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
“西北历史问题”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复杂问题，由于曾经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中央曾为此几次开会研究和作出决定，并与《刘志丹》小说的重大冤案密切相关，因而颇具神秘色彩，人们颇为关注但又多不知详情。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传记，对相关问题的说法很不一致，甚至存在自相矛盾、表述偏颇、严重失实的现象，这无疑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了解，甚至误导读者，起不到从历史事件中得到启迪的作用。那么，历史的真相如何，应如何认识这一事件？应该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谨就大家关心的这一问题，谈谈个人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一、西北早期革命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的焦点是肃反问题，但在此前发生并与之扭结在一起、成为后来激烈争论的还有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打红旗的问题。西北红军最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晋西游击队，一是南梁游击队。晋西游击队是中共山西省委利用中原大战后山西政局混乱的形势组建的，其中有许多陕北籍的中共党员如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等。游击队在吕梁地区屡战告捷，震动全省。1931年6月，国民党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调集1万余军队“围剿”游击队，经过多次激战，游击队严重失利，剩余30多人（一说26人），于7月20日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中共陕北特委动员一些党员和群众参加，后又增加师储杰、杨琪、杨鼎等商贩武装，人数近300人。南梁游击队是刘志丹领导组建的。南梁位于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北段、甘肃省华池县东部。这一带地跨陕甘两省，饥民较多，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刘志丹长期在这里活动，群众基础好。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击毙国民党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所属的营长黄毓麟等，缴获50余支枪械，建立40多人（一说100多人）的游击队，群众称之“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该游击队曾发展到400多人，后在与国民党陈珪璋的骑兵旅作战中严重失利，余部分散活动。刘志丹又打入国民党军开展兵运活动，后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军关押。1931年8月，他乘隙脱身，辗转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游击队的驻地，集合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等部，恢复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此即“倒水湾整编”。之后，部队在山多林密的南梁一带打游击，发展到300多人。
1931年10月20日，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一说改称陕北游击队）在南梁林锦庙会师。游击队派马云泽去平凉与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不久，谢子长偕同中共陕西省委“交通”高岗来到部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令，成立了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组成的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
当时，这支部队针对当时面临的缺少物资、给养的严重困难，通过谈判，接受了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改编，编为陇东暂编13师警备骑兵第2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因此得到冬装1000余套、军饷3000余元，另有修械工人、军医、护士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利用敌人、解决困难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游击队面临的枪支弹药、粮草冬装等实际问题。但在其后，刘志丹受到激烈的批评，批评者说：当时，谢子长提出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阎红彦、杨重远等队委会多数人赞成，但是“刘志丹同志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眼下红军力量小，如果打起红旗，正式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目标就大了，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易立足。所以，他主张仍在陈珪璋那儿挂个名，等部队扩大后，再打出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并因此认为刘志丹“右倾”。甚至在几十年后，还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当时志丹同志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政治上就是立场意识有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执行省委指示。”
二是“三甲塬缴枪事件”。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在陕西正宁县柴桥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下设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阎红彦、杨鼎、雷恩钧；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下辖三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白锡林任警卫大队大队长。党的队委会成员如前。
但不久就发生了“三甲塬缴枪事件”（因在三甲塬一带发生故名之）。具体时间，一说是1932年2月4日（阴历1931年12月28日），一说是1932年2月6日（1932年大年初一）。事件的具体起因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第二支队的军纪不好，在攻入地主堡垒——任家堡子时发生抢劫，特别是在春节的集市上抢劫百姓；第二种说法更严重，“当时刘志丹部，师储杰、杨琪、杨鼎部的哥老会正在活动，酝酿要消灭晋西游击队”。“当时部队中主张投降军阀接受收编的鼓噪十分嚣张，日渐威胁晋西游击队的安全。”事件的经过是，队委会在事件的前一晚开会，决定缴第二支队的枪，处决赵连璧，并预先做了布置。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因此刘志丹对此毫不知情。第二天上午部队集合，谢子长讲话，公布处分，一支队按照布置，缴了二支队的枪。为防止赵连璧反抗，预先布置白锡林、阎红彦站在他身边。据说他要反抗，被白锡林（一说阎红彦）开枪打死。同时打死了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和第一大队一个中队长，打伤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白冠武；有人缴了刘志丹的枪，但在受到领导人批评后很快又把枪还给了刘志丹（一说刘志丹的枪被夺，并被软禁起来，直到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高岗到达后获释）。
赵连璧，小名赵二娃，据说与刘志丹有远房亲戚关系。出身穷苦，因贫穷被迫入国民党地方民团当兵，曾当班长，入哥老会而社会交际广泛。但深受刘志丹革命思想的影响，坚定地跟定刘志丹“闹红”。 1930年10月，协助刘志丹“太白收枪”。其后在南梁利用哥老会大爷的身份，组织起100多人的武装队伍。刘志丹几次失败后都以他的力量重新起事。张仲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被军阀唐子封逮捕后，赵连璧努力营救而使之脱险。赵连璧曾鼎力支持耀县游击队，而红二十六军中素有“耀半团”之称，意思是红二十六军基干部队中耀县指战员占了一半。因此，赵连璧信服革命的立场是不容怀疑的。
“三甲塬缴枪事件”的危害是严重的。第一，严重削弱了力量。事件发生后，刘志丹的第二支队瓦解，除少数人外都离开了队伍；第一支队的师储杰鉴于赵连璧被杀，带100多人拖枪逃跑，一支队的力量也受到很大削弱。第二，在西北红军中留下很大的伤痕。此事件在两支游击队人员之间留下的伤痕，以后多次触发并加剧，成为诱发西北历史争论的一个根源。
后来，此事一直存在争论。肯定者以赵连璧军纪不好而辩解其正确，否定者认为是一次消灭革命力量、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的犯罪行为。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第103号文件，就此指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的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很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应该说，中央办公厅这份文件的评价是正确的：以缴枪的办法解决军纪问题，并背着主要领导人刘志丹去处理，“是不对的”。
三是南下北上之争。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任政委。但在4月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两次进攻正宁县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失利为由，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游击队改编成三、五两个支队，指令刘志丹、阎红彦分别率领到陕西西部的永寿、礼泉和三原县的武字区一带活动。5月10日指派刘志丹担任总指挥。
在刘志丹指挥下，游击队袭击马栏镇、占领吉安岘、夺取英旺镇、进攻临真镇，半个月内转战5个县，作战9次，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游击队发展到1000余人。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又令游击队向陕东韩城进发，建立平原根据地，威胁西安，攻取大城市。结果游击队在韩城遭到数倍之敌的攻击，寡不敌众，最后突围到达甘肃正宁县梁掌堡时，只剩下200余人，损失严重。
随即，领导成员之间围绕活动方向产生严重分歧。担任游击队政治委员的李杰夫与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主张“南下三原”，到三原一带打游击，建立渭北根据地；刘志丹主张北上桥山：“桥山连接陕甘，地域宽广，地形复杂，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敌人在这一带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游击作战，同时还可以扩大骑兵，实现步骑配合作战，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两种观点激烈争论，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甚至已经分开行动。刘志丹反对南北分家，但“迫于无奈，志丹同志在会上勉强同意了黄子文的意见。”马文瑞（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忆说：“领导人对行动方针发生原则分歧，有的主张南下平原‘昼伏夜出’打游击，有的提出北上山区。双方争执不下。主张南下者提出分家，双方争人争枪争马争物，几乎火拼。随即分驻两村，互相警戒，情势十分紧张。”其时，带队在黄龙山活动的阎红彦闻讯返回，分别做工作，说服双方认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制止了分裂。随后召开的队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阎红彦取代刘志丹成为游击队的第三任总指挥；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保山，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阎红彦在此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来有人因此对刘志丹评价不高，甚至以此而贬低刘志丹。
这几件事交织在一起，严重地影响了西北革命队伍之间的关系，成为后来引发长期争论的主要问题。同时它是后来刘志丹被认定为“右倾”的重要起源（特别是“打不打红旗”的问题和“三甲塬缴枪事件”）。所谓刘志丹的“老右倾”由此而始，实际成为后来肃反时处置刘志丹的重要来源。
一、陕北肃反及其严重危害
西北历史问题的主要问题是陕北肃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2月，中共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其后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在粉碎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解放6座县城，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迄长城的广大地区，人口超过100万，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30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但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领导西北根据地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简称“中代”）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大力贯彻“左”倾路线，强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他们根据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郭洪涛等的报告，对西北革命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提出许多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工作非常不满，认为：“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陕北党，要进行空前的肃反斗争”。于是，相继派人到西北根据地贯彻执行其“左”倾路线，进行肃反。1935年7月5日，原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朱理治奉派到达西北根据地；9月初，曾任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红十军团师政委的聂洪钧也来到西北根据地。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陕北肃反随之展开。
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议撤销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戴季英任参谋长；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这种人事安排，明显表现出对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的排挤，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
与此同时，“中央代表团”布置立即开展肃反。这个决策是1935年9月19日，朱理治、聂鸿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六人座谈中作出的。此前，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围歼了由共产党员张汉民担任旅长的杨虎城的警备三旅，张汉民在被俘后说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和他与中革军委、西安党组织、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之间的联系，但红二十五军认为他是反革命，把他杀了。座谈中，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介绍了这些情况。朱理治本来“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听了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介绍后疑虑加深，他们认为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于是决定立即开始肃反，肃反的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朱理治当时认为此举非常重要：“幸而二十五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则陕北苏区与我们危险极了！”1935年9月22日，印发了《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明确把肃反列为一项重要工作：“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陕北错误的肃反由此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