路则大不相同。毛泽东片面地接受了斯大林死后反斯大林的教训，害怕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对党内国内形势的估计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反复辟的方向上，他偏重于党内，党内又偏重于中央领导核心。他不能接受刘少奇提出的搞托拉斯之类的改革设想，不能接受用物质利益的动力来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他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脱离中国现实，缺乏实现条件，使一线领导在实际贯彻中很困难，这也使毛越来越不满，以至于把一二线之间的工作分歧看作是搞不搞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分歧。他认定上面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很大。根据他的指示，在四清运动的同时，中共党内批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三自一包”，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向资产阶级投降”。最后，毛把防修的视线转到了刘少奇身上。
在反修防修、调整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以及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思路越来越不一致。毛对刘有看法，有情绪，在1964年底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就有所表现。1965年11月底，毛在一次听工作汇报时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归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这是很带情绪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