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论及张国焘时曾说：“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张国焘在白雀园的“大肃反”，一个主要导因是他认为红四军南下武穴是“公开反抗”他，其中存在“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曾中生等进行反对他的斗争。他感觉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借助逼供得来的许继慎、熊受喧及李荣桂“之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口供，大搞肃反，“用了全力来肃清四军之反革命及整理四军之事”。比如许继慎案，漏洞很多，如许继慎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过程中，历经艰险，英勇奋斗，功绩卓著；他把国民党的策反信和送信的特务交给组织审讯，对妄加给他的罪名，严词否认；红四军政委曾中生、军长徐向前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证明许继慎的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并认为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但张国焘等拒绝别人的意见，不对许继慎的历史和情况作仔细分析，仅凭口供，就认定许继慎是改组派头子。徐向前分析：“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结果，这次大肃反把红四军3个师中的2个师长、1个师政治委员、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2个师政治部主任、12个团政治处主任整肃掉，大批下级军官和战士也被清洗，据陈昌浩1931年11月22日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中称：“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造成惨痛损失。
而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对高级干部的肃反，纯粹是政治报复。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从鄂豫皖转战川陕过程中，因未对干部战士说明原因和行动方向，许多干部对此十分疑惑，对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有意见。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刘杞、王振华、朱光等曾酝酿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张国焘的错误。他们在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口镇召开的师级干部会议上，对张国焘的领导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当时正值向川陕进军之时，局势紧张，而且此次行动没有请示中央，张国焘顾虑中央批评而表示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到1933年初夏，在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根据地后，张国焘就把他们打成“托陈取消派”予以清算。他解释说：“红军中肃清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之后，又在过铁路西进的艰苦奋斗中形成了托陈派的活跃。”“现在是托陈取消派起主要的反革命作用了”。给他们加的罪名是“运用托洛茨基组织阴谋斗争手腕，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等先后被杀害，朱光等被长期监禁，张琴秋被降职，“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同志，凡是给他提过意见的人，都遭到了打击和迫害。”
应该指出的是，张国焘的这种肃反影响在鄂豫皖长期存在。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主持鄂豫皖苏区工作的沈泽民继续进行大“肃反”，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独立六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和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红二○二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共产党员和团干部全部被杀。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又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以反革命罪论处。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被杀害。
夏曦的个人品质对湘鄂西苏区肃反的恶性发展影响很大。他与张国焘一样，把肃反作为贯彻“左”倾路线、建立个人权威、掩盖自己错误的重要手段，连续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进行了四次肃反。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挟嫌报复。在1932年5月开始的第一次肃反中，他把在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及以前向他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基本都打成“改组派”而加以杀害。他自己公开承认：“这次肃反胜利，完全是四中全会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一年以来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胜利的结果，（党的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则）是深入和总结这一斗争的关键。”这次肃反损失很大，如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特派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特派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三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红八师师长段玉林等，大多数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的创建人和领导骨干都被肃掉了。二是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主张，结果使红三军伤亡很大，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苏区损失殆尽。但他把反“围剿”失败归结“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于是进行第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师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肃反中所残余政治机关人员”。他决定进行桑植作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等根据敌我形势提出异议，但他坚持己见，结果作战失利，他却归罪于“改组派”的“破坏”，“在作战中，七、九两师师长、政治委员是改组派分子，阴谋破坏，特别是段德昌。”于是发动第三次肃反，“共逮捕了三百三十六人”，处死56人。段德昌和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以及湘鄂边特委及独立团的许多干部遭到杀害。三是独断专行。在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他提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与会的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在红三军到达巴东县金果坪后，他擅自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结果在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没有了党组织。在肃反中，他个人说了算，“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常委中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局长共同决定。”四是打击与自己不一致者。红3军到达湘鄂边山区后，段德昌建议“打回洪湖去”，他却认为这是阴谋“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在第二天即逮捕了段德昌。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委的柳直荀对乱杀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却被他认为是“危险分子”，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三军中的“改组派”的书记，将其杀害。三次肃反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兼九师政委宋盘铭及七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鉴于肃反的严重破坏，在工作中不同意夏曦的错误做法，恢复了一部分党员的党籍，提拔了一部分干部的职务。却被夏曦诬为“恢复改组派组织”和“破坏清党”的反革命活动，自1933年6月起，开展第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宋盘铭、叶光吉和盛联钧等领导干部被杀害。五是神经过敏。在四次肃反后，夏曦对肃反已经敏感到草木皆兵的程度，认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派”，除了自己和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着”，直至1934年春，他还认为改组派仍“作故意的反抗”，“不得已，只好不客气的查获一个杀一个”。并且计划进行第五次肃反，后因中央严厉批评才作罢。
在赣东北的肃反中，吴先民案和汪明等人之案对肃反扩大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这两个案子都是曾洪易一手制造的。红十军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后任赤色警卫师政委）吴先民曾多次对曾洪易推行的“左”倾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他批评曾洪易的“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是冒险攻坚，是碰钉子的战略”；批评曾洪易教条主义：“中央派来的同志讲讲理论可以，实际斗争不及地方干部”；针对肃反不断扩大化的现象，批评说：“红军中肃反工作已造成了一种恐怖现象，以致人人自危，这样更便利于反动派活动的机会，是要迅速转变过来的。”因此曾洪易根据逼供得来的口供，认定吴先民是“反革命”。先是把吴先民降职，继而逮捕，严刑逼供，最终制造了“反革命总的领导机关”——以吴先民为首的“改组派省委”冤案。方志敏和邵式平与曾洪易就此多次激烈争论，认为吴先民“过去是参加革命斗争很久的，恐怕不会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吧？”甚至提出：说吴先民是反革命“难免不是反革命的诬陷”。但曾洪易坚持给吴先民定罪，并批评方志敏和邵式平对“肃反”动摇，“犯了非组织行动的错误”，犯了“感情作用的错误”。结果方志敏和邵式平“就受到党的处分。”时任共青团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汪明，在本部门的工作总结中对肃反扩大化提出批评，写道：“在这次大批破获的肃反胜利当中，团的组织是受到了部分的破坏”，“对这（么）多被捕获的团员，不予迅速解决，这是不对的，妨碍了团的工作。”曾洪易由此逮捕了汪明，并由汪明的牵涉，把团省委宣传部部长胡仁辉、反帝青年部部长廖文光、秘书长方宗荣、派驻省军委的团工委书记张松林等打成反革命改组派省委的成员。这个案子还牵连到苏区各个县，由此把赣东北省的肃反推向了第二个高潮。
临时中央“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而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是一个“品质恶劣的投机分子”，“上杭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杨全康是一个流氓出身的分子”，他们对各苏区的肃反都产生了很坏的作用。诸如此类的人掌握肃反大权，必然加重了肃反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