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加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城乡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和斗争。在许多城市，到处发生砸粮行抢米风潮。1947年抢米风潮席卷国统区的40多个城市，直接参加的群众达100万人。1948年这种“向蒋介石要饭吃”的群众斗争，已经扩展到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仅6月16日，重庆被抢的米店就达70余家，失米7000余石。1948年4月，沪宁铁路工人举行“卧轨罢工”，抗议当局取消铁路工人30％的生活补助费及一切补贴，使沪宁交通动脉一度限入停顿。7月，南昌市18家报社工人要求补发工资未遂，举行罢工。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南昌、宁波、武昌9个大城市的失业、半失业工人，先后开展反饥饿的斗争。仅上海一地罢工工人即达10万人以上，参加斗争的行业、部门包括水电、邮政、海关、交通、铁路、机器、纺织、化学、丝织、卷烟等50多个行业。在农村，广大农民为生存而奋起“抗粮、抗租、抗捐、抗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皖、浙、赣、闽、粤、湘、桂、滇、黔等省农民的“四抗”斗争，发展成为游击战争。到1948年秋，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武装发展到近5万人。
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坚持其反革命战争，不惜继续出卖中国主权换取更多的美元。允许美国“共同开发”台湾、海南岛、整个广东以至整个华南，并取得长江航行权；接受中美双边协定，使美国进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经济。这种“以主权换美元”的卖国行径，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为先导、有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又掀起新高潮。这场斗争，由上海学生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行业的广大群众于5月4日首先发起，继而扩展到南京、北平、天津、唐山、福州、广州、厦门、昆明等地。广大学生和各阶层群众纷纷上街集会，游行示威，揭露和控诉蒋介石继续出卖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愤怒声讨美国继续对中国主权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各地有许多文化、教育、实业、金融界的要人和社会名流，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场斗争。席卷全国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连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刊物上海《视察》杂志，都作了如下评述：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他们所争取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成为一种推动时代的巨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学生示威游行主要是由于不能使人满意的生活状况和日益加深的失望情绪……粮食暴动和工人罢工则可能是一种自发的行动。
无论怎样，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危难和政治抱怨的象征。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政府的”；“悲剧在于蒋委员长及其周围负责人不懂这一点，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情报机构，而听不到自发的大众呼声。他们因而只依赖武力镇压，干正有利于共产党的事。这种做法主要来源于恐惧，几乎是出于绝望的心理。”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和“行宪组阁”，国民党与民社党、青民党之间，蒋系、桂系以及黄埔系、三青团、政学系与CC系之间，“又展开了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蒋介石当上“总统”，却对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耿耿于怀。为防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合谋，形成威胁，迅速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任其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稍后又将华中地区分设“华中”、“徐州”两个“剿匪”总司令部，由白崇禧、刘峙分别执掌。蒋、桂矛盾继续发展，裂痕越撕越深。同时，蒋介石还面临“地方军事和行政领袖”的“反叛”。5月22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几乎一年来，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曾直接或间接地与许多美国人讨论在山东建立一个自治政权的问题。“最近数月，他曾试探过美国官员，如果南京形势的发展需要他如此行动时，他取得美国财政及军事支持之可能性如何”。7月6日，司徒雷登又向美国政府报告：“因为蒋委员长想用他的权力来改善现有局势的失败，致迫使地方军事和行政领袖，考虑实行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政治结合”。李宗仁将军决心与蒋介石决裂后，飞抵华北，“目的是与傅作义、卫立煌、王耀武和若干其他北方领袖共同商议，组织一能控制华北的第三政府。据称此政府是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控制之外”。报告分析说：这是“由于现政府威信和权力不可避免地降落，地域主义和特殊主义是那些要为自己谋生存或另谋出路的人们的自然的反应”。“目前的斗争似乎已超过对个人阶段而达于国民党的内部对蒋委员长领导的大举反叛境地。……这个国民党内的反叛毫无疑问地较在选举李宗仁时蒋委员长所遭遇的困难更为严重，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历年来为其势力的根据地的内部集团的反叛。
如果他在此时机失败了，要恢复他的控制就困难了。”
蒋介石悲愤地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不少党员干部，他们以自私心为出发点，意志不固，信心不坚，以为国民党就要归于淘汰，他们个人只好自谋出路，自想办法”。
（二）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城乡经济和军工生产迅速发展
在战争第2年中，人民解放军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协同作战，在外线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长江、东抵大别山以东巢湖至徐州之线、西抵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之线的中原解放区，使中原这块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绝大部分，解放了黄龙山区，与黄河东岸的解放区完全衔接，并一度解放了麟游山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收复并扩大了山东解放区，完全孤立济南，使山东解放区与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并重开了陇海路以南的苏北战局，建立了江淮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打通了联系。东北野战军解放了东北9省及热河97％的土地。华北军区部队除正在围攻太原孤城外，已经全部肃清了国民党军留在华北解放区中心的据点，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使华北解放区与山东和晋绥解放区完全衔接。
到1948年6月，全国解放区面积已有235．5万平方公里，人口1．68亿，城市586座。其中，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面积148．95万平方公里，人口4275万，城市186座；华北解放区面积23万平方公里，人口4400万，城市176座；西北解放区面积22．67万平方公里，人口692万，城市77座；中原解放区面积23．7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城市72座；华东解放区面积17．14万平方公里，人口443万，城市75座。解放区现有面积与解放军所活动的22个省（即东北9省，热、察、绥、冀、晋、陕、甘、宁、豫、鄂、皖、苏、鲁等省，长江以南游击区未计入）的总面积375．9万平方公里相较，解放区占62．6％；与全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相较，解放区占24．5％。解放区现有人口与全国人口4．5亿相较，解放区人口占37％。解放区586座城市中县城以上城市579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2009座）的28．8％。
解放区拥有铁路1．2847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47．7％，其中已通车8132公里。同时已拥有安东、营口、威海卫3个重要港口。
解放区大约1亿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又通过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形式，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调动解放区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支援前线的革命热情，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方针、政策。例如，纠正一些地区土改中“左”的错误做法，解决土地改革遗留问题；“明令允许雇用劳动（包括长工、短工等）的存在”，“允许特定条件下的租佃关系”，“保护在废除高利贷以后的私人自由借贷”；“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切实改进战勤制度”等。各级民主政府大力采取生产救灾、兴修水利、改善农具、指导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发放农贷等措施，使解放区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努力发展生产。1948年各解放区的农业收成一般都好于上年：华北解放区秋收达七成；晋绥、陕甘宁解放区秋收达八成；山东解放区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地区秋收都在七至八成，个别地区达到九成；东北解放区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586万吨达到了1186万吨。其他农村经济作物如棉花、麻、柞蚕和烟草等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解放区城市中，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工人阶级，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公营经济。实行生产与节约并重，自力更生加快发展，加强公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注重保护和利用民族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积极作用，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使得解放区城市的民族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快步发展起来。例如，石家庄解放时，全市仅有民营工业和手工业700多家，私营商业1500多家，一年后，前者发展到1700多家，后者发展到2100多家。洛阳解放后不到2个月，全市有60％以上的民营商号复业，比解放前增加了400多家，仅北大街300多商户中，开业的就达239家。齐齐哈尔市解放后出现了私商纷纷开业，增加资金，扩大经营，刷新门面的繁荣景象，新增商号477户，增加资金3亿多元。1948年2月，在哈尔滨市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1．2万余家工商业中，一年中获得盈利的占62％，收支相等的占30％，亏空的只占7．5％。其中，铁、皮革、印刷、纺织、电机、制粉、磨粉、制酱等行业获利最大。
解放区城市的增加和城乡经济的发展，给人民解放军军工生产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物质基础。1947年底，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兵工会议，刘少奇、朱德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提出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制造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的武器弹药；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照顾目前需要，又要作长期打算的兵工建设方针。会后，各解放区调整和加强了军工队伍建设，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军区军工部所属兵工厂，1948年共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弹58万余发，六○迫击炮弹近7万发，掷弹筒弹22万余发，手榴弹157万枚，子弹65．7万发；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52门，六○炮2764门；修理重机枪454挺，轻机枪1143挺，步马枪2．35万余枝；改造高射炮119门。1948年5月前，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处月生产各种炮弹8．9万发，六○炮弹2万发，枪弹12万发，复装枪弹1．4万发，手榴弹28万枚，雷管11万个，各种弹药10万斤1948年华北兵工生产的弹药，除自给外，还每月调拨其他军区，如拨给西北野战军山炮弹近2000发，一二○迫击炮弹1000发，八二迫击炮弹1万发，六○迫击炮弹1．2万发，掷弹筒弹500发，手榴弹3万枚，炸药1．5万斤。华东解放区军工生产也大发展，弹药由过去缴获为主过渡到自己生产和缴获相结合。如迫击炮弹自己生产占83．2％，炸弹、地雷、手榴弹等自己生产占47．8％，炸药自己生产占69．1％。大连新建工业公司自力更生自制设备，试制成功了75毫米山炮弹，淮海战役时就提供了各种炮弹20万发。到战略决战之前，人民解放军自产各种迫击炮弹426万多发，手榴弹900万枚。
C．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正是基于这个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以极大的努力对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长期的争取和团结工作。在支持和帮助他们开展反帝爱国、要求民主斗争的同时，对于他们言论行动中的动摇性及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帮助和推动他们最终丢掉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转变到人民方面，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教训，经过中国共产党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认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日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到人民革命的阵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在解放区迅速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施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赞同召开新政协。电文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人民解放军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大计亟宜早定。希望及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施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对他们热烈赞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施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热情表示“极为钦佩”。还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的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征询他们的意见。复电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其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就召开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在香港等地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向中共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