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他们交给了单位，妈被单位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调到货场干粗活，每月只发生活费，家里的日子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给奶奶这边的生活费，由50元降到40元，由40元又降到35元。每回父亲送钱时，掏出比以往少了的钱，沉默片刻，嗫嚅地说：这月先给您35。奶奶隐隐感到父亲有什么事，又不好多问。怕开车的父亲路上出事。为了照顾在丰台的三个姐妹，父亲把五姨奶接过去帮忙照顾孩子，每顿饭用半个红萝卜擦成丝，做一锅汤，蒸点糙米饭，一家大小就靠汤泡饭度日。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姨奶奶才跟奶奶讲了父亲的情况，她说老大真不容易。
不管碰到多难的事儿，父亲都憋在心里不说，一个人忍着，怕家人着急。我在这方面也继承了父亲的脾性，爷儿俩一辈子，没说几句话。父亲这一生和我相处时间最长，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1968年夏天。三伯三婶当时要结婚，同是乡村教师的他们把家安在沙河永泰庄，他们买了一个柜子，一张床放在奶奶家。一天下午，父亲来了，奶奶问他能不能把柜子和床给三伯送去。父亲向邻居借了三轮车，装上床、柜，我说我也去，父亲答应了，我跳上三轮车，满怀欣喜地和父亲上路了。
过西直门、出德胜门，走在京昌公路上，小风吹着，从侧面看，父亲的表情轻松愉快，我想跟父亲说话，又不知说什么。这时，父亲指着西边田野中耸立的高大铁架问我那是干什么用的。我使劲想了一下，极不情愿地说：不知道。父亲告诉我，那是铁路上通讯用的。骑过了清河，父亲的背心被汗洇透了。我渴了，像是知道我的心事，父亲掏出两毛钱递给我，指着前面卖冰棍老太太让我去买。父亲放慢了蹬车速度，我跳下车，飞跑到冰棍车前，买了4根冰棍，追上车送给父亲两根，我们边吃边赶路。车快到沙河，路都是上坡，父亲蹬车吃力了，大滴的汗从他额上淌下。我急切地想帮他，突然从车上跳下来，摔了个马趴，身手矫健的我爬起来几步赶到三轮后面，帮父亲推起来。父亲摆动的身躯渐渐轻松起来，我们很快越过了坡顶。我赶紧跑几步，跳坐到三轮上。父亲问我：摔着了吧？我赶快说：没有。父亲就不问了。车拐下京昌路，向西过老牛湾，一路就没什么坡道了。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永泰庄三婶家。还有几十米远了，我跳下去，跑到三婶家，推开院门叫他们：三伯三婶，我爸给你们拉床来啦！
三婶一家大小迎出来，大呼小叫地帮着卸车，有人把父亲让到院里枣树下歇息，有人打了洗脸水让父亲洗脸。父亲刚洗完脸，茶就泡好了。三婶的爹说：甭着急，好好歇歇明儿再回去。爸说不成，一会儿就赶回去，晚上十一点还接班呢。三婶的爹说赶紧弄饭。有人张罗着买肉，三婶拦住了：甭买，我大哥吃素。三婶家里人就犯起愁来。我跑去和三婶的侄儿高来子玩去了，回来时，父亲坐在小桌前吃饭，有烙饼、咸鸡蛋、拌黄瓜、咸菜丝、棒子面粥，三婶家人陪着说话。
父亲吃完饭，要走了，我不想走。三婶说，大龙留这儿玩几天吧。爸没说话，我赶紧找高来子要两根竹竿让父亲给我带回去粘季鸟用。
父亲蹬上三轮车走了，我和三婶一家站在门口望着父亲背影远去，三婶的嫂子啧啧赞叹：这一个来回小一百里地呀，这身板儿真没人能比。
这种父子的温情，在我们之间很少。也许是因为居住两地的缘故，地理上的距离加深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在我青年时代尤为严重。那时我在一家雕塑工厂当了一名不安分的石雕工人，常和艺术青年们搞些活动。这种不安分让奶奶不高兴，每次父亲来北京，她便压低嗓子向父亲告状。父亲有时沉默不语，有时训斥我，我有时以沉默来应付，有时以争吵来对抗。拙于言辞的父亲说不服我，但他从未发怒或动手打我，有一回父亲竟然在我的争吵面前说不出话，哭了起来。看着父亲哭泣的样子，奶奶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嘟哝：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盯着奶奶老奸巨猾的脸，心中涌起了仇恨。从那以后，我更加沉默，每日与石头、木头、泥巴和书为伍。就是这些哑巴雕塑，也引起了亲戚不满。二婶看到我做人体雕塑，向父亲告状：做光屁股雕塑，流氓！听了她的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是艺术。父亲这个老火车司机怎么能这样说，我不清楚。我只是默默地做雕塑，我不跟父亲交流。1990年4月，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办个人雕塑展。我没告诉父亲，展览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展厅里没什么人，一个身影从门外进来，我没在意，直到他走到展厅中间，我发现是父亲，我迎上去，叫了声爸。父亲没说话，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仔细地看我做的那些雕塑。
有人来了，我和他们打招呼，说话。父亲看完了，走到我身边想了一下，说：要是有人买，你告诉人家咱们可没有发票。我说哎。父亲又看一眼展厅，慢慢向门外走去。
一生俭朴的父亲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人，只不过为了赡养一家老小，他只能尽量节俭。有时来北京，他会给奶奶买大顺斋的糖火烧和一种叫高碎的茶叶末儿，这种茶叶末儿是制作上等茶叶筛下来的，泡出茶很香，但只能冲一过儿。有一回，父亲买回来北京老字号全素斋的素什锦、素肘子，那时我不知道这焦黄油亮的东西是什么，一口咬去，满嘴喷香，半个脑袋都晕了。我表情复杂地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告诉我名称，在哪儿买的。父亲的厨艺也很不错，喜欢享受的母亲菜做得不好，有时买了好菜，她便嘟嘟哝哝让父亲做，往往说几遍，父亲便闷声不响给做好了。然后再做自个儿的素菜。富农的女儿我的妈便得意起来，吃得油汪汪的两片嘴说起她从前的吃史。父亲听了，半天不说话，末了说一句：哼，你吃过什么？母亲便说：郭大车，说说你们家从前吃那个……
父亲又沉默下来。
开了一辈子火车的父亲，一直住在一间半平房，外间三个女儿住，里半间他们夫妻住。这半间有一米五宽的样子，他们焊了个一米一宽的铁床，留40厘米过道儿，在这张床上，他们生活有30年光景。直到父亲退休那年，才分了一个两居室单元。按理说从工龄从家庭条件父亲可以分到一个三居室，可父亲不去争，我妈让他争他也不去争，忠厚本分的父亲做不来那种事。
那年奶奶已经过世，我的生活靠给人家做雕塑。离开了火车的父亲像是丢了魂儿似的，时常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以往看上去强壮的父亲，身体很快垮了。他生命中的支柱被抽掉了，每回见到他，都感觉他眼神中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态。职业上的失落、病痛，加上对自己一生不如意的痛，父亲最后的那段日子感情脆弱，遇上不愉快的事，他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沉默，或者说不，往往刚说几句便泪流满面。碰到这样的场面，我心中难过之情无可名状。生命正从父亲的躯体上一丝一丝地抽离而去。
这段日子，占据了父亲生活的大约有几件事：一个是打门球，一个是在楼前帮邻居修自行车，还有抽空到我几个姨奶大爷长辈家看看，剩下就是和我妈过他们琐碎的日子。我妈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一切家务不管，自己的钱也不拿出来过日子。我一个妹妹离了婚，带个孩子回来住。从买菜到做饭，全是父亲的事儿。每天早晨，妹妹的孩子要由父亲送托儿所。那段日子，父亲身体不好，有一回骑车带外孙女的路上，一阵难受，把孩子掉下来了，幸好没摔着。回到家里妹妹知道了，跟父亲说：爸您以后别骑车带我们孩子上托儿所了，您再给我们摔死呢？
那以后，父亲每天背着外孙女上托儿所，有一回送完外孙女回来路上，邻居见父亲手上托着两根油条，倚在电线杆上佝偻着喘气。邻居问父亲是不是病了，父亲说没事，一会儿就好。过一会儿，父亲步履蹒跚地向家走去。
我产生了给父亲雕像的念头。一个午后我带着相机骑车回丰台的家，父亲在门口给邻居修自行车，他正用扳手紧车大腿螺丝，他的手颤抖着使不上劲，一下一下滑脱了，曾经身体强健的父亲没有力气了。我说：爸，我来吧。我握住扳手，父亲的手也没离开，我们把螺丝拧紧了。我说：爸，我给您照几张相。父亲站起来，有些茫然。我从正面、侧面、45度面照了几张。父亲微皱着眉头看着镜头，取景窗中的父亲显得衰弱无助，我的心在抽搐。
父亲一生没怎么生病吃药，所以退休后生了病也不大爱吃药。铁路医院虽可公费医疗，但没有什么好药。有一回父亲问我能不能给开两瓶维脑路通，我去药店买了给父亲。于今想来，父亲当时不是不想吃药，而想吃些疗效好的，可铁路医院又没有，他又不愿向我们开口，为钱苦恼一辈子的父亲他心疼孩子的钱。
每个月父亲差不多都要去城里长辈亲友家看看，因为没多少钱，父亲很少能给他这些姨、大爷买东西，他只能陪他们坐坐，聊聊天，问问冷暖，换季的时候，帮他们打打烟囱，装装炉子。我七爷爷去世时，父亲从七爷爷家出来就上我这儿来了。他说七爷爷死了，七奶奶没工作，家里只有个40多岁的弱智儿子，料理后事的钱都不够。我给了爸一百块钱，说这一百块钱您给七爷爷凑上吧。爸当时接过钱的手哆嗦着，他在右手大拇指上舔了一下，很迟缓地把这十元一张的一百块钱点了一遍。
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心里发誓，一定好好挣钱，让爸花上我挣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可父亲没花上我挣的钱，就这么一个人倒在公共汽车上去了。想着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星期，还每天买菜过来，帮我和雕塑助手做饭，做完中午饭又做晚饭，父亲再坐公共汽车回丰台，那时父亲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了。
父亲过世几年后，我的内心经常处于一种恍惚之中，甚至觉得父亲好像还活着，好像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父亲又来车公庄看我，我不在家。楼西侧小路人来人往，路西灰楼前长满了灌木丛，父亲坐在灌木丛后面，正在啃一个芝麻烧饼。我回家时，下意识地向灌木丛后面望去，那里什么也没有。
爸，咱爷俩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