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至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被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
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叙述者当天没有被枪毙，侥幸存活下来。这段惊悚的经历留给他的结论是：“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相声界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文革”期间，有人要侯宝林检举揭发相声界的反动分子，侯宝林就揭发了自己，理由是他竟然曾经妄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对那必须做出的莫须有的揭发，侯宝林给出了这么一个幽默的答案。没有比嘲笑更反动的思想了。嘲笑，是庶民对一个荒诞时代最轻松也最直接的反抗。
今天，许多“爱国者”都在忙着抓“汉奸”，做着我所说的“只赚不赔的生意”。当然，这一切与过去的哪个时代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三国演义》里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而生活在那个“大巫时代”里的人们最崇尚的却是“识特务者为俊杰”。通常，阶级斗争抓得最紧的时候，也是特务最多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内心架起了机关枪与瞄准镜，同时也将自己扔进一种时刻被人瞄准的困境，即多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所以，你会看到，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时代里，特务无所不在：懂外语的教授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象棋棋谱《渊深海阔》上的数字与口诀被认定是特务的联络密码，需要送到公安局破译；甚至，像容国团这样的优秀运动员也不得不因为“特务嫌疑”自杀，而他兜中遗书还毕恭毕敬地写着“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专打信号弹的特务、美蒋空投的特务、偷听敌台的特务、会抽香烟的女特务……
在县里，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县贮木场小学有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好玩，拿了一支粉笔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很不幸，从楼下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是倒的。这下不得了，被在楼下的同学看见了，这位小学生便成了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小孩因此受了大惊吓，好在他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贫农，根子红。老师也只好让他在班上作了几次检讨，在教室后面站了一个月。在那个年代，如此草草了事，也算是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了。
那个时代真正让你毛骨悚然的“特务”，不是上面这些想象中的坏蛋，而是住在你家里的温顺的告密者。关于这一点，写过《卧底》的章诒和女士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乌尔里希？穆赫都深有体会。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无数东德人和穆赫的妻子一样，甘做了床上的卧底、国家的特务。虽说名义上都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床位，没地位”。
在这样的岁月里，自由通讯同恋爱、性交一样，是一种潜在的罪行。抓到的特务，总是和电台联系在一起，如果此人成分是“地”、“富”、“反”、“坏”、“右”，总免不了还会有一本“血淋淋的变天账”。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另一种意义的电台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略懂技术的知道如何找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截然不同的声音。据有经验的人说，如果听了两分钟还没有念毛主席语录，那它十有八九就是敌台了。此外，语调、语速也有明显不同，相较而言，敌台播音语气柔和，不像大陆的革命播音员那么正气凛然、目空一切。糟糕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在这个大公无私的年代根本没有墙，谁要是多偷听几次敌台，难免会被神经兮兮的革命群众揭发，打成现行反革命，得到不应有的下场。当时同样流行“八分钱邮票”一说，只要“八分钱邮票”，被告密的就可能遭受冤狱。
“台湾特务”
“如果在三十多年前，恐怕张平宜早被当作特务抓起来了。”2011年我与王振耀先生在凤凰网做节目，聊起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一麻风村坚持做了十几年义工的事迹。
据我所知，与小堡村相邻的村庄也是住过些“特务”的，最负盛名的就是“台湾特务”。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有一段模糊却又真切的影像一直挥之不去。事情大概发生在1980年前后，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我去上小学，在路过位于河边大队部时，看见当时的大队书记正推着一位妇女在大队部的水泥坪上滚来滚去。水泥坪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据说这位被扒光了衣服的妇女正是本大队著名“台湾特务”的妻子。傍晚，凉风四起，当我放学又一次路过大队部时，周围的人群已经散去，而那位遭受着赤身裸体批斗的妇女仍被高高地绑在电线杆上，上身不知道被谁稀稀拉拉挂了一捆稻草。我至今仍能记起自己当日看到这个场面时是如何无动于衷，既谈不上惊悚，也不知道悲伤，只觉得那是撞入眼帘的平常一幕，一群大人在吵架或完成一个仪式而已。
奇怪的是，若干年后，当我向村民问起这件事时，许多大人对这次批斗竟然毫无印象——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的这段记忆是不是来自于我曾经做过的一场梦。然而，理智却又告诉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捏造一个与现实相等的梦境来诋毁那个已经臭名昭著的时代，尽管其时它正接近尾声。
事实证明了我的这一判断，在我为写作本书而又一次求证此事时，终于有当年的旁观者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这场批斗是从“台湾特务”的村庄一直斗到了大队部，目的是让这位妇女揭发其丈夫的罪行。尽管从理论上说，“文革”已经结束，但谁都知道，肆虐于这片土地上的批斗与戗害之风，既非始于“文革”，亦未终于“文革”。
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我小学毕业前后，“台湾特务”一家搬到县城去了。据说这家人在街上做点卖冰棍之类的小本生意。一些人在背地里开始羡慕他们从此远走高飞，不再种地——用大人们的话来说是他们“晒不着日头了”。对于我们这些被禁闭在广阔农村的乡村少年来说，乡下人到城里卖冰棍、见世面也已经算是一种传奇了。与此同时，想着他们曾经遭受的被批斗的无边苦难，这家人真有点像是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渡尽劫波，苦尽甘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约十年后，当我考上大学并离开农村，多了些阅历与思考，真正了解到底层社会边界之宽、之广，就知道这家人在县城的生活其实并不幸福，亦不容易。而且，真相比我的想象更残酷。后来我知道，那位被批斗的妇女很早就成了寡妇。
“台湾特务”与我同宗，曾经读过不少书，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七十年代，因为有机会“收听敌台”，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信息，有了共鸣，于是给台湾方面匿名写了封信。谁知不久东窗事发，他被人顺着邮戳当成“特务”查出，因此被抓去坐了很长时间的“哑巴牢”。所谓“哑巴牢”，指的是那种既不宣判，也无人过问的牢狱之灾。再后来，据说是得了胃癌，这不幸的人没多久就死在监牢里了。
据年长的人说，早先“台湾特务”的小女儿读小学时成绩很不错。在当地，如果小学生考了前三名，小学会给家里发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家长手里。然而，因为生长在一个“地主人家”，又有个“特务爸爸”，小女儿虽然有一次考了第二名，却被剥夺了送喜报的资格。为此，小女孩哭了几天，直抱怨她的父亲成分不好，害人害己。
逃亡一家人
那样的时代，由于受到意识形态教育的长期灌输，到处是想象中的敌人。我虽然受害不深，但是也会根据电影里的情境，想象自己被捕时能否经受考验。比如哪天我不小心磕了小腿胫骨，疼痛难忍，我会莫名其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敌人这样对我严刑拷打，我会不会投降？而且回答通常是，疼成这样，恐怕只有投降了。
我能记起的另一次“抓特务”也是发生在1980年前后，夏秋交替之时。有一天，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村子里突然人声鼎沸，来了不少外村人。大家交头接耳，激动异常。没过多久，大约三四十位民兵和村里精壮劳力各自拿着步枪以及锄头、扁担等农具，向村前的小山丘上跑了过去。当时都说是去“抓特务”，搞得村中妇女、小孩人心惶惶。那天晚上，诸位壮汉翻山越岭，目光如狼，终于在子夜时分抓到了几个“特务”。此时，“特务”们东躲西藏，快摸到了县城。
“特务”一行五个人，包括两个小孩。当然，他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特务，而是“逃亡一家人”。这家人来自安徽，一直在离村十里外的一家窑场包工做砖。大概是不愿做了，主事的男人就有点不明不白地卖了些砖，然后一家子偷偷卷铺盖，准备回安徽老家。而窑场发现他们不辞而别后，立即以“抓特务”的名义动员群众“你追我赶”，其气势，不下当年追捕“二王”。今天村民忆起“抓特务”，只当这是一件风流往事。据说当晚，前去追捕的村民搜走了异乡人的大部分现钱，只给他们留了一点路费。待天亮以后，一大群人就近到县城大吃大喝了一顿，接着又在电影院里看了场劝女人早做绝育手术的电影《甜蜜的事业》。就这样，大家耽误了一晚上工夫，莫名其妙在电影院里上了一堂“计划不生育”的课。此时，一个号召“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已轰然而至。
遥想当日，这群拿着扁担、藏着步枪的庄稼汉，有的还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刚抓完“特务”，收获钱财，然后志得意满地坐在电影院里过90分钟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是何等快乐逍遥！尽管这可能导致“断子绝孙”的“甜蜜的事业”与他们信奉的人生价值相去甚远。而在我幼年之时，能较早地听到“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知道“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想必首先也得归功于小堡村村民当年之勇抓“特务”。
“不宜录取”和“恨不起来”
我在乡下读书的时候，填表时有“政治面貌”一格。由于不知道如何填，便请教老师。老师说，如果不是党团员，也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填“清白”就可以了。这话听着像是黑色幽默。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流行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即使是生活在最偏僻乡村的人，对这句话也不会陌生。前半句是京剧《连环套》窦尔敦的唱词，后半句是北大附中某位革命小将的发明创造。这些自称“自来红”的年轻人，贴出了赤裸裸鼓吹“血统论”的文字：
我们纯纯粹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而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里受到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就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这里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正是因为反对“血统论”，遇罗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遇罗克生于1942年，由于父母被打成“右派”，他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机会。1966年7月，为了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因此入狱，并在1970年3月5日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