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一面之交。”那还是在1937年9月，当时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共产党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晋北前线。为出兵阜平，周恩来、彭德怀带边章五等人到保定会见宋哲元、刘峙等人，当时，高树勋奉命负责接待，于是他也就有了和彭德怀谈话的机会，特别是由于边章五原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任旅参谋长，两人关系密切，后来经过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他了解到八路军的治军方略，十分敬佩，就通过边章五向彭德怀提出请求，希望彭总派几个人帮他整顿队伍，指导抗日，于是，彭就把边章五留下，并派唐哲明等人来到他的队伍中。
王定南本来就是和高部的几位团长、营长的地下党员周树一、田树青、聂志超、李伯健等人商量好，要到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对高部的统战情况，并请求下一步工作的指示，没想到高树勋主动要与八路军联系，马上说：“我一定帮忙。”
于是，高树勋就取出一方绸布来，挥笔写下一书。
写好后叠起来，拉过王定南的手按在手心里，语重心长地说：“定南兄，我心中的苦衷你该了解，书不尽意，一切都拜托你了。”
“先生，你放心。”王定南点点头。
“千万保重。”
8月1日：南召日军撤退，鬼子投降突现端倪，他命新八军开进南召县城。
这两天南召的日伪军一改往日的行为，不再出城骚扰，龟缩在城中。于是街头巷尾有人传说，日本鬼子要投降了。
总部参谋处的张越万科长将他听到的这一切给高总作了汇报，高树勋想，去年春苏、美、英三国已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安排问题，还签定了雅尔塔协定，敦促日军投降，可是过了一年半时间，日本帝国主义不还是照样在中国横行霸道？“这消息仅供参考。国内的日军还很强大，恐其另有意图，不能乐观轻视，松懈戒务，马上传令范卓云、尹瀛洲两师长，加强注意。”
他们正在交谈，机要秘书马骏送来谍报科情报，“报告先生，据可靠情报，南召日军于8月1日全部撤走，侦察行踪，似去许昌。”
“哦，果真如此迅速就要投降了？一定是盟国又施加了压力，是呀，侵略总是注定要失败的，意大利失败了，德国失败了，国际方面有精力来对付日本人了。”
张越万汇报说：“有消息说，美、英、中、苏这两天正在柏林郊外的波斯坦开会，确定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美、英、中三国首脑已经签字了。”
“哦？这确实是个重要的消息，赶快通知廖高参。”
廖高参名叫廖安邦，原先在鲁西行署任副主任，与高树勋相处甚好。尤其是廖足智多谋，深受他的赏识，在他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设法调他到集团军总部任参谋长，可是后来一战区恐其发展亲信，以固军内实力，便给他派田西原来任参谋长一职，无法之下，高树勋只好安排他任有职无权的总部高参。直到去年7月，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因怯于御侮，其部长官耽于宴乐，士兵疏于战事，日军在其辖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蒋鼎文指挥数十万精良之师，竟然让日军夺去数十座城池，迫于中外舆论，不得不引咎辞职，在此情况下，军委会才将冀察战区的总司令之衔给予他高树勋。本来，他认为此时该有一点自主权了，又欲启用廖安邦，无耐军委会又派来了刘会仓任斯职。总、军两部两位参谋长，虽为派来的座探，确是朝三暮四，吃不得深居伏牛山的军内贫困之苦，时常居于西安、重庆等闹市，这倒也好，廖高参又任起总军两部无冕之参谋长，全权处理两部军务。
张越万刚要走，高树勋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越万，你等一下。”
说着从抽屉中职出一封电报来，“将此电报存档。然后通知廖高参，明天我军移驻南召附近，总军两部驻进城内。立即安排总直处室打点行装。”
张越万点头称是，一边不由的将目光落在了高总递给他的那封电报上，不看则已，一看则使张越万傻了眼，电报上写道：
高总司令、刘参谋长、马副军长：
胡军长在渝逗留，军委会已决定任其为津沽警备司令，俟日军投降后，空运新八军去天津，望早作准备。
何“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张越万想从高树勋那里得到一个答案。
高树勋长叹一声，“唉——越万，老蒋其意已十分明了。我部在华北前线抗战出生入死近六年，粮饷无补，枪弹奇缺，实靠多方周旋之，四三年返回后方休整，本以为可稍作喘息，谁知就在我去重庆受训期间，汤恩伯使出诡计，竟将我部下之米文和的第六十九军调归他节制。军委会又将新八军从原来的两旅四团制之师缩编为一师三团制。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中央又派胡伯翰来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范卓云接替马润昌任六师师长。这个胡伯翰是老蒋的亲信，其用意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自从这个胡伯翰一来，搅的我军中一团糟，他不仅撤换军部处室官员，并调兵离开总部到渑池一带，更不幸的是胡伯翰带新八军在洛阳战役中指挥无能，至使全军一败涂地……那天，正好有个朋友请我喝酒，胡伯翰带着残兵回到伏牛山，来给我汇报战况，他还恬不知耻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当时我怒从心头起，借着一股酒劲，给了胡伯翰两个巴掌。这家伙就跑到重庆告状去了。看来他的状是告准了，老蒋要他带新八军去天津上任。我高树勋空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和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两个头衔，可手中只剩孙元儒的特务营了……我还是什么总司令，我只是一个高营长呀。”
说着高树勋已经气愤万分了，张越万急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先生，别急，事已至此，还得从长计议，眼下新八军调动未成事实，我们还当想法挽回局面才是。”
高树勋冷笑一声，“哼哼，我能看着自己一手建起来的新八军就这样轻意被人拉走吗？”
“对，一定要保住。这年头有兵马才是资本。”
“好了，不谈这个了，现在你马上通知廖高参，总军两部一起明天进驻县城，二十九师驻县城东、南两方，六师驻县城西、北两方，特务营负责县城警戒。”
冀察战区总部及三十九集团军总部开进了南召县城。
两总部驻扎在县城的文庙里。同时，高树勋让新八军的军部也驻在两部的隔壁院子里。
日军撤出南召县城，王定南走后，他心中非常不安。他想日军撤退，完全证明了日军面临失败的局面，日军要投降，国民党特务一定遍地猖獗，王定南万一出事，被中统或军统截获，后果不堪设想。
自王定南带走他的信以后，他的内心突然涌起了许多思绪……
“当时我的行动是不是太草率了……”高树勋这样想。确实，当时他一听说王定南要到太行山，马上就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过些日想返回冀察，能通过此书与八路军相携手，乃是一件好事，可是王定南一离开马市坪（李青坪），他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涌了上来，继而便头脑中空荡荡的，变成一片空白。
他与彭德怀仅有一面之交，而且那还是在国共刚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日战争刚刚开始，民族矛盾急剧，两党之间尚处于融洽之中，八年来，老蒋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并且他也是不自觉中参与了这些事件，中共方面会怎样看他？彭德怀能否相信他是诚意，还是故施伎俩？是合作，还是别有用心？
王定南能否将他的态度给予解释呢？这就给他的心中留下了一连串问号。再说，从南召到太行山不远千里，王定南单人独马，万一路上有个闪失，那封信若是落在军统手中，那可是……
想到这里他的心中突然一股凉意涌了上来，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那还得了呀……
对于他通共的事情，那可是早已在老蒋那里挂上了号。那还是在1937年，他的部队刚刚改编为暂编第九师时，彭德怀派边章五、唐哲明等人到他的军中办了一个培训班，为他训练干部，不久，他们要调回八路军中，高树勋见共产党的治军确实有效，不仅政治工作做得好，他们讲的游击战术、发动群众等也在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为此，他请唐哲明返回晋北八路军总部请求再给他派几个人来，他要按照八路军的治军方法，来整建自己的队伍。于是八路军总部又派刚刚从抗大毕业到前线来的钟辉带领十余人来到高部。
他俩一见面，高树勋就自报家门，“鄙人高树勋，暂编第九师师长。”
“鄙人钟辉，在八路军中当职，经唐哲明介绍，上级批准，到贵部听用。”
“好呀，好呀，我可算把你盼来了。”他将钟辉请进屋子里，递上一支烟，然后迫不急待地问道：“鄙人想请教一下，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带好队伍？”
钟辉将烟点上，不紧不慢地说：“依鄙人之见，在国难当头之际，培养一支好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好队伍呢？我认为需四个字：严、勇、灵、联。这严，当指治军要严，也就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勇，则是培养官兵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敢冲、敢杀、敢拚；这里我要给你说一个笑话，当八路军刚往晋东北开拔时，一路上碰到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央军、晋绥军，他们说‘你们真是傻瓜，日本人那么利害，你们还到前方干什么？难道不怕死吗？’我们八路军战士问，‘你们见到过日本人吗？’他们回答，‘没见着。听说十分利害。’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就吓的溃不成军，如何能打仗？……”
高树勋见这位年轻人谈吐不凡，确实有带兵的水平，内心十分高兴，接着追问道，“那后两个字呢？”
二、关系全局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高树勋率部起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经过8年血战，终于以日本宣布投降而结束。昔日民族战争中的盟友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8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已经发展到130余万人，另有民兵260多万人。创建了陕
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皖中、皖东、鄂豫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村、乡、县人民政府，很多根据地都建立了司法、税收、供销社（银行）等机构。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下令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为了争取和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在此期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第十九军进攻我上党地区遭到惨败。蒋介石看到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即以14个军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其中第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6万余人为第一梯队，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马法五的率领下，沿平汉线从新乡北进，企图打通铁路线与石门敌军汇合。这一路是主要的，对我解放区危害最大。
正因为如此，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于10月17日从延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在你们的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当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之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的担子，交给了晋冀鲁豫军区。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速从上党地区奔赴邯郸一带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同时，为了便于指挥，报经中央军委同意，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各个部队一边改编，一边行军，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战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邯郸以北，经过10余日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关键时刻，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经地下党员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面谈，终于使高树勋下定决心，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多人火线起义，使战役立即发生逆转。
此时，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所部的独立第四旅和第十七师的两个支队也赶到了战场。刘邓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向各部队颁发命令，准备发起总攻。
大战将临的气氛立即笼罩了每一个预伏的阵地。
突然，一个建议停止进攻的电话打到了峰峰的指挥部。
电话是在高树勋部下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定南打来的。
王定南自抗日战争时期就进入高树勋的部队，经过多年交往，已经成了高树勋的好友和座上客。
刘伯承不但有硬攻硬打、巧攻巧打、谋略制敌的功夫，而且还要施展攻心战法，不费一枪一弹，从国民党军队中挖出一个军来，这个军就是高树勋将军的新八军。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多年来经常受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排挤、歧视，与蒋介石有矛盾。高部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此次沿平汉线向北进攻，蒋介石为削弱杂牌而驱使其作内战先锋，高树勋极为不满，从新乡北进之前，即派人与我联系，表示不愿意内战。
因为某种机缘，共产党人王定南被派往高树勋部。从国民党军中挖出一个军让其参加人民阵营，这样大的行动在内战重开以前，还没有先例，尤其是在面对面的战场上，真是不易呀！
为高部起义做出重大贡献的王定南将军回忆说：“我当时就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统战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高树勋的好友‘座上客’，实际上是在高部做地下工作的。”
10月28日清晨，平汉战役总攻发起的同一天，王定南从高部回来向刘邓首长报告说：高很愿意同我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主要是高夫人现在还在徐州，高为夫人的安全担忧。
这一情况，马上引起了刘邓首长的重视。
刘邓首长向来重视争取敌军的工作。他们经常谈到要打退反动派的进攻，一方面要在军事上挫败敌人；另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反内战的统战工作，尤其是要利用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和嫡系的矛盾，和平民主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选拔了不少干部做这方面的工作。刘邓首长还亲自处理有关的重要问题，在上党战役紧张的作战中，刘邓首长就多次听取了王定南同志的汇报。平汉战役开始后，邓小平政委又多次布置此项工作。由于有了以往的工作基础，在新形势下又出现了好的动向，邓政委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巧妙地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0月29日，捷报频频传来。我一纵突入崔曲，敌四十军一0六师一个团被歼；二纵已突入阎家浅，敌三十九师亦被我歼灭一个团，各处残敌向南北左良逃窜时又被我截歼一部，我军乘胜向北左良及其以东地区之敌展开攻击。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对高的起义起了促进作用，当夜高树勋终于决定：“我立即起义，走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