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良知的人，面对这样的过往，难免发出“读书人一生长叹”的感慨。而人类历史，仿佛就是一个玩笑压着另一个玩笑编织而成。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国还特别引进了抨击“血统论”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影片不仅让主张“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的法官得到了报应，而且为观众奉献了另一句著名的台词——“如果法律不承认良心，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
遗憾的是，《流浪者》在中国生不逢时，很快被湮没无闻。直到七十年代末，当这个国家渐渐走出极端的年代，人们才有机会重新看到它，并且因之泪眼婆娑。就这样，“到处流浪，到处流浪”的歌曲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大街小巷。
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从我偶尔搜集到的一些散落民间的档案，亦可以看到许多平常人的命运如何因为“反革命”、“地主成分”、“特务背景”等而被改变。比如一位生于1946年8月的邓姓女生，老家原在江西省余江县，1962年转入我的母校云山中学读初中，随后又转入永修中学。她的父亲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此时在云山垦殖场总场生产办公室做农业技术员。然而，1966年高考时，县委政审小组与江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九江考区办事处填的政审意见却都是“不宜录取”，理由是“该生祖父因反革命罪行被我镇压，两个舅舅潜逃。学生本人没有思想进步表现”。这幕后之手，何等残酷的“不宜录取”！它意味着无论“红旗下的坏蛋”如何“重在表现”，都是白费。
当然，并非所有针对她的评价都这么言简意赅，毫无情意。比如云山中学给予的初中政审意见便相对积极，呵护有加：
该生思想进步，为人老实忠厚。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较好，能开展自我批评，学习目的明确，学习一贯努力，学习成绩优良，劳动观点强，工作积极负责肯干，在日常生活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以模范行动带动同学，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现担任本校学生会学习部长，该生一贯表现很好。曾多次荣获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等光荣称号。同意录取，请优先录取九江师范。
而在县中，班主任给予的评价第七条是这样的：“不爱文体活动，不爱说话，个性有时表现得急躁。因祖父被镇压怕影响自己的前途，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所以经常会哭。”
秋风秋雨愁煞人。简简单单几句话，如今读来，依旧让人无限忧伤。这位即将被“不宜录取”改变前程的女学生，如今已年过六旬，在我第一次读到她的有关资料时，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她在其后的岁月里，是否心想事成，平静安好。
熟悉六十年代历史的人知道，准确地说，真正改变这位女生前程的并不只是针对她的“不宜录取”。事实上，从1966年这一届开始，因为“文革”骤雨将至，随之而来的“停课闹革命”使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半途而废。无论你红与黑，所有的学生都“不宜录取”了。
不过，就像我随时不忘赞美的《美丽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窃听风暴》、《肖申克的救赎》、《雅各布的谎言》等反映美好心灵的电影，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荒蛮的时代，一个把公开激发社会仇恨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时代，我还是看到一些尚可暖人的东西，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像这位邓姓女生一样保持着某种虽无奈却又不失纯朴的心灵。由于父母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她在名为“个人自传”的供述材料中难免会提到“重在表现”的政策，以求革命政府的宽恕。但是与此同时，在谈到和外祖父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感触至深：
总之，我与祖父的联系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学期都去过一次。老实说，自己虽然认识到他是工商业地主，是个剥削分子，但思想上对他还缺乏憎恨的感情，是恨不起来……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我，一个来自乡野的平民之子，在理解了二十世纪中国经受的“真理之殇”后，更想说的却是：“吾爱真理，吾更爱母亲。”之所以有此比较，不是因为真理不可爱，而是因为真理不可靠——这制造了无数仇恨与霸道的人造真理不可靠。今日中国，也许你已经清晰地看到，至少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仇恨教育的种种坏处，并且对此深恶痛绝。而上述这位女中学生当年能保持对祖父“恨不起来”的情感，同样让我看到了那个黑暗年代的一丝光亮，看到了人性最宝贵的流露与留存。
7. 几位乡镇干部的心里话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2009年夏天，我回老家查资料，顺便走访了县里不同乡镇的一些干部，包括几位乡镇党委书记和乡人大主席。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件让人十分愉快的事情。虽然谈的问题多半只是浮光掠影，但也都值得记录下来，以免“遗之在草泽”。毕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少有机会甚至也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而像李昌平那样直接向共和国总理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基层干部，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的聊天是分别进行的，有的是在白天，有的在晚上，有的甚至只是因为避雨时的机缘巧合。
有文化的人都哪去了？
先说县民政干部C先生，他为人十分热情诚恳，虽是官员，偶尔你也会从他的眼里读到知识分子般的忧郁。听他感慨较多的是，现在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与此同时，对一些媒体对乡镇干部的丑化也颇不以为然。C先生承认有些干部形象不好，但是这并不代表乡镇干部的整体形象，他们更不是一群头脑简单、蛮横无理，只知蝇营狗苟、山吃海喝的人。
C先生和我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当时他还是某个乡的党委书记。有一次，省电视台有个负责舆论监督的节目组到乡里拍当地农民打麻将的片子，并质问这位书记当地人为什么没什么文化追求。C先生听后很生气：“你说我们老百姓打麻将没精神追求，我倒想问你们做电视的，生产文化产品更是你们的专业，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提供了什么好的文化产品给农民，来提高他们的素质？”
短短几句话，问得刚才还咄咄逼人的几位记者一时语塞，悻悻而归。
C先生是读过不少书的，他曾经如数家珍地和我谈过陈寅恪、雷发达。2009年6月他在西北某市出差，在机场翻到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刚读上几页，就断定那是本“垃圾书”，便扔一边了。作为一名久居基层的干部，想必C先生更了解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中国人不高兴”，而不是“中国不高兴”。我在县里停留的那几天，他正为当地退伍军人上访等事奔忙。
为农民造血
再说Y先生，某乡人大主席。大学毕业后在乡里工作了近十年，属于很想做实事的那种人，为人也十分敦厚纯朴。在我们相识后，偶尔还会在我的网站上留言，发表他对农村现状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农村之所以发展不起来，“说穿了就是农民处于金字塔底层，塔身和塔顶都靠塔底支撑（供养），而各级党委政府一味追求形象工程挥金如土，却不舍得向农村投入，导致农村长期积贫积弱、造血功能不足。”Y先生说，“我在基层工作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按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业，改变传统的粮棉单一模式，否则农民就只能穷死，但上级农业项目资金被手长的人拿走，往往还有回扣，我在带领或引导农业特色产业时，没有经费，寸步难行。这些农村造血工作，没有人去抓。”
除此之外，Y先生对农村老建筑的保护十分有热情。2009年春我在阳光卫视做了一期“拯救我们沦陷的乡村”的专题节目，其中谈到老家附近一幢荒废的古屋，当时便是他当向导带我去的现场。那天时间比较赶，我们走访的地方不多，但在离开那个村庄时，他因“革命的世纪”毁坏一切、否定一切而发出的叹息，我至今未忘。
民主集中制和集中民主制
W先生是某个镇的党委书记。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聊了很久，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个观点：
其一是对“党政分开”的看法。他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似乎也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搞这种党政分开还不如不分开。理由是，大事情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最后出了问题，都是政府负责，而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说得不好听，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做书记的么？”
其二是关于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还不如回到乡公所。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他自嘲说：“如此权责不统一，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就有点像‘人体盾牌’了。”
关于这一点，相信许多乡镇干部都会有共鸣。我在网上曾经听到一位做了几年乡镇干部的人这样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国家什么工作都要我们参与，什么都给我们压任务，工作没日没夜，繁而无序，好的没有人给我们宣传，坏的东西全让我们担着顶着。中心工作下来时，任务一级级压得死死的，而且对正职来说都是摘帽的事，对我们一般干部来说也只能全力以赴，义无反顾了。在乡镇的，谁都明白：县里的，市里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我们的上级，上级的任务是制订方案、发文件到各乡镇，然后检查验收。而镇干部才是真正的执行者。我们拥有的是完不成任务的焦灼和愧疚，觉得上对不起党委政府，下对不起广大父老乡亲，即使完成了任务，劳动成果还不一定属于乡镇干部的。同时，乡镇干部很苦，生活条件苦，办公环境苦，工作环境苦，多少次被群众谩骂，多少次被围住大门，多少次被指桑骂槐，又有多少次被动地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所以有乡镇干部说：乡镇干部就是被轮奸的对象，而且每次还要装着有快感！”
其三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大概是喜欢思考的缘故，W先生说周围很少有能与之交流思想的朋友，好在时常能在网上读些东西。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已经无所谓社会主义属性还是资本主义属性了，W先生同样发现，民主集中制不光是中国有，美国也有。他说，“你看美国搞的也是民主集中制，而且搞得还非常不错呢。四年一次大选，大选一次即民主一次，之后由当选的总统集权组阁，怎么任人唯亲也无人过问。真用错了人，捅了篓子，只怪自己倒霉。”
那个淅淅沥沥的雨夜，我们没有做更深的交流。不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在心底里早就有了答案。而且，在我结束与他的谈话，回城不久后又做了一次见证。有位记者朋友和我谈到他们单位不久前搞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有意思的是，具有投票资格的编辑记者都是几位主事的大人指定的，所谓先集中，再民主。
显然，这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是“集中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与集中民主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后者集中是民主的前提；前者的重点是民主，后者的重点是集中。如果被集中的代表都像农民代表申纪兰老人一样以不反对为荣，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把当选代表当作政府授予的一种政治荣誉，那么民主议程就会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失去意义。
城里人甘于继续接受类似的集中民主制，难免让我怀想起乡下人公选村长的好处，那多少有点民主集中制的意味。可叹又近乎悲壮的是，一群未受良好教育的人，甚至尚未脱贫的人，在实践“一人一票搞民主”，又一次被认为最适合担负起中国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