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文学批评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文学批评的舞台，贺绍俊至今已在文学批评领域坚守了三十年。三十年间，伴随着文学浪潮的一次次汹涌沉浮，经历了文学界无数次的革故与鼎新，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与成熟，贺绍俊写下了数百篇计百余万字的文学批评文章，出版了《还在文化荆棘地》、《重建宏大叙述》、《铁凝评传》、《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等多部著作，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努力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一、“潘贺双打”与文学批评学科的理论建构
八十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推动着文学的繁荣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开禁，文学从长久以来受制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反过来推动着政治的开明。西方作家作品的大规模翻译与引进，使中国文学在短期内汲取了西方文学发展的百年成果，新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文学批评也一改政治法官的面目，多元化的批评空前活跃，批评界引领潮流、启迪民智的精神品格得到确立和张扬，每一次文学变革的发生，文学新面孔的出现，都离不开批评家的摇旗呐喊和理论指引，批评家与作家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共同构建了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新格局。
贺绍俊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舞台的。年轻的贺绍俊大学毕业来到《文艺报》，与他的同事潘凯雄共同演出了连续几年的“潘贺双打”，驰名文坛，这是贺绍俊走上文学批评舞台的第一次华丽演出。从《走出思维定势后的选择——论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新调整》一文开始，这两位年轻的文艺编辑，紧贴文学创作的前沿，联手写作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为当代文学发展进行及时性的跟踪与评析。在他们的关注对象中，既有当时复出文坛的林斤澜，也有新锐作家莫言，以及创作已成果迭出的孙春平、孙慧芬和今天已不太为文坛所知的许谋清、朱晓平等人。“双打”的批评文章以诚恳、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立足于对文本的精细分析，解读作品与时代之间隐秘的精神联系，探求潜藏于文本之中的作者情感与思维向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标准一统天下，“双打”重新接续了注重文本分析的批评路径，为文学批评重返正常的行进轨道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他们一方面通过文学批评强化着改革开放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文本的审美价值，“潘贺双打”时期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追寻的精神价值同步，意味着文学批评在“走出思维定势后的选择”中，已逐步找回自己的独立与尊严。
应该指出的是，“双打”的批评并非毫无原则地为创作歌功颂德而陷入另一种附庸的陷阱，它同样有着自己清晰的审美判断，在精心呵护健康和有创造力的创作的同时，对内虚、浅薄、畸形的创作也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以《我们缺什么——对几种畸形文学现象的描述与剖析》为例，针对当时文坛出现的以人身攻击为能事的“骂派”批评、以“新潮”为幌子的亵渎神圣的创作以及以“重视读者”为借口的趋势媚俗等现象，文章尖锐地指出，畸形文学现象的产生，不能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文学外部条件的变化，其根本是文学工作者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意识所致，即缺乏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思考、民主的意识和科学的精神。文章进一步分析道，当代文学工作者身上存在着传统旧式文人依附性的“清客”特征，使得他们的“骂”缺乏了内在的自我独立审视精神；“新潮”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短暂的生命力会使作家自我满足感因其虚幻而破灭；面对消费市场的强力冲击，作家将面临精神变形的危险。这些振聋发聩的批评声音，对当时文坛某些不良的创作倾向作了及时有力的矫正，至今仍有警示意义。
与大多数成名于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不同的是，贺绍俊从事文学批评之初就对批评本身的建设性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他既注重对创作现场的跟踪式阅读与批评，又对批评自身给予足够的理论关注。如前所述，“双打”的开篇便是对批评的研究，在《交流：对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思考》和《文学史的构架及其基本规律初探》等文章中，又深度探究了文学批评的本体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群体》一文，对活跃于八十年代的批评家群体作了集中研究，根据其批评特征，将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归纳为五种类型，即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实际的思想性分析的理论批评群、审美分析理论批评群、心理分析理论批评群和科学方法论分析理论批评群、哲理思辨性理论批评群。从命名中可看出，尽管作者对批评群体的规律性概括还不够准确和成熟，但文章试图从批评家的理论背景、批评方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区分出不同的特色，这应该是较早对当代文学批评所作的理论审视，开创性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所作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随后出炉的《文学批评学》一书的理论雏形。
1991年12月，由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合作撰写的《文学批评学》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首先赋予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特点的文艺学科的合法性地位，并从批评本体、批评主体、批评文本和批评方法四个板块进行体系建构。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是作者面对审美现象的一种有序的还原活动，包含着细密的解析与重构，整个过程具有逻辑性和整体统一性。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活动受生活、文化及思维的影响，不同心理特征的批评家面对同一个文本或文学现象，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审美判断。批评活动中的精神解析与重构要通过具体的批评构架来完成，根据批评元素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意向构架、理念构架和文学史构架，它们是由批评主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决定的。同时，批评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影响着批评的视角和尺度，并最终决定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基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不甚发达的实际，该书的论述主要以西方文学批评为理论背景，兼及参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特点，并且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文学批评作了全方面的探讨与建构，形成“文学批评学”的整体观。三位同道合著的《文学批评学》与同一时期的同类著作相比，无论在论述方式还是体系建构上都显示出灵动与新意，至今仍然有其理论的光彩和实践的价值。
贺绍俊对批评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他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批判声浪强烈冲击文学批评现状》、《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等文章集中表达了贺绍俊对批评的思考。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中，他认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积累，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比较成熟的队伍。”但是“批评给人的感觉依然缺乏力量”关键原因在于在一体化批评体制解体后，只注重引进西方批评理论，比如参照西方的批评体系，目前我国的文学批评也区分为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主流批评三种类型，但这三种批评模式的划分是建立在简单模仿的基础上，并没有结合当下的实际，换而言之，没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应的批评制度，这就造成了批评类型的混淆，批评观念的不充分，批评实践的平面化，所以批评的力量也就减弱了。对这一情况，贺绍俊提出，在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批评制度的环节，批评观念要通过批评制度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得以实现，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批评制度是极为重要的。
二、跟踪式“把脉”与创作个案的深度解读
贺绍俊历任文艺报社编辑、常务副总编和《小说选刊》主编等职，文学编辑的敏感与责任，为他的批评写作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他常常遏制不住言说的激情与冲动。从早期出版的文学批评专著《还在文化荆棘地》开始，他便以跟踪式阅评的方式为创作“把脉”，其中对知青小说意义的探讨，是较早出现的知青文学研究成果，为知青文学在主题辨析、内涵深化和风格确立上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也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近年出版的《重构宏大叙述》和《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等批评专著，依然体现了他对文学前沿动向的敏锐感应，他笔下出现的批评对象，既有成熟作家的新作，也有文学新人的创作，而早些年所评论过的作家作品，有的已淹没于时间的深处，有的在新时期文学史上依然散发着价值之光。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运动着的学科，作为文学史叙述前期准备的文学批评，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地位起着初步遴选的作用，批评家既要接受时间对其批评眼光的残酷检验，又要抵制批评实践中来自政治意识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压迫与诱惑。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推进，中国的文化结构也在发生着鲜明的变化，一大批活跃于文坛前沿的批评家在社会转型期承受不了强烈的心灵阵痛，纷纷选择转向文化研究或史论研究，有的干脆离开了文学的舞台，批评队伍一度分崩离析。在此背景下，贺绍俊一直坚守着文学的精神家园，从未缺席于创作的现场，无数次参与文学现象的热点评析，写作了大量的作家论、作品论和文学思潮论，以自身的批评实践，参与、丰富并推动着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对铁凝创作个案的深度研究是贺绍俊文学批评中的一次自我超越。之前，他的写作多是随机性的、及时性的，体现了艺术直觉的敏锐性，同时国内大报大刊主编身份的责任与局限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他难以获得时间和精力对重点作家或者文学现象作出更有体系的研究和更有深度的理论探索。理论批评界历来认为，“散打”式批评很难彰显一名批评家系统与厚实的理论素质，而对体系的建构，应是批评家们共同的梦想。《铁凝评传》和《作家铁凝》是贺绍俊进行体系建构的一次成功尝试。其时的他已到高校任职，从杂志编辑转为大学教授，实现了更具研究意义的角色转化，建构体系的梦想也燃烧得更为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