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德写了一出深受大众喜爱，有关性骚扰的剧作《欧里安娜》；剧本的中心主旨，也在描写如巫婆般的女人，剧中一位名叫凯若的女大学生，诬告一位名叫约翰的教授对她性骚扰，然后强暴她，因而毁了她的前途。第一幕凯若没安全感，很自谦，坦承她看不懂课堂指定读物，害怕会不及格，“我就是不懂”她哭道：“我坐在教室后排，还面露微笑，可是就是不懂别人在说些什么。 我就是很笨。”教授动了怜悯心，他认为学生有不懂之处是他的错，不是学生的错。由于她功课跟不上，他就想办法帮她，他向她保证会给她做课后辅导，她会拿高分的。他为了使学生好过一些，便将手臂绕着她的肩头。在第二幕，我们看到凯若向校方指控约翰性骚扰；此时他的终身教授资格正在审核中。
真实生活中常发生相同情况。教授用手臂绕着学生的肩膀安慰她，她可能会生气，但我们很难想像她的反应会激烈到去申诉。接下来，剧情急转直下，凯若狠了心。威胁要告他强暴。此后的行为离实情愈来愈远，简直就像一场恶梦。第二幕，凯若有如脱胎换骨一般，她变得自信满满，善于辞令，准备攻击别人。现在，她正站着滔滔不绝打断别人的话，而他则坐着，无助、不发一语。
男人喊冤
当我们初读此剧本时，觉得凯若从第一幕到第二幕的蜕变是一个败笔，我们只能当它是编剧的功力不足，可是有关巫婆的描述却浅显易懂。此剧尖锐地点出了男性惧怕性骚扰事件，因为女人可以像巫婆那样，用光滑的皮肤和弱不禁风的柔态诱惑男人，然后再扑上去把他毁掉。戏中的教授解释说，他觉得一辈子都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父母告诉他这不懂得、那不明白，让他觉得自己很笨，还有老板，现在又来个终身教授审查小组。在这出戏中，女学生也可以随口大喊”性骚扰”，而获得那种权力来整教授。在理论上，任何学生都可以捏造罪名将他毁掉。
这就是为何女人和男人好像常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女人恐惧性骚扰，是害怕不管是言辞上还是肢体上被攻击，她们都不容易逃离魔掌，而很多男人容易疏于此一观点其实，有些男人听到：“男人无论何处都可能对女人施暴。”一说时，觉得是侮辱，因为那听来如指控每个男人都是强暴犯。可是对男人有利的说法就是，女人也可能诬告。可是很多女人忘掉了此一可能性，认为那不可能发生。因为指控他人，也会伤到指控者；对女人来说，男人这种杞人忧天对她们是侮辱；因为女人觉得男人的说词，听来好像指控女人是心机很深的骗子，平心而论，女人遭受攻击和性骚扰的可能性，大大超过诬告别人的可能性，可是这些事实丝毫未减轻双方心中的恐惧感。
我相信大多数男人都不希望利用自己的地位及职权来伤害女人，利用女人，可是许多男人也担心，要是有人诬赖我怎么办？那些犯了严重性骚扰罪的人，并不会去想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而好男人往往自问：“我到底说了些什么无心的话，让别人误解？”再次声明，女人诬告别人的机率较低，在这儿是个不相干的论证，只要在理论上确实有此一可能性就够了，而且已有足够的例子来凸显此一可能性。换句话说，任一方都习惯性地认为对方的恐惧是杞人忧天，自己这一方则确有可能发生事情，而愈想愈怕。
男女观点各异
欧里安娜一剧近尾声时，那名教授在观众的喝采声中，痛揍他的学生。暴力相向往往是性骚扰事件中潜在的威胁，而对暴力的忧惧，往往也使男女对同一情境有不同反应。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李维写过一则故事，描写一位女子深夜单独在华盛顿特区坐计程车，当她一坐进计程车上，锁上门，车子上路后，她发现司机并未遵守法律规定，把驾驶执照亮出来，当她要求看他的驾驶执照时，司机不但不照办，反而大发雷霆，开始对她大声嚷嚷，一路上破口大骂，当她安全抵达目的地，逃出车子后，隔不久写了抗议书投诉。她在听证会说，当她夜晚独自一人在外头时，常感危机四伏，而且和一个对她大吼大叫的男人一起关在计程车中，是很恐怖的事，她无法在计程车抵达目的地之前跳车逃走，因为那会使她的处境更危险。李维则觉得只要那名司机没动手打她，大吼大叫所犯的罪并不重，他很好奇别人是否同意他的论调，便做了非正式的调查。他询问周边每位女士及男士的意见，发现男人和女人的意见壁垒分明：所有的女人都同意，一个陌生男子在深夜辱骂女乘客是很吓人的，以一个计程车司机而论，这是严重的罪行；但是所有的男人都同意，光是大吼大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这个小故事并没扯上性骚扰，然而李维的发现和另一研究结果很类似。另一个研究说明，大部份男性都觉得，除非有身体上的行动，否则很难相信会发生性骚扰；相反地、女人多半将口头上的行为也包括进去。为何会有此一观点上的歧异，我相信这是因为大多数女人都感受到这无所不在的威胁，不管是明的、暗的（依当时情形，还有女人与男人相处的经验而定），这威胁包围着女人，但大多数男人的生活没有这威胁，因此就无从了解。威胁中最极端的就是被强暴；恐惧男性暴力则是其核心。
近来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性与暴力之间的关联广受讨论，这种关系也可在许多男人的日常用语中表露无遗，有个男子管理某家大货物供应公司的采买部门，他喜欢行销部门的一个女子，每次她来填订货申请单、他便疯言疯语，说要把她推倒在地上和她疯狂热情地做爱。他要和她有性关系。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人不悦，而要把她“推倒”在地板上这个动作，更让她反胃不止。她并不怕对方真敢攻击她，或许那位采买人员觉得他只是开开黄色笑话，不算是暴力，而且不觉得自己在威胁攻击别人。可是不管他是否如此想过，把别人推倒的动作，就夹杂了狂热和肢体攻击两件事。
有位男士告诉我，有次他驾车与朋友同行，正巧有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在他们面前穿越马路，“我想好好干她一顿。”他的朋友说，我听到时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干她？”难道这就是男人看到迷人女子时产生的冲动？另一位男士向我引述他的同事如此形容另一位女同事：“她穿了一双‘把我推倒——干我’的鞋子”，我很肯定那个女人足下穿的是一双“看看我——注意我”的鞋子。甚至可能是“仰慕我——来爱我”的鞋子，可是“把我推倒”又从何说起呢？
女人衣着性感会唤起男人一些暴力幻想。有位口才甚佳的大学生金恩为我说明其中的道理。金恩有次与朋友一起坐在车中，恰巧有一位女郎在他们面前横越马路、他回忆当时的对话如下：
朋友：你看她那副样子，她八成以为自己是尤物哩！
金恩：就是嘛！
朋友：我想带她出去见识见识一些真家伙。
全恩：是啊！
金恩分析道，他的朋友不高兴这个女子对他有性方面的吸引力，因为如此一来，使他觉得“屈居劣势，所以他的反应就是假想对方是他的性奴隶，一切听他指挥。”
这套说词有助于解释攻击与性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加认为身穿挑逗性的衣服，麻烦就是自找的）．但这样并不会使麻烦减少。
暴力威胁
不管是否与性别有关，当女人与男人为伍时，她们常觉得有潜在暴力威肋，不管那可能是模糊的或是暗中的。其实高夫曼指出，暴力的威胁往往与正义感是一体两面，两者都针对女性先天体弱、男人体健而来，许多男性不了解这一点，还觉得被侮辱，有些男人光是听到此一论调，就会觉得受到伤害或生气。许多男人永远也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而且身体上的暴力会使他们不安且不悦（若有人认为只有女人才是非暴力主义的信徒，只须想想那些伟大的和平主义导师（如甘地、罗素以及马丁·金博士便知不确）。有些男人的反应充满愤怒：“你们凭什么将所有男人看成暴徒？”但重点是，并非所有男人都有暴力倾向，而是女人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亦即有些男人（尽管数目是少之又少，但是家庭暴力统计数字指出，此情形并非少数）会施暴这个隐忧，令即使从未挨过揍的女人也产生不安的情绪。由于男人天生体型高大，加上我们从身为女孩开始，就明白男孩较会攻击女孩，这种隐忧可说其来有自。
我年轻时有一次最恐怖的经验，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被一个不认识的大男孩压在街角一处杂货铺的墙上，我已不记得他要什么，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双手力大无比，把我的手腕压在墙上，他的脸对着我的脸，我猜那家伙识字不多，就想出一个诡计脱围，我告诉他说我家门上贴着一张写着“电学家”的牌子，骗他说我妈是女法官，我回想起那段居住在拥挤城市中的成长岁月。在我相遇的许多男孩中，这是唯一曾经攻击过我的人。然而当我母亲要我去那家店时，我再也不要只身走过那个街角，我只答应到另一家位于街角的店，而且在我发现一些认识的男孩会骚扰人之后，我再也不去那个街角。
前述那位在拉丁裔美国人办公室打暑期工的年轻女士，使用了“威胁”这一字眼，来形容她对老板行吻颊礼的印象。由于这个字眼一再出现在许多女人形容她们与男人的关系里，我开始思考那到底有何意义？我相信那是指许多女人从男人身上模糊地意识到会遭攻击，虽然真正会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暴力相向
巴克罗上尉是首批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女性之一，她也用“威胁”这一字眼，来形容她麾下一位排长之风格，此事发生于她服务的德国某空军单位。
有一天，伍德下士踏进我的办公室说：“你知道吗， 巴克罗中尉，要是这里失火的话，我会把所有的女人杀掉。”虽然这并非要吓我，我平静地问他：“伍德下士，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样她们就不会碍着我的路。”他说。“下士！”我告诉他：“你真会吹牛，一旦你被困在火场，你心里只会想怎样把自己弄出去。”
虽说我们很肯定，巴克罗中尉知道这位下士不会把她或是基地中其他女人干掉，然而，在他“试探”她，向她展示自己的威胁时，他显露出内心对女人施暴的倾向。
有位女士在她任职的投资公司中担任高级主管。有位男职员告诉她说， 坚决反对在芝加哥增设新办公室，当这位男子的怒气上升时，满脸通红，弯身靠向她的办公桌，身子就挨得更近，她发觉自己在发抖，以致不断地提醒自己说：“保持冷静，他不敢打你。”（当然他可以动手，但看样子他不会真干。）过了一会，她发现让自己感到惊讶的不是对方的盛怒，或自己被吓成那样，而是害怕被打的恐惧感竟不经思索就窜入脑中。奇怪的是，她从未有被打的经验。
当女人爬到高位、超出人们对一般女人的印象时，她们就会切身了解到：有人可能会以暴力来攻击她们。当人们认为女人的权力大到可以控制男人时，为了表示对她们的愤怒，便更加强调某种论调；攻击女人或威胁要攻击女人。《纽约新闻报》于一九九二年总统竞选时，所刊登的一则卡通即为最骇人的证据，卡通影射希拉里·克林顿，为了嘲弄共和党人意图诋毁希拉里的小伎俩，此则卡通将她绘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一个女人的尸体平摆在地上，公事包掉在她身边，上面写着“希拉里”字样。那个公事包特别让人不安，或许卡通作者只想用其来表明女人的身分，但那只公事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专业象征，公事包出现在尸体旁边，似乎暗示克林顿夫人遭攻击，是她不知天高地厚，事业心重的报应。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本书刚出版时，只有两则书评，一则登在？仕女杂志？，另一则登在统一教的文鲜明牧师旗下极端保守的《华盛顿时报》，华盛顿时报上使用的书评标题为“黛比在对话”，故意影射一出著名的春宫电影；我则从头到尾都被称为黛比。书评是以一段情绪性的话结尾，声称我老公—定曾揍过我：如果她丢给他一句可怕的字眼……她在本书中显示，他对她的憎恨，可能不只是动口的程度而巳，有耐心的读者也毫不同情会有这样的下场。
意义深长的是，撰写此篇书评的人觉得我活该被揍，罪名只不过是我用了“可怕的字眼”，简言之，即态度傲慢，太太骑到老公头上去：即使我有博土学位、当大教授，在我任职的科学领域中已有地位和肯定，都是白搭；或许正是这些成就激怒了他们，使他们气极败坏地想把我压下去，提醒我是女人，不禁打的女人。在撰写书评的人和报纸编辑中，身为女人本身就足以拿来和春宫电影演员相提并论，而且当成被丈夫揍的人肉沙包。
都是权力作祟
常听人说性骚扰与性无关，而与权力有关，此话或许不假，但这并不表示性骚扰就绝对与性无关，应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权力伴随性别而来；最重要的是，以下的说法并不见得都对，即性骚扰是居高位者威胁报复地位较低者。虽然这经常发生，也可能是最吓人的情况，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任何阶级的人都可能被性骚扰：可能发生在朋友、同事之间，也可能是地位较低的人犯上。
地位较高并不表示就可免于性骚扰之害。发生在纽约州一位参议员身上的事，现已广为人知，她公开指陈有许多次，她的男性同事都提醒她身为女性，而使她的工作更为艰巨。有一次在参议员议事厅，她试着越过一位已经在椅子上坐定的男士，到自己的座位上，他拒绝挪动身体，所以她只得从他身上爬过去，才能回到自己的位子：假设那天她穿一件及膝的裙子，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下，她只能让步：显然，她的反应和许多女性一样，她们不知道其实可以向那个议员挑战——拒绝从他的位子上爬过去，光坐在别人的位子上，等别人来时再向他解释那名同事的行为（这种情况大慨不会发生，当他看到那位女士不愿屈从，可能会主动挪动身子让路。）
甚至于众议院的女议员也无法免于此害，有篇文章专谈众议院中的女人，其中引述女众议员吉儿龙的话：“有位男同事赞美我的容貌，然后说他想在议事厅中追着我跑，由于他不是我的上司，所以并不觉得恐吓，可是觉得被冒犯，而且很难堪。”
女公务员常被男同事的性暗示或失态的举止，弄得十分恼火。一篇一九九三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73％的女住院医师说，她们碰上的性骚扰主要来自男医师；而我访问过的许多女医师都说，来自实习医生及住院医师的性骚扰，比来自她们教授的只多不少。有位女医师是医学院的课堂中唯一的一朵花，她回忆起最严重的一次冒犯，是来自两位精神科住院医师，她特别提起其中一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