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是在马市坪地区两军交战的中间地带一个河滩上进行的。为了两位谈判将军少受炎热之苦，王定南带传令兵，对此作了周密的安排，特地将谈判场所布置在几棵树丛之中，总算有些荫凉。搬来几块石头允作坐椅，中间铺开一方军用帆布，算作谈判桌。高树勋今天有意脱掉军装，身着绸子衣服，头戴礼帽，并佩戴黑墨镜，手拿文明棍，镇静地坐在那里，身后站着四个军官，再后面是一个警卫班，他让传令兵们带了一些汽水、啤酒摆开，以作招待。陈先瑞穿着朴实的八路军服装，也带着四名干部，再后面同样站着一个警卫班。双方寒喧了几句就开始谈判。
陈先瑞开始讲：“高将军，首先给你说明，我军此次进军鲁山、南召地区，不是来抢你的地盘，是为了抗击日寇侵略，建立抗日根据地。我军的方针是：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积极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包括国民党军队，一道共同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抗战形势对我有利，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这个大局已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抗拒不了。”
高树勋说道：“我相信贵军的来意，但是，无论如何，贵我两军已经交了火，我是真心希望我们马上停火，以后不再起争端。八路军抗日热情，建候早已知也。我十分佩服，我也曾在冀、鲁等地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很长时间。”
“这一点敝人也有所闻。正因为此，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来，谈判合作抗日。”陈先瑞接着说：“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失败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现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广大农村已被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近1亿，正规军已发展到100多万，地方武装和民兵有六七百万，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69％，抗击伪军总数的90％。”
“是，这些我承认，八路军确实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高树勋点点头说，他不是在奉承，因为他在华北前线与日寇打了近六年时间，亲眼看见八路军与日寇作战的情形。
陈先瑞又说：“高将军，你部也曾在抗日战场上立了大功，可是，据我所知，在国民党内，你部却是受歧视的，在装备、军饷方面，同老蒋的嫡系部队完全两样。你们在前方打仗，他的嫡系在后方躲着，以免被日军吃掉，用你们这些杂牌军在前线装点门面，来欺骗世界舆论。我真心希望高将军能认清形势，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携手共同抗日。”
陈先瑞的这些话，确实说在要害处。高树勋真感到淋漓尽致，他拿过一瓶啤酒送给陈先瑞，然后自己也拿过一瓶，“陈将军，喝！你说的对，我高树勋绝不会做亡国奴，更不会做汉奸、卖国贼。等将来时机成熟了，我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但是，今天我想给贵军提出，希望你们不要攻打南召。如果南召被贵军占领，不仅对上不好交待，更重要的是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高树勋说的十分诚恳，他就是这样直率。陈先瑞也深表同情，陈回头和随行来的第七团团长黄朝天商量了一下，便说：“好，我同意高将军的意见。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愿望，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高将军你说吧。”
高树勋思考了一下说：“按照我们双方刚才的意见，我看可归纳三条：第一，双方立即停火撤出战斗；第二，此后划地区活动，互不侵犯；第三，双方可以互通情报，经常保持联系。”
“好。”陈先瑞爽快地答应。于是，两人握手言和，两位主帅及四个随从一起干了啤酒。
这件事很快被新八军调统室主任陈仙洲知道，陈仙洲是重庆方面派来的，属军统体系，专门负责监视非嫡系部队内部情况，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报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另一方面鼓动新八军副军长马润昌出面，对高树勋说：“王定南和吴景略勾结八路军袭击马市坪，应该处死他们。”
高树勋对此置之不理，并知道这是陈仙洲的鬼点子，便找个理由让陈去军校学习去了。高树勋这样一做，重庆方面更着了慌，立刻批示胡宗南对此进行监视，胡宗南便派李文的九十军由卢氏调防到嵩县，靠近高部并对高部进行临近监控，这些日来，九十军常派一些密探进入南召县境。
胡宗南如此之来，控制他的给养也一定是监控他的步骤之一了。
胡宗南的非礼，实在让他难已咽下这口气，可是他又能如何呢？论职位，胡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而他是冀察战区总司令，按照军委会的序列，冀察战区属第一战区节制；论关系，他属于西北军的系统，而胡宗南则是老蒋的亲信，一直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又能怎么样？
“难道就这样忍气吞声吗？就这样寄人篱下吗？我还是冀察战区总司令，能不能设法回到冀察地界呢？离他远一点，或许会好一些……”高树勋这么一想，又觉得很难，“一则调防需经中央批准，二则华北早已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返回冀察能有立足之地吗？唉……”实在是进退两难呀。
正在这时，总部高参王定南走了进来。
“高先生，你好！”王定南客气地打了一声招呼。
高树勋点点头应允道：“你坐下。有什么事吗？”
王定南说：“我想告几天假。到太行山去走一趟。”
“哦？”高树勋心中咯噔一下。
王定南是个共产党，这一点他是清楚的。而且王定南到他的总部任高参也是他特意安排的。
那还要说到1944年的春天。
当时，他的部队驻防伏牛山南麓的镇平县，一天，几个卫兵押解两男一女三名犯人从镇平路过，说是土匪头目，要送到汉中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树勋一听押解的是在豫西组织土匪队伍的土匪头目，感到好奇，就嘱咐副官过去将犯人押解来看看是什么样子，高树勋坐在村外的场上大树下乘凉，看着将三位犯人从他眼前押过去，高树勋见三位知识分子味十足，根本不像什么土匪，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定把三人扣下，他要亲自审讯一番。这三名要犯就是王定南、吴景略和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
第二天早晨，高树勋先提吴景略问话。他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们是土匪头目，我看你不像土匪。”
吴景略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就不是土匪。”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爱国的抗日分子。”
高树勋笑笑说：“你这话不实在，你不是土匪怎么有如此大的胆子，敢去玩那帮土匪？李长有我可是知道的。”
这个李长有正是豫西有名的土匪头子，在这一带无恶不作，那可是家喻户晓的。
吴景略毫无惭色，“国家危难，匹夫有责。为了抗日，没有不敢做的事情。”
高树勋正色道：“抗日有政府，你自己胡干，能有什么出息？”
“政府？日本鬼子占了那么多土地，你们政府那里去了？退让，退让，这就是你们的政府。
你不用说大话，你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冀察战区总司令吗？这镇平是冀省，还是察省？你怎么不去抗日，躲到这里了？”
这个青年人说话如此尖刻，竟说的高树勋无言以对。倒是吴景略大概知道一点高树勋的底细和经历，过了一会儿，才说：“高总司令，你是个有头脑的人，也看出当今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不能靠他们来救国，必须靠自己。”
高树勋此刻收敛起那副严肃的面孔，露出一丝微笑，和气地说，“青年人说话过于尖刻了些，我佩服你的勇气。在我这里倒是没关系，到了后方，却不能这样讲，这样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伴能注意这一点。”
吴景略马上转个弯说：“高总司令说的是，谢谢关照。”
接着高树勋又了解了一下他们被抓的原因。事情大既是这样的，他们仨是在北平认识的，由于当时正被日军追捕，他们只好逃跑，正在这时，日军司令官把伪军头目孙殿英、张岚峰等人集中到北平受训准备发动中原战役，王定南说他认识孙殿英，就设法找到孙让其帮忙，孙就将二人带回新乡。这时孙得知吴是豫西人，便有意让他们到豫西去拉一支队伍，好扩充自己实力。孙已买通豫西土匪头目李长有，他们到豫西后，便以李长有的队伍为骨干，很快便纠合了2000余人马，组成河南人民自卫军。自卫军一成立，郏县日军便出动剿灭，他们忙把队伍带到宝丰县，宝丰日军又出动驱逐，只好向鲁山撤退，就在这时李长有被汤恩伯部下收买，突然叛变，于是，他们就被扣押起来。
高树勋问清情况，便让把吴押回禁闭室。
第二天，看守给高总送来一个纸条，高树勋打开一看，纸条是王定南写的：
高总司令，我请求您能见我一面。王定南
哦？这个王定南有什么话要说？无论如何，见他一面都无妨。于是，就在当天下午，传见王定南。
王定南到来后，高树勋让他坐下来，十分客气地说：“你求见于我，不知有何见教？”
王定南答道：“景略告我，高总司令对我等十分关照，定南特来致谢。”
“哦？专门来说一声谢？”
“不，我还想和高总司令叙叙旧情。”
“哈哈哈哈……笑话。我们素不相识，那来的旧情？”高树勋一下子注意起这个年轻人来，他究竟要干什么？
“不要着急，虽然高总司令不认识定南，但是定南确对您早就熟悉了，您的大名早已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之中……”
王定南的话使高树勋如入云海，简直朦朦胧胧。
“您该同吉鸿昌将军熟悉吧？”
“哦，你认识吉将军？”
“此止是认识，我曾在吉将军麾下做事。”接着，王定南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并参加了革命，曾任共青团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同时兼任朱蕴山组织的反帝大同盟东城区党团书记。1931年初夏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通过北方局地下党员罗青寻找与共产党合作，意欲加强自己部队的力量。因为西北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曾重用刘伯坚、陈乔年、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宣侠父、安子文等百余名共产党员来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给西北军的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吉鸿昌在冯部任师长，而高树勋就在吉部任旅长。罗青将此消息告知北平市委，地下党就派王定南前往。他马上乘火车直奔河南，在豫南的潢川县见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正在那里指挥鄂豫皖剿共。吉鸿昌怕军部人多嘴杂，有人报告他通共嫌疑，就带他到光山县二道河村的野外进行谈话，他向吉谈了共产党的主张，阐述了革命道理，吉鸿昌则谈了自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主张剿共的态度，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红军友好合作。就这样，他在吉部秘密住了一段，通过活动，认为时机成熟，根据吉鸿昌的请求，可以向吉部派遣一批红军干部，他马上返回北平向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北平市委汇报，就在这时，他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消息，吉鸿昌因剿共不力，已被革职，其部被分散编遣，吉离开部队，出国考察。他在与吉鸿昌的交谈之中，吉多次谈到高树勋的为人，这是王定南对高认识的基础。1932年吉回国，次年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吉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而高树勋也一起同吉到张家口，并担任了同盟军的骑兵司令。这时，王定南因参与印刷进步书籍《北方红旗》被捕入狱，家里买尽田地，凑了四百元钱才将其营救出来，他立即去找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通知让他到张家口吉鸿昌的第二军中。吉委以军政治部主任。9月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失败。从此，一别吉将军，至死再未能谋面。后来他又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6年来到孙殿英部工作，由于战乱，王定南颠沛流连，直到1939年他与妻子唐宏强才到平西找到八路军首长肖克，根据需要，肖又命他返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因被一个叫杨蕴青的混进地下党内的特务告密，他再次入狱。后经多方关照打通关系，假释出来，但还在日寇监控之下。直到1944年春，才通过孙殿英救了出来，孙知道他是共产党，很有组织能力，就派他同吴景略到豫西为其拉队伍。由于李才有被汤恩伯收买，则再次陷入囚牢。
高树勋听了他的叙述，特别是同吉鸿昌的关系，相信了他这个人说的是真话，从而也确实感到王是个人才，打心里喜欢上了他。
“这么说你是共产党了？”
“是，我不对高总隐瞒什么。”
“你最近和共产党还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嗯，”高树勋点点，“共产党我也见识过，除在冯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中有过接触外，我在保定也与共产党的边章五、唐哲明等有过交往。后来我到了冀南，八路军还派钟辉到我部任政治部主任，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现在还很想念他们呢！”
王定南不适时机地说：“说实在话，共产党也一直都很尊重西北军的弟兄们。”
他们谈的投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开诚布公，十分融洽，最后高树勋说：“你们在外面千万别承认是共产党，无论到了那里，都有军统耳目，这一点千万注意。从卷宗上看，你的夫人无有什么罪状，如果你信的过我，我先将她保释出来，就与新八军的眷属们住在一起。然后我再设法救你们出来。”
王定南辞谢。
第二天军法处要派一个班押解他们到汉中，高树勋不同意，他说，“一路上散兵、土匪太多，不要让出了什么事，等几天再说。”
过了几天，高树勋因公要到重庆，这才安排让他们一起与他坐车走，以免路上受罪，同时他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唐宏强保释出来。一路上果然险恶，没走多远到了内乡县丹水村，第一战区在这里设立一个前线指挥所，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在这里亲自坐阵指挥，高树勋一到，他当然得请高吃饭，席间，知高还带了两个共党犯人，马上就吩咐属下，“因为两个共党犯人，何必劳总司令大驾，今夜干脆拉出去活埋掉算了，不必费心再派人解送。”
高树勋一听，马上放下筷子，说道：“郭参谋长，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无论他们是什么人犯，送到后方既有军法执监部处置。”
郭寄峤以为高想去请功，也就不再强硬，“高总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明天，我派一个连长，带上一个班，给你护驾就是了，保证安全送到汉中。”
一路上高树勋心中思前想后，这两个共产党确实是个人才，若是留在军中，对我治军当有益处，然而，送到汉中凶多吉少，如何才能救出他二人呢？不知不觉到了汉中，在这里正好见到了西北军的老友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突然计上心来，他对刘汝明说：“子亮（刘汝明字）兄，我的两个朋友被污陷为共党犯人，现在汉中禁闭，我想救他二人，仅我出面恐胡长官生疑，万望子亮兄帮忙。解救二人出狱，日后我当重谢。”
刘汝明笑一笑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区区小事建候兄太多虑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谢吗？现在我就同你去军监部说请。”
就这样，王定南和吴景略终于被保释出狱。之后二人又回到豫西，高部已移防南召，高树勋见二人不食前言，终于返了回来，于是任命王定南为总部高参，吴景略为总部机要秘书。
今天，王定南要到太行山，那里早已是八路军的天下，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多少天来，他一直在想，利用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设法把队伍带回冀察去，维恐八路军不允，王定南要去太行，何不托他联系，岂不是个机会？
“定南，你要去太行山，我同意，另外，我有一事相托，不知……”
“什么事？”
“我想托你给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捎一书信。”
“哦，先生认识彭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