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古代帝王中从未有过的开明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君主并非一贯正确的认识之上，即建立所谓“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的认识之上。由于君主一人不能独断天下万事，所以就必须君臣同心同德，共治天下。
太宗曾经对魏征说：“美玉通常都深藏在石头之中，不经良工琢磨，与瓦砾一样并无大的差别。如经良工的精心琢磨，去掉石、瑕就成为传世之宝。朕虽算不上美玉，也还是希望你们这些良工费心琢磨。”又对王硅说：“公难道没有看到金矿在山中之时，有什么可珍贵的？只有冶炼、锻铸才能成为精美的器物，为人所珍惜。朕就是那未经冶炼的金矿，卿好比善于锻冶的良工。”太宗把自己比作在石之玉，在山之金，把辅佐的臣下比之为良工，这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希望臣下帮助自己将其除去，使自己成为美玉、纯金。既然君主并非万能之主，并非十全十美，需要良臣辅佐，当然共治要比独治好多了。
贞观八年（634年），宰相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他宫中近来有什么营建工程？窦德素就把此事告诉了太宗。太宗认为他们管得太宽，于是将二人召来，责问说：“你们只要把朝廷中事管好就行了，我宫中有些小小的营建工程，关你们什么事？何必动问！”房、高二人不敢以理相争，惟知谢过。此事被魏征知道，他对太宗说：“臣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责备二人，也不理解房、高二人为何要谢过？
房、高既然是大臣，那就是陛下的左臂右膀和耳目，有何营建竟不容许他们知道？陛下责备他们了解情况，臣不知出于什么用心。且营建需要多少工匠，花费多少费用，陛下搞这些工程有无必要？任宰相的都应有所了解。如果工程有必要搞，他们应该协助陛下将其完成，如果没有必要搞，应该上奏陛下罢去。这是君主任用臣下，臣下对待君主的常理。房玄龄等人如果过问得对，陛下就不应责备，如是这样，房、高二人为什么还要谢过呢？这是不识大臣职守的表现。”魏征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是因为太宗口口声声强调君臣共治天下，作为宰相就更应该负起这样的职责，太宗责备房、高干预宫中之事，有悖于这个原则。太宗听了魏征的批评后，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和自己平时强调的“共相匡辅”的话相去甚远，因而“深愧之”。
后来魏征还专门写一篇奏疏，主要强调了君臣同体的道理，他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政治。”他把君主比作人的头部，大臣比作四吱，只有这一切齐全，才算是一个完整健康的人，头部虽然高高在上，也得靠四肢才可行动自如。用这个比喻强调君臣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强调君臣要同心共治，不但新颖而且也比以前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
太宗还和魏征以一个具体事例来论证君臣同心共治的必要性。魏征向太宗谈过一件发生在隋炀帝时期的事。说有一次隋炀帝命将军于士澄捕捉盗贼，只要有怀疑者统统都抓起来，共捉了两千余人，严加拷掠，使这些人被迫承认是盗贼，炀帝便下令同日处斩。大理丞张元济感到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就拿来六七个人的案状审阅，发现他们在盗发之日并不在当地，本可以排除嫌疑，却被抓来酷刑相加，因忍受不了痛苦而自诬为盗贼。张元济因此更感到其中冤情一定还很多，遂详加推讯察访，结果是两千人中只有九人在案发的当日情况不明，有犯罪嫌疑。这九人中还有四人，是官吏非常熟悉的良民，并非贼盗。但是司法主管部门认为炀帝已下令处斩，不愿再次上奏，遂将他们全部处死。太宗听了此事后，认为这不能完全怪炀帝无道，臣下也不尽心，如果有人不避诛戮，冒死进谏，就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残酷的事情。臣下“苟求悦誉”，君主闭目塞听，“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唐太宗由此更加体会到君臣同心同德共治天下的重要性，他感慨地说；“朕幸赖诸公共相辅佐，才有今日之功业，希望诸公善始善终，永远像现在这样尽心匡赞。”．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其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比其他君王更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要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单凭国君一人之力是万万不行的，而必须充分调动上下人等群策群力方可。其言“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确实发自肺腑，堪称治世良言。
明经37广开言论，反对盲从
“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是稳便，方可奏行。”
——李世民
唐太宗一向提倡广开言论，在他的鼓励下，二十多年间逐渐形成了官吏积极谏诤的良好风气，仅史籍记载的前后向太宗进谏的多达数十人，至于没有提到姓名的所谓上封事者不知还有多少。参预谏诤的人比较广泛，上至皇后、太子、宰相、妃嫔、大臣，下至一般官员、胥吏，形成人人敢言、个个敢论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政治风气。
贞观时期的谏诤风气有着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在这种风气的感染下，一些不敢谏诤的人积极参预进谏，甚至一些隋朝旧臣也一改原来的阿谀谄媚态度，向太宗进谏，并且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裴矩。
裴矩，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在大业年间历任民部侍郎、黄门侍郎，参预朝政。他见炀帝好大喜功，遂撰《西域图记》三卷，献给炀帝，又诱炀帝西巡，裴矩游说西方诸族，许以厚利，让他们都来拜见炀帝，“盛服珠玉锦厨，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此举不仅使朝廷花费了巨额资财，动用了大量民夫，也给河西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中国骚动焉”。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巡幸东都，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劝炀帝盛饰街市以夸富。旧史记载：“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账，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裴矩揣测炀帝心思，事先奏请，一味地以谄媚皇帝为能事。炀帝也对裴矩非常满意，对身边大臣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骄矜自负，他曾公开表示：“我性不欲人谏。”所以裴矩从不向皇帝进谏，反而挖空心思讨好皇帝，唆使炀帝纵欲。隋炀帝向高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在裴矩建议下发动的，致使国内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爆发，隋朝统治最终崩溃。炀帝在江都时，从驾兵士时有逃亡，裴矩又向炀帝献计，掠取民间妇女配给军士为妻，说这样可以防止继续逃亡。炀帝从其计，致使江淮一带百姓妻离子散，人民怨恨。
就是这样一位所谓佞臣，在太宗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在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太宗因诸司胥吏多受贿赂，欲加惩治，密令左右贿赂以试探，结果刑部司门司一位小吏受绢一匹，太宗下令处死。当时裴矩任民部尚书，知道此事后认为太宗处置不当，遂进谏说：“胥吏受赂，罪本应死，但是陛下派人送物给他，这是故意诱使人犯法，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说教大相径庭。”太宗听后十分高兴，为此专门召集五品以上朝官，告诉他们：“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太宗此言不仅是表彰裴矩，也是通过此事鼓励百官大胆谏诤。
裴矩前后判若两人，表现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也引起了旧史家的关注，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常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即标竿），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随矣。”司马光的这些见解确有合理之处，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高无上，君主的素质如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
在贞观谏诤风气的影响下，皇太子也加入到谏诤之臣的行列中来。太宗曾因苑西监穆裕有罪，盛怒之下命于朝堂斩杀。太子李治认为，穆裕罪不至死，遂犯颜进谏。太宗对自己的儿子能当面进谏非常高兴。长孙无忌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认为人相处已久，自然会互相影响。自从自己即位以来，虚心接纳谏言，魏征朝夕进谏，自魏死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又继续讽谏，皇太子自幼在我膝上，见到我诚心接纳谏诤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谏”。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见这一时期屡次发动战争，兴建宫室，百姓劳役颇重，遂上疏进谏，指出近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崛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又说：“夫珍玩技巧，为表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酰毒。”批评太宗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耗费国力。太宗颇善其言，赏赐甚厚。
贞观谏诤之风的盛行还表现在低级官吏也纷纷加入到谏臣行列中来，贞观八年，陕县（今河南三门峡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进谏，太宗认为是讪滂。魏征进言说：“自古以来上书多措辞激动，若不激切则不能引起君主重视。激切与讪滂很难区分，望陛下详加可否，不要轻下结论。”太宗醒悟，遂赐皇甫德帛二十段。由于太宗勉励谏诤。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又有一位县丞上表谏诤，这年冬十月，太宗准备到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狩猎，县丞刘仁轨因收获未毕，恐车驾出动扰民，遂前往行宫上表切谏。太宗接受意见，下令罢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令。
鼓励谏诤，广开言论，同反对盲从历来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太宗坚决反对臣下盲目“承旨施行”，明知不对也不谏诤。门下省本来就是审议，封驳机关，但是有些官员不敢行使驳封之权，凡有诏敕，皆不加审议，惟知签署照发，使门下省成为一个行文书的机构。为此太宗于贞观三年专门强调，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权任甚重，只有贤才才能胜任，如果只是行行文书，谁人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认真履行职责，敢于谏诤，敢于负责。之后，两司风气大变，一改“文书省”的雅号，每每有谏诤之举。
唐太宗倡导的广开言论，鼓励谏诤，和反对盲从之风，对于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改变吏风，发展生产，提倡文教，健全法制，轻徭薄赋等，都产生了很好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国家机构能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转。
明经38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李世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英明的唐太宗，也有可能随时犯错。但唐太宗能够虚心接受来自臣子们善意的谏言乃至批评，从他们的话中知道自己的得与失；对于失误或过错做到知错就改，并警惕自己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唐太宗的至理明言：“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就是对自己所行君臣之道的高度概括。
在贞观诸臣中，魏征堪称天下第一直谏之臣，是唐太宗面前最为明亮的一面镜子。关于他们君臣之间的佳话甚多，其中，在魏征病危前后发生的事，尤为感人和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