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历学上，汉武帝时，阆中落下闳制定的《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较系统、成体系的历法。他造浑天仪考历度，造天球仪，标上星象位置，首次采用连分数推算历法，较西欧早1600余年。宋代四川张思训又对浑天仪的动力作了改进，用水银代替水作运转动力，解决了“寒暑无准”的难题，保证了浑天仪四季都能正常运行，为报时、定季节、制历法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保证。宋代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大发展时期，1010～1106年约百年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工作。其中第四次观察结果被四川学者黄裳在1190年制成《天文图》、《太极图》等，后由王致远将《天文图》摹刻在苏州文庙石碑上，成为闻名世界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天文图》共有1430颗星。全图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南极恒隐圈和赤道，28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受到当今世界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
在数学史上，南宋四川人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西方数学史著作中，把这一解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500年以后西欧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般的一次同余组求解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到了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结果。秦九韶在数学上的成就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是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在医学上，宋代青神人杨子健所著《十产论》，将妇女分娩分为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问题进行研究，解决了异常胎位转位术，建立起我国古代中医产科学的大厦。杨子健的转胎手法领先西欧500年，是宋代四川医学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标志之一。
在药物学上，宋代四川人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问世后，历朝重新刊印的版本达50种以上，几乎取代了其他各家本草，处于独尊地位，很快流行到四川以外地区，甚至朝鲜、日本等地。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正是以《证类本草》为蓝本编著的。《证类本草》堪称世界上较为完备的早期药用植物志。
在盐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史上，汉代临邛是世界上最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到北宋庆历、皇祐年间，四川人民在前代凿井工艺基础上，改变锸锹挖掘盐井的方式，创造出用杠杆原理，采用机械冲击凿井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机械钻井技术，是启迪人类开发地下资源的技术变革，对后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具有重要意义。清代道光年间在自贡凿成的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燊海井，则是我国古代深井凿技的巨大成就和对人类文明及科技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货币发展史上，由于宋代四川经济贸易发展，于10世纪末叶，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它比西方真正带有现代钞票性质的纸币早了500多年。用纸币代替金属铸币，节省了制币和流通费用，方便了经贸交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推动社会经济交流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四川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除上述的发明创造走在世界前列之外，自西汉文翁兴学，“蜀学比于齐鲁”，在全国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蜀学”，在我国人文科学的不少领域中居领先地位，同样是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宗教发展史上，东汉中叶张陵在大邑鹤鸣山作道书，创立道教，后流传全国成为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宗教，而与佛教并列为我国影响最大的两大宗教，成为我国儒、释、道三家鼎立的传统文化之一。它的创立，不仅丰富了我国宗教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思想上，汉代巴蜀学者吸收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学说，对我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宋代思想家陈抟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其著作对整个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理学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所著《苏氏易传》则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辨。三苏父子的学术思想，是宋代能与程朱理学长期并峙的学派，在宋代学术思想乃至中国整个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张栻和魏了翁都是宋代与朱熹齐名的理学代表人物，对理学的发展并成为正统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当西方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制度之时，清初杰出的进步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大大丰富了我国唯物主义自然观。其批判矛头直指专制制度的最高代表——封建帝王，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到清末，廖平的学术著作和邹容的《革命军》都分别对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起了积极作用。
在文学上，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中，蜀中就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严君平等4人，在全国独占鳌头。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发展的高峰，蜀中诗人和寓居巴蜀的诗人对唐诗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其他的如蜀人陈子昂和先后到达四川的王勃、卢照邻、岑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在蜀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继唐诗兴盛之后，五代时期以写艳情为主的词又开始兴起，时人称“蜀为词乡”，并形成词学发展史上的“花间派”。到北宋中期，苏轼革新词体，从写艳情发展到描写广阔的社会人生，抒发政治抱负。在苏轼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使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宋代发展繁荣到达顶峰，与唐诗并驾齐驱，从此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唐诗宋词”之称。苏轼还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产生了“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推动了古文的繁荣，完成了从唐代韩愈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古文一直是我国散文的代表性文体。
在史学上，四川甚为发达。以专志、方志而言，西汉有扬雄的《蜀王本纪》、《方言》，东汉有李尤的《蜀记》。到蜀汉魏晋时期，巴蜀史学更发展到一个小高潮，涌现出谯周、陈寿、常璩等著名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常璩的《华阳国志》，首开撰写地方史志的先河，是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历史与社会的划时代著作。到宋代，史学更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闻名全国的“西蜀史学”。史家辈出，涌现出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批著名史家。他们撰写的宋代历史著作，成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的史学名著。宋代以后，研究四川史志的著述更是蓬勃兴起。从汉至今，志类著述超过千种，成为研究四川自然、区域沿革、社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物、风俗以及事物生息运动的最基本资料。
在绘画艺术上，唐、五代和北宋时期是四川历史上画家辈出的时代。其中黄筌父子的工笔、花鸟画艺垄断官府画坛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文同、苏轼则是文人绘画的开创者和文人绘画理论创造者。他们认为诗歌、书法、绘画三者一脉相承，在画里包含作者的感情，从而在我国绘画史上开辟了由工匠画进入文人画的时代，对宋代以后我国的绘画艺术的进步、发展、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在石刻艺术上，我国在唐代以前兴盛于北方，唐代以后，南方的石刻艺术后来居上，其中尤以四川最为发达。在唐代历时90年开凿的乐山大佛，是我国最大的坐佛像，也是闻名世界的最大的佛像之一。始于唐末，历经五代至两宋完成的大足石刻，是同我国云冈、龙门鼎足而立的石刻艺术宝藏，荣获“唐宋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美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戏剧发展史上，清代吸收各省戏曲文化，创造出具有极高艺术魅力、深受群众喜爱的川剧，为我国戏剧增添了一颗明珠。
少数民族地区创造的音乐、舞蹈、绘画、工艺作品，更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
总之，在四川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都取得辉煌成就，而且在不少领域还走在我国和世界的前列，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移民、战乱与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四川对我国和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具体史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四川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的时期贡献多些大些，有的时期则贡献少些小些，这反映出四川历史发展有高潮期、低潮期，甚至倒退期。而这种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则与全国和四川地区的战乱和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
四川的历史进程，除巴蜀时期是沿着自身的轨迹，独立发展之外，秦并巴蜀，建立郡县制度，书同文、车同轨，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四川历史发展的进程就与中原地区基本保持一致，并深受中原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长期地、大量地向巴蜀移民，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和技术传入四川，四川进入铁器和有汉文字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并赶上了中原地区。到汉代，成都地区已成为“天府之国”，成都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都会，迎来了四川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高潮期。
东汉末年的全国战乱，国家进入分裂时期。其间经过西晋短暂统一之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国家再度分裂，进入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西晋末年，陇右秦、雍二州六郡流民10余万，在李特兄弟领导下入蜀就食，并举兵反晋，建立成·汉政权，蜀民被迫逃亡。成·汉后期，又招引居住在牂牁（今贵州、广西）僚人10余万户进入四川，使原住居民向外逃离。成·汉政权从公元304年建立，到347年投降东晋，在四川统治仅43年。但由于六郡流民和僚人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原有土著的四川居民，四川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东汉永和三年（138），四川人口117万余户，到成汉时期已减少到20万～30万户。社会发展已远远低于汉代的水平，成为秦以后四川历史发展的第一个低潮期。
从隋统一中国，历经唐、五代到宋的近700年间，四川与中原地区相比，社会相对安定，没有较大的战乱，大批汉族人口相继迁入，一些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从唐代开始，四川又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时期，特别是唐末五代，中原大批士人入蜀避难。到宋代，四川经济文化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和东南地区一样成为全国的发达地区，成为对我国和世界文明贡献最多最大的时期。
从南宋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队攻入四川，到1279年四川被元军全部占领止，四川内部遭受了约半个世纪的战争蹂躏，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四川有259万户，到元朝统一四川后的至元十九年（1282），只剩下12万户，60年间减少了95%以上，以致终元之世，四川的经济文化都未得到有效的恢复，又从宋代全国的发达地区，变成了全国的落后地区，成为四川历史上又一个发展低潮期。
明朝建立后，湖广移民入川，四川的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的恢复发展。但明末清初，先是崇祯六年（1633）张献忠农民军入川争斗，继而是清军与残明军队的战争，然后是康熙年间吴三桂部队从云南入川反清。连续战乱长达四五十年，康熙二十年（1681）四川政局才相对稳定下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在籍者仅1.8万户，估计不足10万人。全川满目荒凉，人烟稀少，又成为四川历史上的一个发展低潮期。
面对这种局面，清朝政府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湖、广人最多，史称“湖广填四川”。这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始于康熙中叶，延续到乾嘉时期，长达百年以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川已有948万余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已达2625万余人，超过了四川历史上最高人口数。道光二十年（1840）更增到3833万余人，占全国人口的10%。造成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期间，四川社会的迅速发展。咸丰时，四川成为经济上可以支援其他省区的协济省区，再次步入发展高潮期，但与全国先进省区相比，仍有相当差距。
民国时期，四川地处内陆，加之民初滇黔军入川，加剧四川内部的军阀战争，社会经济文化较东南沿海各省落后。到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统一川政。沦陷区的人民和工商企业，文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纷纷迁入四川，四川成为我国抗日复兴基地。这次外省人入川，促使四川社会全面飞跃发展。在短短的时间内，四川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高潮期。
在思想上，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四川人民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四川同全国一样，西方的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等人类先进文化的传入，与我国传统社会思想相聚汇、碰撞，出现了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中断以来，在政治学术领域内再一次的百家争鸣局面。吴虞用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揭露和批判了儒家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成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民众开始冲破封建文化的籓篱，出现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民主制度人心所向，推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