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卫同朝为官的田文镜，小肚鸡肠，见不得李卫受宠，妒火中烧，暗地里在雍正面前说李卫的不是。雍正深知李卫的为人，对田文镜的挑拨不以为然。田文镜使坏不成，转而讨好李卫，欲与之结交。时逢李卫母亲去世，田文镜备下重金厚礼，派人前去吊唁。李卫不但不领情，反而当众大骂：“吾母虽馁不饮小人一勺水！”并将来者赶出门外，田文镜的名帖与厚礼也被李卫愤然丢入茅厕之中。
以上种种，不过是后人的评述，雍正年间真实的李卫究竟如何为官，恐怕只有那段已逝的历史才能完全明了吧。
●刘墉非宰相，更非罗锅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不仅引起了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而且剧中主人公那刚正清廉、不畏权贵、幽默诙谐的“罗锅”形象，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佳话。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这位声名显赫、清誉卓著的“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更非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为何又说刘墉不是宰相呢？这就不得不提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是称谓稍有不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疑心太重，为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其后，明朝设立了“内阁”，成员为“殿阁大学士”，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清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建立军机处。而皇帝之下统管文武政事的最高行政官员，便是“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都是跟大学士一样的权职。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与前朝宰相相比，权力相差甚远，但仍旧享有天子之下众臣民之上的显赫地位。所以在世人看来，大学士与宰相无异。史籍中有记载，刘墉于乾隆五十年由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被降为侍郎阁学，到嘉庆二年得授体仁阁大学士。于是，电视剧在需要突出主角的情况下，便以“宰相”称之。
至于说刘墉是“罗锅”，那更是笑谈。电视剧里弓腰驼背的刘墉，因一句戏言而来，增添了幽默诙谐的影视效果。然而，稍微留意一下清朝取士选官注重“身、言、书、判”的标准便可知，科甲出身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身”为首，可见最重要的条件即形体，为官者必须五官端正，身无残疾，以示官威。毕竟在封建社会，“有碍观瞻”也是件避之则吉的大事。
虽说是笑谈，然“刘罗锅”的称号并不是没有根据。有史书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的刘墉已是八十老翁，弓腰驼背可能是衰老的征兆，而非“罗锅”的恶疾。
刘墉一生，虽无宰相之名，却曾履宰相之职。清廉刚正之余，不乏圆滑机变之态，尽显封建王朝一代官家为人处世之道。而“罗锅”之名，在后人看来，钦佩之美誉更多于敌对之嘲讽，笑而言之，未为不可。
●和珅非因贪而亡
频频出现在电视剧里的和珅，让人们记住了乾隆跟前的红人，清朝的军机大臣，史上第一大贪官。和珅以贪而闻名于世，但三尺白绫夺其性命，却不是因为他贪尽天下之财，而是他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顾此失彼，从而导致了大半生的功名利禄，随着乾隆大帝的驾崩而烟消云散。
和珅的贪，不是朝夕之间，更不是不可告人，而是长此以往且甚为猖狂的。以乾隆皇帝治世之英明，不可能觉察不到。然而乾隆对和珅的倚重有增无减，便可知和珅虽贪，却也的确对皇帝尽忠、为国家出力，其才智不在与其同朝且多为后人称颂的纪晓岚之下。
和珅仗着乾隆的倚重，难掩飞扬跋扈之势。虽善于察言观色，笼络人心，然排除异己亦不遗余力。在位高权重的和珅眼中，除了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其他人根本不足为俱，甚至连已位入储君之列的十五皇子颙琰，也备受他的压制。
乾隆五十九年，为了不超过祖辈康熙执政六十一年，乾隆决定立太子。和珅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为免自己的权势受到打压，极力恭维乾隆定能“万万岁”，不必急于立储让位。和珅一席劝，一下就把乾隆那二十几个盼着皇位望眼欲穿的皇子们都得罪了，尤其是不久之后被乾隆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十五皇子颙琰。
1796年，既是嘉庆元年，又是乾隆六十一年。两个年号的并存，反映了嘉庆皇帝上位却有名无权的事实。此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虽说从龙椅上走了下来，但他对帝国权力的控制却从未放松，而帮他实施这一控制的，便是他的得力宠臣和珅。就在这种嘉庆有名无权而乾隆有权却不便出面的情况下，和绅的权势更甚从前。嘉庆在位的前三年，处处受到和绅的掣肘，有志难舒，自然对和绅恨之入骨，不除不快。
一向机敏的和绅，被权势蒙蔽了双眼，忘记了他即使地位再显赫，也不过是皇室的奴才。也许和绅已想到，迟早有一天乾隆会离他而去，迟早有一天嘉庆会大权在握，但那一天的到来，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他，还未想好应对之策，就从权势的巅峰跌下了黄泉。1799年的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嘉庆对和绅的反击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两天后下旨逮捕，三天后抄家，十天后送去三尺白绫。乾隆驾崩不过短短十五天，和绅便随之而去了。
有人考证嘉庆帝对外公布的和绅的罪状，虽多达二十多项，然最致命的并不是贪污受贿，而是对乾隆的大不敬之罪。以和绅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只要不谋反作乱，根本不致以死罪论处。嘉庆势要和绅彻底垮台，既然和绅没有谋反作乱之实，就定他大不敬之罪，毕竟和珅仗着乾隆的倚重，的确做过不守君臣之礼的事。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年代，对皇帝稍有不敬都可能掉脑袋，更何况大不敬！嘉庆终于成功地发泄了抑郁在心中长达三年的怨气。
和绅死前曾赋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看来他和嘉靖的恩怨，至死未休。
●杨秀清是否曾“逼封万岁”
清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曾经盛极一时，然“天京变乱”使得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进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彻底失败。东王杨秀清成为“天京变乱”的牺牲品，多数人认为是因为他在变乱18天之前的“逼封万岁”之举激怒了洪秀全，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对于杨秀清的死因，本就众说纷纭，而关于他“逼封万岁”一事，更是争议非常。在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的杨秀清“逼封万岁”之说，现如今遭到越来越多的批驳，甚至有人认为，此事已可以下定论予以彻底否定。
首先否定的，便是记载此事的史料来源。最早记载“通封”事件的是知非子的《金陵杂记》与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逼封万岁”的经过及之后发生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冲突。然而所述内容不仅多有荒诞之处，而且“此卷系近日情形，告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成一编，参以己见”。不仅不是亲眼所见，还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如此叙事，岂可尽信？此外，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李忠王秀成写的《李秀成自传》中也提到确有此事。然而“天京变乱”发生时，李秀成正在句容一带作战，对于在此之前的“逼封”之事，只能是道听途说，更难以此为据。与上述史料来源相比，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文书还是清朝的官方文书，均无关于此事的记载，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其次，若杨秀清真的曾经“逼封万岁”，那他是为了什么？此时的杨秀清，已经集神权与军权于一身，只要他“代天父传言”，就连洪秀全都不得不从，为何不直接借天父之言命令洪秀全让位于他，反而多此一举地“逼封万岁”，既没有改变他与洪秀全的实际地位，又暴露了他意欲夺权的野心？杨秀清并非泛泛之辈，此等权谋策略，他不可能不知，更不可能做出如此愚蠢之事。
第三，在杨秀清死后没多久，洪秀全便大张旗鼓地为其平反，甚至将杨秀清被杀之日定为东升节。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说道：“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由此可见，洪秀全也认为杨秀清之死是遭人陷害的。如此一来，杨秀清“逼封万岁”激怒洪秀全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说法，便被彻底否定了。
最后，若真无“逼封”之事，那此说从何而来呢？既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记载，也没有合情合理的事实依据，就不能不说这只是谣言。而这个谣言的最大受益者，便是因“逼封”而“受尽委屈”的洪秀全。杨秀清不仅曾因“代天父传言”而杖责过洪秀全，而且在朝中独揽大权，自恃功高盖主，飞扬跋扈。以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权谋，足以威胁洪秀全的统治地位，洪秀全要除掉他是必然的，只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以稳定军心、平抚民意罢了。而“逼封万岁”之举足以让杨秀清“死有余辜”。
如此看来，“逼封万岁”的确子虚乌有。然而，对上述批驳产生质疑的，大有人在。
其一，太平天国的内部文书中没有关于“逼封”事件的记载，很可能是因为此事涉及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纠葛，不宜载入史册。而且天京陷落时天王府被大火烧毁，导致文书档案付之一炬，所以无法找到相关记载。
其二，“天京变乱”时，李秀成已是地官正丞相，后又被封为忠王，在太平天国后期与陈玉成同掌军政。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对天京事变的内情必有所了解。虽没有眼见为实，但也不至于信口开河。
其三，洪秀全在杨秀清死后不仅不揭露他“逼封”之罪，反而为其平反，并深表怀念之情的做法，并不足以证明“逼封”之事子虚乌有，而是洪秀全施展的政治手段。不仅可以撤清他指使韦昌辉杀害杨秀清的罪名，而且可以拉拢东王党羽为他所用。之后洪秀全掉转矛头直指韦昌辉，便可看出他笼络东王党羽的高明之处，起码能够免除后顾之忧。
上述所列，仅是呼声较高的几种说法，实难包罗万象，尽数百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