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1日
晨达北京。
与刘兆林去解放军文艺社，早餐时，见到胡奇社长；上班时，陆续见到各室编辑。
上午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军区作者诗集的出版，不巧的是，编辑部的同志们全去看电影《驯火记》，在小说北组给徐刚打一电话，他让我立即到他家。
在徐刚处，见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和铁道兵的李武兵，我们坐了几分钟，徐刚便穿上灰呢大衣，领我们穿过几个小巷，到一家沙锅饭店的楼上吃午饭。回徐刚处时，诗刊社的王燕生和工程兵叶文福来了，在一起谈诗，谈彼此新的见闻。
我去看过杨金亭和龙汉山之后，又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匡满谈军区诗集出版事，又同景峰谈了谈。孟伟哉回来后，便领我到他家里唠了一个多小时。
回到文艺社，约了刘兆林、孙旭辉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看纪念碑四周的油印刊物、悼诗和大小字报，回来时，夜已深了。
1979年1月12日
上午，同兆林去西单“民主墙”看了看，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四个小时，冻得我们很不自在，在一个小吃部里，两个人要了一斤刚出锅的煮元霄，吃得浑身热乎乎的。
1979年1月13日
一早到西苑旅社报到，王燕生、李小雨接待。与七十三岁老诗人冈夫，还有松涛同住689号房间。严辰、柯岩、邵燕祥等到房间看望。刘章、徐刚等也到房间小坐。
晚上开预备会，严辰主持，柯岩、冯牧分别传达了胡耀邦、胡乔木的几次重要讲话。会后，叶文福、徐刚、邵燕祥、黄声笑、师日新等到房间闲聊，到深夜11点多。
会议将开一周，发下来一个与会者分组名单，一组有赵朴初、严辰、贺敬之、朱子奇、刘岚山、程光锐、金近、丁力、叶文福、雁翼、孙静轩、陆棨、梁上泉、贺星寒、唐大同、晓雪、周良沛、张昆华、李发模、廖公弦、师日新、玉杲、白渔、赵福顺、张往、肖川；二组有艾青、林林、张光年、柯岩、李季、朔望、魏巍、冰心、雷抒雁、徐迟、白桦、黄声笑、管用和、芦芒、王宁宇、景晓东、鲁兵、肖岗、金瑞华、未央、李元洛、苏金伞、刘镇、胡昭、公木；三组有臧克家、克里木·霍加、邹荻帆、李舟生、徐刚、张僖、卞之琳、韩瀚、柴德森、田间、刘章、布林贝赫、贾漫、鲁歌、冈夫、满锐、李世昌、苗得雨、丁庆友、沙白、孙友田、李松涛和我，还有一位是“五·四”诗社的代表；四组有冯至、冯牧、张志民、阮章竞、袁鹰、李瑛、葛洛、韩忆萍、邵燕祥、李先辉、韦其麟、于力、蔡其矫、公刘、刘祖慈、姜秀珍、张万舒、铁依甫江、郑兴富、洪三泰、周艳炀、韦丘、柯原、郭兆甄、赵春华。共计九十八人。
1979年1月14日
乘车去新侨饭店，见到冰心、卞之琳、冯至等许多老前辈和陆棨、梁上泉等四川的诗人，臧克家身体很好，寒暄了几句。乔木同志来了，在准备出国访问的百忙中来与大家见面，并很精彩地讲了一番话。他讲到打破禁区的问题，首先肯定新诗是有成绩的，他说，谈新诗的成绩，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权威人物的评判出发。不必因为主席对新诗说过不利的话，就感到一种困难、压抑、迷惘，完全不需要采取这种态度。他说毛主席称赞过冯雪峰年轻时写的《湖畔》，认为写得非常好。他说不能因为有后来无产阶级新文学兴起，就抹杀新文学运动的功劳。如果新诗不承认自己的传统，不可想象。我们的基础不是零，如果我们不断从零开始，就会变成零。他说，历史上无论如何伟大的诗人，都从他的前人学得很多东西。今天的诗人要学的就更多了：现代的，古代的，外国的伟大作品，才能有丰富的营养，创造出珍珠一样的作品来。他强调地说，把这些营养加起来，也不能代替最主要的来源——生活。树从土壤里生长出来，但树不是土壤。古代、外国诗人的遗产变成今天的营养要有特殊的胃口，要有特殊的消化能力，不是所有人都能消化。他说，历史上长期存在下去的诗，太少了。历史要给我们选择，作许多无情的淘汰，这种淘汰是有标准的，不是哪个人的选择，是历史本身。
乔木讲话之后，周扬同志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他讲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变到四化上来，转变非常之困难，但是一定要转变，这关系到国家的强盛与否。他讲是非、功过、邪正问题，讲改革之风问题，最后讲提高诗歌水平问题，他强调作品不仅思想上而且艺术上要站得住。他说报刊上打油诗太多，打油诗也是革命的，但太多了，就没有艺术了。要把诗当做一种艺术。
见到谢冕，一起就餐，同艾青、公木、蔡其矫同桌。我对艾青说当新兵刚到连队开晚会，我就朗诵了他的《“自由”》和《有一个黑人姑娘》，艾青说：你好大胆啊，我那时已是右派。接着他给我讲了几起因保存或谈他的诗引起灾祸的人和事。
饭后，李瑛同我谈收入了《一月的哀思》的诗集《难忘的一九七六》的一些情况。谢冕、晓雪等到我们房间谈了一个中午。
下午，在卞之琳房间小组讨论，邹荻帆等人参加。
晚上集体看电影《巴顿将军》，上车前，松涛、抒雁和我决定不去看了，留下来谈诗。后来又有叶文福、吴家瑾、满锐、沙白、徐刚来谈，谈新诗的发展和当前的创作，至后半夜3点钟。
1979年1月15日
听大会发言。
冯至谈到转变时说，诗歌的转变还不够大，帮腔帮调还是存在，廉价的乐观主义、言不由衷的歌颂还存在。需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但丁的《神曲》中说走到地狱门口，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的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曾以此鞭策搞社会科学的人。我们作诗的人更应该想到这两句话。他还谈到，一首诗写出来只完成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是被别人接受下来，经常被人们提起。
臧克家在发言中历数了新诗的历史，说现在诗歌界是“六世同堂”，从20年代直到70年代。
徐迟在发言中很前卫地讲了新诗与现代化的话题，讲到电脑的奥妙，可以说话，可以作曲，这个新的时代已经站到我们面前了。正像火车开进了田野，旧的田园诗要变成新的田园诗，田园诗人要对农业技术革命有所准备。
“童怀周”代表李先辉介绍了天安门诗抄是怎么写的，怎么抄的，怎么传的。
下午讨论。苗得雨说，写诗要跑，写小说要蹲。李白、杜甫跑遍全国；曹雪芹没跑，他是蹲。他若到处跑就写不出《红楼梦》了。
在餐桌上同严辰谈到老诗人诗的质量问题。向邵燕祥转达了阿红对《诗刊》的三点意见：一是应转载各地的好诗；二是“配合诗”要少发；三是“照顾诗”要少发。晚上看精彩的武打电影片《强盗罗宾汉》，与邻座公木同志谈起吉林省的几位诗友的近况。
1979年1月16日
听大会发言。
贺敬之着重讲了贯彻“双百”方针，讲艺术民主的问题。他说他所以能活下来，所以能有信心，就是他在“首钢”被“监督劳动”时，在老师傅和年轻工人那里看到了真理和力量。1976年清明节他病重，住医院的楼道，八张床，老师傅们围坐成人墙，还有人大声地说话作掩护，对着耳朵给他一句句读天安门诗抄。他强调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艺术的突破，首先是思想的突破。内容决定形式，诗人要有胆有识，有胆无识是傻大胆儿，有识无胆也是白废。
赵朴初主要讲了个古为今用的问题，他讲怎样吸取古典诗的表现手法、形式问题。他说自己写诗，后来写词，五十几岁才开始写曲，觉得新的字眼儿可以用上去。他主张僻典不可用，为了夸耀于人而用典不可取。他提倡题材要广泛一些，陶渊明不只是“悠然见南山”，也写了爱情，也有猛士的愤怒。他反对诗人有官气，他说：“我是做宗教工作的，一个牧师不能‘官气十足’，官气之下，念经都念不好，何谈作诗？”
中午邵燕祥来我们住室看望，同松涛和我谈辽宁诗人情况。
下午3点，大会组织去看西单“民主墙”，我去看望袁鹰、刘梦岚、宋世琦、蒋元明等熟人。晚上到首都工人体育馆观看美国故事片《春闺泪痕》和苏联故事片《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
1979年1月17日
早饭时，我和雷抒雁同艾青谈起《常林钻石》和《在浪尖上》，艾青征求我们意见，他今天讲点什么好。在小卖部出来时，我和雷抒雁一人开一扇门，请艾青先走，他执意不先走，让了好半天。出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笑话：一对双胞胎出生时都是长了白胡子的，原来是他们出生时，互相让的时间太长了……
艾青上午的发言极为机智、幽默。他说有的同志叫我谈谈诗，谈谈形象思维，我想不谈了，大家都是诗人，每天生活在形象思维之中，谈这个有点班门弄斧。他主要谈了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的问题，讲了诗人要与人民一起思考问题、回答问题。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他说他不能劝别人说真话自己说假话。说假话一可以安全，二可以不惹是生非，三可以升官，这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真话是苦药，不好吃，但有病要吃，不要因苦而看成毒药。他说，春天来了好不好？好。但也有翻浆路，还会有沼泽地带。艾青说：今天多幸福，召开这个会，在灯火辉煌的礼堂里发言。我根本没想过。五年前，我还在一四四团，准备终老于世。我想起白居易的诗。我们生产建设兵团一四四团一个团五百多人，每年赔十几万元。我们的农业工人说：每年十几万元发给我们，我们不干活，也不会赔那么多钱啊！我们是“3892部队”每月发三十八块九角二分钱的工资，人民是有疾苦的，用不着隐瞒。老百姓有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要吃鱼虾，找林乎加；要思想解放，找胡耀邦。”艾青回忆自己念小学时开始五四运动，接触文学，九岁读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五花八门的。读胡适《尝试集》，资产阶级一个学阀，但他是写白话诗的，记忆里可能没有，读起来平淡无味，如儿童诗般可笑，新诗从爬着到站起来，不能不承认他的功绩，还有俞平伯。我读过郭沫若的《萍》，因激情，重复的句子多，重复无非是强调，如“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但这是历史，曲折、艰苦、斗争的历史。他说：我的《在浪尖上》，有人说写得好，有人说大白话。本来是白话诗，加个“大”岂不更好？只要不是“大右派”就行。（笑声）艾青说：诗歌有战斗传统，妇女刚放了脚的民主派，后来慢慢放大了。别看徐志摩的诗，语言也有其解放。他不反对社会主义，那时没有社会主义。香港出版情诗一百首，徐有五首。我不会写情诗，我这个人不懂得爱情。在内容上战斗传统就更突出了，革命烈士诗抄选许多中美合作所里的诗，都是临死时写的。很值得学习。不是每个诗人非得送死不可。“文革”中也有死了的，闻捷、郭小川……战斗传统内容上反帝反封建，反了多少年，仍有买卖婚姻，变相的，要三件五件才肯出嫁，革命真不易，重复又重复，迂回又迂回，几十斤粮票一个大姑娘，不是买卖婚姻吗？
艾青说到天安门诗抄，说我们没理由悲观。诗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古往今来有没有？没有。四五运动没有天安门事件，没有天安门诗抄，是不是“四人帮”会倒台那么快？抓人，禁止，关人，受刑罚，正是豺狼张牙舞爪时，竟敢去拔它的毛。睡觉肯定是最平安无事的，吃安眠药。你又要作诗，又要平安无事，也可以，写平安无事诗。30年代讲的“今天天气哈哈哈”。诗人要与人民一起思考问题。有人好像听天气预报在写诗，手忙脚乱的，下赌注又下错了。以为他要倒，打一棍子没打死，又站起来了，快跑，投机商。要有与人民在一起的坚定性。同人民一起回答问题，大体不会错。你连人民都不相信了，就糟了。“四人帮”查“谣言”，查“黑话”，人们是聪明的，比别的动物聪明，能适应各种环境，只有傻瓜才莫名其妙地死亡。他说，我活过来是有原因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帮一点忙。总理是帮过忙的，死无对证。利用死人去篡改历史最流行。“劳动改造”里面的两个词都是好的，劳动创造世界，改造，总理也讲。可是两个词一并起来就不好了。各地有土政策，各取所需。你取上条，我取下条。人类发展到中国人这样就算登峰造极了。
回忆被打成右派那段日子，艾青说，一位将军对他说，我又爱你，又恨你。你不反社会主义，你拥护毛主席。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我说，你讲得多漂亮啊！不签字是极右派，第四类处理，送农场劳动改造。我有幸，人家没把我当顽固的敌人看待。不错，三年灾害过去了，我1961年“摘帽”了。总理说：摘了帽就不该叫“摘帽右派”，还有完没有？总理是按一般人的思维方法思维的。儿子跑了，我升级为大右派，是罪恶大，还是年龄大？我打扫厕所五六年，冬天棉衣都湿透了，有人问，你怎么不休息？我说，我休息了，人家的屁股不休息，拉的更多了，我才不上那个当呢！有人夸我，说你这个厕所打扫得我们愿意在这里会餐！世间好人多，我始终相信这一条。如果世上坏人多，人类就要绝灭了。
公刘说，艾青的发言是笑声里含着眼泪。
上午发言的还有白桦和姜秀珍。下午大会发言的有雁翼、晓雪、韦丘、景晓冬、韩瀚。
晚上严格点名登车到政协礼堂的三楼大会议室。王震同志拄着拐杖来看望大家。他讲到形势：国家大，人口多，困难也多。他希望诗人们在拨乱反正方面，在健全正确的民主集中制方面，在大治、安定团结方面，表现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作出应有的贡献。他请大家和他一起观看了苏联电影《人与兽》和台湾片《一代猛龙》，至后半夜1点。
1979年1月18日
上午大会发言，由王作男介绍英美诗歌状况，由乌兰汗介绍苏联当代诗歌状况。王作男说英文诗的领域在扩大，美国诗坛比较活跃。有诗人翻译中国的《晚唐诗选》，杜甫的后期诗，李贺、李商隐的诗。50年代英国出了一个叫威尔士的人，慢慢恢复了浪漫派的传统，色彩浓艳，声调优美，内容讲人的本能、性与宗教情绪相结合。美国南方土地主义者，讲究诗的内部结构、意境、口气。主张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英美对法国的文学传统都是佩服的。乌兰汗说，苏联写诗的人多，有句打油诗说，每片树叶都有两个人去描绘。他们的作协会，诗人占40%。他们没有专门的诗刊，但全国报刊发诗非常多。他们诗坛，分高声派、细语派，讨论了一年多，没有结论。
在下午的小组会上，田间、卞之琳、贾漫等都发了言。
晚上，李瑛同我谈起西沙趣事，十分生动，至深夜12点。
1979年1月19日
在新侨饭店听取了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大家四人一个小桌坐成茶座的形式，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听着报告。严辰主持会。耀邦报告没有稿子，只有一张像摊开的烟盒那样大的小纸片，上面写了几句提纲。他开场就说：我来者匆匆啊！你们这一行啊，我根本不懂。张光年马上插话，你在延安也写过诗，老诗友！耀邦说，我不懂。种种历史的偶然原因，把我推上宣传工作的前台，就是大喊大叫呗。你们开会，我有义务来。宣传工作我也不懂，上个月18日到中宣部报到，今天19号了。他说，我看了同志们的六份简报，看了同志们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我昨天想了一想，在九个问题上，和同志们交换交换意见，不叫指示。三中全会提议，各级领导，你个人意见，叫什么指示？哪里来那么多指示？叫个人意见，叫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讲的对的就采纳，讲得不对的，就靠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