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的大夫中，有个叫宋就的，曾做边县的县长，边县和楚国相邻接。两国边境哨所的边防军不但都种有瓜园，而且种的瓜各有定数。梁国哨所的边防军勤劳，每天多次浇灌他们的瓜，瓜长得很好；楚国哨所的边防军懒惰，很少浇灌他们的瓜，瓜长得很差。楚国哨所的边防军嫉妒梁国哨所种的瓜比自己好，因此晚上偷偷过去把梁国哨所的瓜掀翻，使各畦的瓜藤都有枯死的。梁国的哨所发现了，请求他们的军尉，也要偷偷过去把楚国哨所的瓜掀翻作为报复。军尉向宋就请示这件事，宋就说：“这怎么行呢？这是结怨惹祸的做法。人家做坏事，自己也做，去报复，见识多狭隘。还是让我教给你们一个办法吧：你们每晚派人偷偷去为楚国边哨的瓜园灌溉，而且还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哨所每晚都偷偷去为楚国边哨的瓜田灌溉，楚国的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楚国哨所觉得奇怪而加以窥察，发现是梁国哨所干的。楚国的县长听到这事，十分高兴，便原原本本上报楚王。楚王知道后，觉得很惭愧，便告诉下属说：“问问我们去掀翻人家瓜的，是不是他们还有别的过错？这是梁国对我们的暗中谴责。”接着，楚王派人用丰厚的财币向梁国赔礼，同时要求和梁王结交。楚王在世时，一称赞人，就举梁王作例子。梁楚交好，从宋就开始。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名叫冉·阿让的主人公，他原本是一个修剪树枝的散工，这年冬天找不到工作，可是姐姐的孩子们正在忍受饥饿，他迫不得已砸了商店的玻璃，偷了一块面包，不料被警察抓住了，被判五年苦役，他四次越狱逃跑都没成功，却使刑期延长到19年。进监狱以前他本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出狱后由于没有工作，受别人的蔑视，所以真的变成了一个盗窃成性的“飞贼”。警察也在想法抓住他盗窃的证据，想法惩办他。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无处可去的冉·阿让昏倒在路上，被当地主教米里哀救起并领回家，他像对自己的家人和亲友一样款待了冉·阿让，但没想到冉·阿让趁主教睡着的时候，偷走了主教房间里的全部银器。在逃跑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但没想到主教对警察说，这些东西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让警察放了冉·阿让，并且又给了冉·阿让一对银烛台，说：“您拿了这些银子，是为了去做一个诚实的人用的，我赎的是您的灵魂。”主教的仁慈深深震动了冉·阿让，善良的人性在他身上又回归了，他决心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后来他办起工厂，很快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仍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关心工人，关心穷人，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发展学校，后来被推选为市长。
学会宽容，就是要学会尊重别人，也就是要学会尊重自己。学会宽容，也就学会了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宽容是一种气度，是一种胸襟，是一种修养。拜伦说过：爱我的我报以叹息，恨我的我置之一笑。他的“这一笑”，真是洒脱极了有味极了。圣人、伟人都得受时代的、历史的、地位的条件局限，或多或少地都曾在其人生路上留下过失。完人，只是人们的苛求和理想化的产物，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凡夫俗子？宽容别人的过失，就给了他一个醒悟的时间，一个悔悟的机会，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反思的机会。宽容，能融洽气氛，交流情感，活跃思想，从而获得真话、真知、真情。宽容，可以使夫妻情笃，父子情深，家庭和睦，获得一种心情舒畅的生活氛围，给自己一个轻装出击的事业动力。宽容，不是无是非、无原则。宽容不是宠爱，更不是放纵。宽容只是使自己摆脱荣辱与斤斤计较的心态，拓宽凡事都耿耿于怀的狭窄心胸。
七、羡而不妒摆脱狭隘
心胸狭隘的人，往往喜欢拿自己与别人相比较，容不得别人的进步和幸福，看到别人在某方面超过了自己，心里就不舒服。尤其是当自己身边的人或同一领域的人超越自己时，自己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痛苦、愤怒的情绪，因为他人的进步，会给自己造成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落后了，这很容易伤害自己的虚荣心，从而导致嫉妒。要摆脱这种狭隘的心理，需要有开阔的心胸，既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又要明白你可以遏制一个人的发展，但你不可能遏制所有人的发展，因为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芳林新叶催陈叶，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车轮谁也无法阻挡，所以善待他人的成就才能化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衡感。
公元667年，王勃从京都来到南昌，当时他政治上失意，经济上也很穷困。到南昌时，正是重阳节，都督阎伯舆邀请全国有名的文人学士盛会于滕王阁，为滕王阁做序。王勃与会，妙笔生花，一气呵成《滕王阁序》，真可以说是句句锦绣，字字珍珠。最后写序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自流。”故意空着一个字不写，便把序文呈上都督阎伯舆，马上起身告辞。阎伯舆看了王勃写的序文，连连点头，赞不绝口。后来忽然发现，空了一个字在那儿没有写出来，便觉得很奇怪，旁边围观的那些文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瞎猜，有的说应该是“水”字，有的说应该是“独”字。阎伯舆听了都不满意，于是命令人快马追赶王勃，请他把空着的字填出来。待来人追上王勃以后，王勃的随从就说：“我家公子说了，一字值千金，望阎都督海涵。”来人将原话转告了阎伯舆，阎伯舆听了以后心想：自古以来，人才难得，理应礼贤下士。于是就命人用大红纸包好千两纹银，亲自率领众文人学士，一起赶到驿馆请教。王勃接过银子之后，故作惊讶地说：“何劳都督下问，晚生不早就把字留在那里了么？”众人听了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发问：“只空了一格，哪有什么字呀？”王勃哈哈大笑：“空者，空也。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大家听了一齐鼓掌称妙。阎伯舆意味深长地说：“一字千金，果然奇才。”王勃的序固然写得好，但阎伯舆心胸开阔、礼贤下士，不也是一种美德吗？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1838年写成了另一部名著《拔蒙的修道士》。他宣称，这部小说要到1880年以后才会被人理解。不料，不久就得到了享有法国文学界“最高评判者”之称的巴尔扎克的推荐。巴尔扎克读到该书描写滑铁卢战役的一章之后，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简直起了嫉妒之心，是的，我禁不住一阵醋意涌上心头。关于战争，他写得是那样高妙、真实，我是又喜、又痛苦、又迷、又绝望。”第二年，巴尔扎克还写了长篇的《司汤达研究》，对《拔蒙的修道士》大加赞扬，热情推荐。
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于1814年在彼得堡主编《欧罗巴导报》。有一天他收到一篇题为《致诗友》的诗稿，作者是十五岁的中学生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对这首才气横溢的诗十分赞赏，立即在报上刊登，并亲自到郊外的皇村学校拜访这位“少年才子”。访问回来后，茹科夫斯基写信给另一位诗人维亚赛姆斯基，生动叙述了这次“愉快的拜访”，并且满怀激情地指出：“这是我们诗坛的希望。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帮助这位未来的天才成长。他将来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的。”此后，茹科夫斯基常常自己或同时邀请几个诗人、作家一起，去探望普希金，给予关心、鼓励和写作上的指点、帮助。“少年才子”普希金在老一辈诗人、作家们的培养扶植下，经过自己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诗作日益成熟，逐渐闻名于全国。1820年，他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出版了，茹科夫斯基读了这部热情洋溢、格调新颖、诗句轻快流畅、充满生活气息的诗篇，不禁兴高采烈，觉得普希金的诗作已经超过了自己。他在赠给普希金的照片上题字：“赠给胜利了的学生，失败的老师赠。”
茹科夫斯基发现和扶持的“千里马”，不只是普希金一人。1830年，他看到《祖国记事》杂志上登载了一篇短篇小说《巴沙甫留克》，就像20年前看到普希金短诗一样喜欢。他打听到作者果戈里是一个21岁的小公务员，就特地邀请果戈里来参加他为一些知名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举行的星期六宴会。当茹科夫斯基得知果戈里经济窘迫，整天抄写公文。整理卷宗，很不利于搞文学创作时，就设法把果戈里推荐到一所女子专科学校去当历史教员，使他有较好的条件去进行创作。不久，果戈里和普希金也见面相识了，几年以后，果戈里写信给茹科夫斯基说：“是什么把我们这些年龄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呢？艺术。我们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了亲属关系，有了比一般更密切的亲属关系。”
二十年代末期，在北京的一个国画展览会上，四面墙壁上都挂着琳琅满目的画轴，这些画大都出自当时京派正宗画家的手笔。在画厅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挂着齐白石的一幅立轴画，尽管画面上的虾体如透明一般，触须像在活动一样，整只虾栩栩如生，恍如正在水中游动一般，但因那时的齐白石默默无闻，这幅画的标价也只有八块大洋，所以众人都虚伪地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正在这时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一张红纸条别在齐白石的这幅画上，墨迹未干的字分明写着：“徐悲鸿院长定。”众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徐悲鸿可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呀，他怎么买了一张无名小卒的画呢？更让人吃惊的是，徐悲鸿还要请齐白石当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他激动地对几位画家说：“国画已经奄奄一息了，要拯救，要发掘人才。我敢断言，他肯定会超过吴昌硕！”聘书发出后，好几天也不见齐白石回音，徐悲鸿求贤心切，亲自登门拜访。他一进齐白石家门，就鞠了一个深深的大揖，慌得齐白石频频回礼。徐悲鸿直说来意，说聘书已下了多日，一直不见回音，我为此惴惴不安，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失礼了，所以今天特意来赔礼，并接你赴任。齐白石急忙答道：“哪里谈得上赔礼，只是我自己觉得没有资格做教授。”这次机遇，使60岁的齐白石走出茅屋，登足画坛，成为“大器晚成”的一代艺术大师。
上面的种种事例告诉世人，摒除嫉恨心理，往往能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脱和快意，乐于发掘、提拔人才，才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品质，不要因才不及人而抑制别人的潜力，那样做只会使自己堕入最底层的深渊，永远生活在桎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