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期间，他积极贯彻党中央“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组织抗日军民向敌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收复了广大沦陷区，解放了邯郸重镇，使太行、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八年抗战中，他作为冀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冀南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同志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局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194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他带领安徽人民组织数十万民工日夜赶送军粮，筹集渡江船只，支援渡江战役。同年4月，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同年6月，为进军西南作准备，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议，成立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0月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经河南、湖南，挺进大西南。
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宋任穷同志舍生忘死，南征北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任穷同志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他与省委的同志们一道认真贯彻党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提出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清除匪患，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局势，使云南出现了党、政、军、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1952年7月，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宋任穷同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他协助罗荣桓同志主持军委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在选调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建设，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干部管理法规，特别是在建立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军干部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6年11月，宋任穷同志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主要领导者。他团结部党组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原子能事业发展方针和规划，组建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选拔使用大批优秀干部、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经常深入到地质队、矿山、建设工地和研究所，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全面推进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他坚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重视建立中国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开展科研工作，培养科技人才，为我国核工业平稳有序地实现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国防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9月，宋任穷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在东北局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对东北局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的指示，率领东北三省省委，努力工作，精心组织，周密筹划，恢复生产，渡过难关。在全国各项重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受周恩来同志委托亲赴鞍钢，多次组织保钢夺煤会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支援全国的任务。他注重调查研究，每年以大量精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遍了东北三省一百多个县。
他十分注重抓典型，善于运用典型经验指导工作。他积极支持和推动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积极推广大庆油田经验，努力支援“三线”建设。他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必须坚持正面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在他的领导下，东北三省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到1965年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穷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1977年10月，宋任穷同志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部党组成员，制定了全盘工作安排和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大胆平反冤假错案，最广泛地团结干部群众，同时狠抓恢复科研生产秩序，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落实科技干部政策，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团结，使七机部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宋任穷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心，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组织战线贯彻全会精神的首要和紧迫任务之一。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制定了数十个有关政策规定的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贯彻执行。他日夜操劳，接待听取了许多受迫害干部的申诉和干部群众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建议，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和复查结论。
到1982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230万名干部的复查平反工作，并对涉及120多万人的历史错误结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复查，作了正确的处理。特别是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使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完成党的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选拔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针的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在党的建设、干部培训、老干部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宋任穷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除了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继续负责组织干部方面的领导工作。
1985年6月，宋任穷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与王震同志联名向党中央提出申请，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1985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其间，他坚决贯彻邓小平、陈云同志对中顾委工作的指示，全力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为委员们正确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作用，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积极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处理了一些重要问题。他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关心和帮助老、少、边、穷地区。他完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顾问制过渡到退休制的决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头落实党中央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党的十四大以后，宋任穷同志仍然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和完全统一寄予厚望。他在同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党和国家大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
宋任穷同志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宋任穷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秦基伟说：“下山之前，刘司令员指着紫山说，紫山又称马服山。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击败秦军，解阏与之围，解除秦军对邯郸的威胁，被赵王封为马服君，为表彰这位战将，把紫山封为马服山。当时秦军气盛，《史记》上记载：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事情也就发生在这一地点。司令员说，两军相逢‘将勇者胜’，这句名言就是出自赵奢之口。我和陈再道接受任务时，邓政委、李达参谋长都在场。要我们立即东进，十万火急地把部队拉下太行山。现在看出紫山、临氵名关的。占领对邯郸战役的作用。先拿下这座马服山，迫使马法五屈服。陈再道知道，紫山和临氵名关曾经是日军的据点，修建了钢筋水泥永久性碉堡，储备了水、粮食和弹药，攻取不易。我们又是连战四十多天，十分疲累。陈再道想提出部队疲惫不堪，山路狭窄，调动大部队不易。我从背后扯了他一把，意思是说，说也没用，瞎耽误工夫，不如拔腿就走更现实一些。”
宋任穷问：“邓政委说什么？”
秦基伟说：“邓没多说话，他用眼瞪着我们说：困难自己克服，执行命令。”
宋任穷乐了：“这两句话就够了。困难都是实情，过分强调会影响对命令的执行。刘伯承司令员常谈到俄国苏沃洛夫元帅。苏沃洛夫把士兵看作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他看中的是士兵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足以产生出战无不胜的力量。司令员和邓政委也是这样的统帅。夺取紫山和临氵名关是当前紧迫任务。马法五六万人全部渡过漳河。明天，23日就会打响。前指命令：24日前拿下紫山和临氵名关。我来的意思就为这。”
秦基伟问：“按预定计划能赶到指定地点的都有哪些部队？”
宋任穷说：“只杨得志一个纵队赶到了现场。”
“陈锡联怎么样？”
“陈锡联到了涉县，先头部队正向武安开进。杜义德已经到了光禄镇一线。”
秦基伟看表。下令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