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与他同值一班，他竟然说：“我闻到女人的气味。”接着转过身来对我说：“就是你！”他还说女人散发着女性荷尔蒙。然后说：“我想，我可以闻到女人的气味。”真是……他真是个……这根本不公平，什么鬼把戏，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就像所有不知所措的女人一样，但我觉得被羞辱，又恼火、又不安，我感到心跳加速，那几乎就像做坏事被人逮到一样。
当这名女医生告诉我这些故事时，她还指出职位与她相当的男士，只须将注意力转到她的性别上，就能让她觉得受辱。
春宫杂志屈辱女性
这似乎也说明，为何光只是将黄色刊物摆在别人目光可及之处，就算是侵犯，甚至是恐吓女人。有位语言学博士班的女学生，被要求和另一名学生共用一本教科书。由于她有车，对方没车，当她用完书时，就主动把书送过去，当她到那名男学生家把书交给对方时，她赫然发现自己周边布满春宫杂志，而吓得毛骨悚然，他愉快地请她坐下，她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坐，除非她先拿掉某些杂志，而那些杂志正翻到印有女性春宫照片的页面。
另一位女土受聘为某一部门的经理，那个部门清一色为男性，有些男性便在她必经之处，摆出一些春宫照片。他们知道她一定会看到，为什么会搞这些把戏呢？是拿来吓唬女人，让她们觉得羞辱不舒服；这跟一般给新上司下马威的行为，又有何不同？春宫照片或是任何与性有关的事物，都是用来提醒新上任的经理，她是个女人，是他们发泄性欲的潜在对象；最具恐吓性的就是，性可用来当作一个肢体攻击的方式。那位在同学家里，发现自己置身黄色刊物堆中的研究生事后报告说，她除了感到羞辱外，还感到恐惧。
更令一些人搞不懂的是，其实不需用黄色刊物，只要找些很露骨的媒介使女人舒服即可，特别是其中包含暴力情节时，更是如此：众议员玛恪里斯·玛奇文斯基描述她初入议会时的经历：
去年夏天，全体新科议员应邀到美国电影协会看电影预演，因为人数过多，便分成两批前往，第一批观赏“在火线上”，我们其余的人于隔天晚上去看克里奇顿的“日升”，片中一再出现女人被强暴的镜头：
“我们全都觉得选看这部影片真恶心。和同事一起坐在那儿真是不好意思。”犹他州众议员谢培德说，她特别嫌恶此部电影，“隔天，我们还得在议事厅碰面，和男士们共事，而且假装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女人不会被描述成那样，真是非常、非常难堪。”凯伦如此说。这个经验特别让人感到困扰，因为它凸显了新科女议员和男同事们壁垒分明，较好欺负。
女性动辄得咎
一旦你强调某个女人的性别，马上就让人联想到性、占下风，尤其是体弱好欺负，以上这些现象加起来，可以说女性“动辄得咎”，这一名词由高夫曼所创，其目的是说明，人们可使女性动辄感到窘迫或做错事似的；虽然男人在某些情况下，比方说当话题转到性骚扰或强暴上时，也可能动辄得咎，使他觉得所有的男性同胞都遭指责。
男人会把注意力放在女人的性征之上，可从他们不自觉的偷瞄动作看出来。这位女士提到，她面对一位前来应征助理职位的年轻男子，这可怜的家伙紧张得不得了，除了种种证明他紧张的迹象外，他还不时用眼睛偷瞄她的胸部，那名男子看起来不像故意如此要让对方不舒服，终究是他要找工作，要是冒犯了她，工作就泡汤了；最可能的解释是，那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性抽搐，表示他自己的不自在，许多女人都有这种经验，有些男人老喜欢把眼光瞄向自己的胸部、虽然那可以是表示兴趣、仰慕或象征魅力，大部分女人都会闪过一个不悦的念头：女人！ 我现在想到的是你的性别，不是你的头脑和专业，也不是你对我说的话。”
虽然男人和女人一样，会因为一些不请自来的性别上的逾矩而不安，而且不知该如何处理，人们也可用其他的把戏，将性别的问题放到台面上来屈辱女人，为何女人总是猥亵电话的对象？当我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节目时，现场就接到一通猥亵电话，那个人只讲了人体的一个器官名称，就挂上电话；为何男人在公开场合较不会受到这种侵犯呢？
人们多半认为女性是污秽的，证据俯拾皆是。有个相关的例子如下，有份招纸报导，伦敦主教李欧那德很苦恼，因为他的教堂决定要授予神职给女性，报纸写道：“李欧那德解释，因为在颁授神职仪式时，主教要是把手放在女人的头上就会被‘玷污’。因此，坎特伯利总主教会任命‘特派主教’，进入那些持异议的主教之教区——即那些不愿替女性颁授圣职者任职之教区——由他们代为执行此一污秽的任务。”
我在前面提过，有位女医师被另一名住院精神医师羞辱。上面也提过，人们可能会有“女人是污秽的”这种意识，而使那位女医师的日子更难过；她在一家天主教教学医院接受医师训练初期，由于是唯一的女实习医师，她并不被允许住在实习医师宿舍。宿舍有留住的女管家服侍，使实习医师难熬的日子舒适许多，这位女医师多年后回忆道：
那儿有位女管家整理房间……，就像妈妈一样，一旦有人得随时听呼叫去值班时，她一定会留点心；她很会照顾人，真棒！如果是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她会替他们洗衣服，她真好，就像女舍监；你猜怎么着？没我的分，他们不准我住在那栋宿舍。更糟的是，他们也不准我踏进那栋宿舍，女管家说，我住在那里会让她受不了，她八成也认为我会玷污那些男人。
有趣的是，女管家反倒不认为她自己住在那幢宿舍会玷污那些男人，大概她觉得自己在那栋建筑物中活动的范围领域不同；就像在某些文化当中，男人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各司其职，在不同的区域活动，这位女住院医师若住进宿舍，就会闯进男人的宿舍，侵犯男人的领域。
任何人——不管他们和女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如何，都有可能引用“女性是污秽的”观念，将它套在女人头上，使她们的日子更难过。
谁当家做主？
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人与人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所衍生的权力，虽然有所不同，但其间差异倒还泾渭分明。可是，有许多时候，它们却混淆不清；这时候，提出性别暗示，可作为权力游戏中的一步棋。
作家和编辑间的权力关系为何？在某些方面，编辑可控制作家，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出版某本书，他们指派工作给作家，并订下截稿日期，还可提出标准格式要作家遵行。同理，我曾在与一编辑大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经历个人最难堪的经验；当我在写第一本书时，编辑提议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讨论我寄给他的书稿，我犹豫了一下，提议在旅馆的咖啡厅见面，可是当我们在咖啡厅的卡座中坐下讨论时，他赚四周的吵闹声使他无法专心，因此我们应移到他的房间讨论，我受制于他的职位，又不习惯提出反对意见，以免听来好像是我在发号施令般，就跟他到房间里去。起初我们还继续讨论下去，但当我们讨论完毕时、他说他得换衣服，站起身来开始脱衣服，我跑到门边，可是没有走出去，唯恐会激怒他；相反地，我站在那儿背对着房间，把头埋在书稿中，可是用眼睛的余光留意他，以便当他一向我走近，就可夺门而逃。当那位编辑还在位时，我就没去校对那本书，因为那还得再和他接触；当他因为一些与我无关的理由而离职后，我才再重新校对那本书。
从我本身的处境来看这件事、编辑手握大权，我当时既年轻、又还没结集成书问世，因此心想千万别得罪了那位对我的书有生杀大权的人，只有经他的肯定，我的书才能出版；可是在下面这则插曲中，好像编辑和作家的权力关系正好反过来。
一位编辑谈起她的经验，某位作家坚持要把书稿送到她府上，当他抵达时，他告诉她说，当他第一眼见到她时，就已开始有性幻想，我在讶异之余，问她此事以前是否发生过？其他的女同事是否有类似的经验？她说作家在口头上吃女编辑的豆腐并不罕见，他们是难缠的人物，作家自作多情追求一位编辑，当然是性骚扰，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位真的在你之上，而是他们明白自己在出版界的分量，如果他们找到别家出版社做生意，你就会挨饿。
作家的重要性，因情况不同而异。无名作家需要出版著作，胜过于出版商需要这些无名作家；但出版商需要已闻出名号的作家之名声，所以一旦这些作家拒绝和某家出版商作生意，很容易就可找到合作对象。在以上两则例子中，作家的重要性就因而有所差异。人们若要说明一种不平衡的权力情况时、通常拿有关医生与病人间的关系作研究。
男医师的恶行
人们总认为，医师给人的形象总是手握大权，而且权力较大者会对权力较小者，作言语或肢体上的性骚扰。许多研究均发现，有少数百分比（但相对之下人数很多）的男医师，就像牧师、法官、治疗师、教授和教练一样，会在执行工作时，强吃女人的豆腐及占便宜；有人著书详述了两则最恶劣的例子，医师揭发有位在怀俄明州行医、德高望重的医师，有计划地强暴了许多前来看妇科门诊的女人，那名恶医师专挑个性天真、对性事无知的摩门教女子下手，他藏在一块布后面，以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代替妇科器材插入女体，当此书作者上广播节目的脱口秀时，许多女人打电话进来诉说她们被医师性骚扰的经验。
诺尔与瓦特森合著的《你只是在做梦》一书中，提到她与马瑟曼医师的看病经验，那名医师曾任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会长，及西北大学精神病学兼脑科学系的系主任，马瑟曼医师对病人施以安眠药，谎称此药会使她们不再抗拒自己的病情；有一天，诺尔在治疗过程中醒过来，发现医师正骑在她身上和她性交。逐渐地，有二十八位以前的病人（其中三位是男士）也挺身而出，讲出类似经历，说他们也被马瑟曼医师施以药物而强暴。
以上这些例子所呈现的现象很明白：男医师手握大权，所以有少数百分比的人利用自己的特权对女病人性侵犯；然而，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有篇研究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女医师当中，有77％觉得她们被男病人性骚扰，换句话说，男人性骚扰女人，是因为他们权力较大，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如此。研究显示，女医师通常是病人吃豆腐的对象；菲力普医师和史奈德策划了一个研究，对象是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家庭医师，有四百一十七位医师答覆问卷，她们发现，其中有三百二十一位医师指出她们曾被病人性骚扰（包括伸手摸她们，要求不必要的生殖器检查，寄来与性有关的物品或信件，以及攻击她们）。这些医师报告，每月总会有些小意外事故，一年会发生几次最极端的事故，菲力普和史奈德的研究并没附上确切的谈话内容。但在社会语言学家佛汉录下的一则对话中，内容颇有这种味道。
佛汉为了研究所需，持续录下医师与病人间的对话，她同时录下了二十三名病人和八名医师在私人诊所中的对话，他们全都同意被录音；其中有一名病人习惯性地向一位女医师开黄腔，连寒暄话都带有黄腔：“所以说，你都在做些什么？而且是和谁做呢”有一次在检查时，有些事使他想起《少年科学怪人》这部电影，便借机念了几名电影中的台词：“记不记得电影里说的，‘你想不想打次野炮啊？’笑了！‘嘱，好大的奶子！’”这位医师告诉佛汉说，这名病人的黄色笑话并不会困扰她，她只当那是他个人的风格，可是护士们都觉得他用的性挑逗字眼是一种冒犯。有位护士玩笑地对研究人员说：“我们抽签决定谁带他进体检室。”
其实，大多数的女人在听过我提出的这些例子之后，都觉得若她们是那些女医师，听到病人讲出“打野炮”和”奶子”的字眼，会让她们浑身不自在，她们觉得那个病人的目的是想贬损医师，想在失衡的医师病人关系中扳回一城。当佛汉去问这个爱开黄腔的病人时，证实他的态度确是如此， 目的是避免被医生恐吓。 南加大有位女住院精神医师也支持此一论点，当她给病人体检时，她说：“病人也会向她调情，他们得作贱你，好让你矮他们一截。”
调情或是贬抑？
哪一个才是真的？调情是否就是示爱？希望亲近？抑或是贬抑？要是女病人在检查身体时向男医师调情，是贬损医生？还是向对方示爱？不管是不是贬损，那种行为足可被当成性骚扰。”既然相同的字眼，可用来传达两种不同的讯息，因此两种解释都行得通；事实上，这两种讯息也可并存不悖：因为病人喜欢医生，因此就想把她拉下来，好与她地位平等，以便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