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后，我陪刘部长回招待所，一位新疆大学的杨先觉老师，在那儿等候着。他曾是刘部长的部下。他穿一身深色呢制服，敲门而入。他戴着眼镜，坐在刘部长的一个沙发上，诚恳地讲了会议同志们要见刘部长这个要求。他汇报了讨论的不同意见：十七年对不对？“文革”中对不对？白羽微笑着听着。杨先觉说：我是从部队来的，四野一次会演，我写了一个剧本，得了二等奖，由此调出搞创作，当创作员。他郑重地从上衣右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本本，说：刘部长，这就是你那时发给我们的，至今我保存着。这就是我工作的珍宝。我到他跟前看了看，是一本一盒烟大小的红漆布皮小书，封面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文化部制”，里边是竖排小字，纸页已十分发黄了。扉页上还有四野一个单位盖章发给某某创作员杨先觉的款头。杨先觉几次请刘部长到会讲讲。刘部长几次说，不讲。后来端起眼镜盒说，我到会上看看，不讲。后来又说不去了。杨先觉再三说还是去看看。刘部长让我叫一下张澄寰，张澄寰来了。刘白羽说，你来客人留下吧，让小胡跟我去一趟。张澄寰坚持要去。
辽宁大学中文系我熟悉的老师也曾给我打电话，他们听说刘白羽部长来沈阳了，想请他去一下，说最近由东北九所大专院校出头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文艺问题讨论会，主要讨论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问题。现在已近尾声，多数同志回去了，留下的是编写教材的同志。想请白羽给讲一讲。我也和刘部长说了。我和张澄寰陪着刘部长赶到辽宁大厦，在六楼会议室，见到有五十几位各校的中文系的老师。首先由辽大中文系张教授开场讲了一下，辽大党委书记陈北辰非常客气和诚恳地说向刘部长求教，请刘部长给上个“夜校”！
张澄寰借我的笔，从我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句话，请刘部长考虑，可按在新疆讲的文艺为四化服务问题讲一下。刘部长按此讲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没回答所谓真实性、典型性等问题。
刘部长说：你们是教员，我是学生。我从来没做过教员。部队开会，我来看看大家，有言在先，不讲话，只见面。我一不搞创作，二不研究创作，目前全国争论的作品，我一篇也没看过。地方的事，我只是挂名，恢复作协副主席。我们的“真实性”就是打仗，真理的标准，是打仗要打胜。
张教授介绍说，这个会是学术讨论会，中心议题是艺术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问题。来了六十个单位的九十多人，讨论了十天。编一本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教材，想把“四人帮”搞乱的问题弄清。说到真实性的概念、地位、作用，与政治性关系、歌颂与暴露无遗、以光明为主等问题。赖应棠老师说到关于典型的概念、典型的共性、典型的共名问题。他们恳切地请刘白羽部长给他们讲一讲。
白羽说：同志们是搞理论研究的，我不是，因此对许多概念，我搞不清楚。他说：一次开会，曹禺坐在我身边，一个搞理论的同志讲文学艺术一些概念。我问曹禺：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曹禺说：我也不懂。我们是搞形象思维的，不是搞理论的。你们这个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我只能交白卷，但不是张铁生式的白卷。同志们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我很拥护，但我没有发言权。接着，白羽讲了文学工作怎样为四化服务的问题，讲到解放思想，打碎精神枷锁的问题。他说：让我讲什么“性”，这个概念那个概念的关系，我脑子里没有。我们做工作总要从实际出发。毛主席的延安讲话，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这个讲话，并不是要发一篇文章，而是要解决当时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为抗日战争服务。白羽在讲话中批驳了“主题先行”论。再三强调要研究服务对象。他说：历史在前进，事物在发展，不能停滞，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我们文学工作者是搞形象思维的。文学不可能离开实际而存在。一个文学创作者，我就不相信，把他放在真空的容器里，能写出作品。不接触生活，你创作什么？形象存在哪儿？形象在生活之中。文学对作家的最大考验是你的作品形象从哪里来。唯心主义者也能写出作品来，但不能写出感奋人、鼓舞人前进的作品。粉碎“四人帮”两年了，“四人帮”残痕还有没有？我看是有的。邓副主席说文化也是一个服务行业。这话说透了。脱离了人民，人民就不要你了。你不写任丘，任丘也在打井出油。你写了，可能使之干劲更大了。白羽深情地说：理论家们，你们要站到前面来，你们做这个工作，推动文艺创作，砸碎“四人帮”给的框框，为新的一代开辟道路，在这个道路上，写出适应四化要求的英雄人物，鼓舞我们的人民前进！
回来的车上，白羽部长仍在兴奋中。他说不讲不讲还是讲了，他问讲得怎样。我和张澄寰都说讲得很好。在路上，还说了三十年前刘部长进沈阳，写了战地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三十年后，又来沈阳。张澄寰鼓动刘部长写一点东西，沈阳第一次解放，来了，写了东西；这里沈阳第二次解放，又来了，也写一点吧！刘部长今天的兴致很高。回到招待所上楼时，笑着问：“那边电影完了没有？”我马上打电话问电影发行站，电话还没打完，张云晓部长、魏巍部长等已从大门进来了，原来电影已放映完了。我到209房间告诉刘部长电影演完了。刘部长见随同进屋的张云晓部长，说：“噢，都回来了？”张部长说：“刘部长忙得电影都没看上。刘部长该休息了。”刘部长笑着说：“整理整理东西。”他把《马恩列斯论文艺》交给我说：“今天我讲话引的语录都在这里，你查一查吧。”接着他对张部长说：“你们要下决心培养新生力量，年轻人脑子反应快，能深入生活。五十多岁深入生活就有困难了。”
张澄寰的姐姐张秀荣和姐夫刘光远从黎明厂赶来看望。带来一些吃的。他们登车前来的，我们从辽宁大厦回来，他们仍在204房间等着。我也同他们唠了唠。非常抱歉的是，他们走时，张部长领着开会，没能派车送送。
1978年11月3日
临时决定联系参观，北京军区的同志们今天要候机。我先打电话给羽毛厂，羽毛厂说停工，无法参观。他们介绍到玉器厂。玉器厂的李书记立即答应。然后又想到省里正举办的美术展览。我给王文里打电话，请他开个去玉器厂参观的介绍信。队伍到玉器厂，果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厂人武部王部长给大家介绍了工厂的历史和生产、产品销售情况。然后到各个车间参观，这是半机械化的生产流程，手刻、脚蹬，用电带动。魏巍看得很细，时常俯身相问。生产玉器工艺品，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玉佛、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各种花鸟兽、花瓶等。原料是岫岩玉，出国叫新山玉。由国家外贸收购，在广州交易会展销，一年生产价值三百多万元。去欧洲较多，亚洲有一部分，现在非洲也有了。
从玉器厂，到省工业展览馆，观看了辽宁省新长征美术展览和摄影展览。其中有一幅周总理和邓大姐并肩行走在梅花丛中的国画作品特别吸引人的目光。
归来的路上，在中山广场停车，大家下车参观了雄伟的群雕。
下午，我根据录音和笔记整理刘白羽部长的讲话。
晚上，马加、方冰来看望魏巍，我陪着在一起说话，他们说到在延安在晋察冀的许多趣事。
1978年11月4日
一早去东塔机场送魏巍等一行人回北京，回来继续整理刘部长的讲话。
1978年11月7日
乘202次快车到大连。旅大警备区杨旭等人到车站接我，住黑石礁5号楼。欣喜地读《于无声处》。
晚在小饭堂观看电影《借年》和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女驸马》。
杨旭给我讲他被“触”的经历，十分生动。他拿出三十里铺九园的苹果招待大家。
1978年11月8日
一早就爬起来，到海边，天还未亮。海鸟像谙熟音乐旋律的孩子打着有鲜明节奏的口哨，海浪不停息地拍击着堤岸。我不知这是在涨潮还是在落潮。出神地看了好一会儿。因为一早阴天，等着看到壮观的海上日出。待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时，海面的尽头有一条红绸飘带样的倒影，美极了！
早饭后，到海运学院看了看二师同班的老同学江涛。
下午，杨旭、张振清、于宪东来5号楼看我。张澄寰和我同他们谈到开晚饭，他们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奇人奇事。
晚上读苏联长篇小说《岸》。
1978年11月9日
上午，我和杨旭陪张澄寰和在大连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郭沫若的大儿子一起去大连文物店。张澄寰选中了三方砚台，物美价廉。文物店的书记和几位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司机去买鱼钩，据说他一个星期天可钓上黑鱼几十斤！
晚去海港四码头接刘白羽一行。刘部长去了海洋岛和獐子岛，他为海洋岛题写了“黄海前哨巍如泰山”几个大字。
回到黑石礁，刘白羽部长让我通知高玉宝，明天或后天晚上可来招待所谈谈。据说，高玉宝相约刘部长谈一谈。王传洪副处长叫我给刘部长找《伤痕》小说，他要再细看看。
晚上，朱文斌搞来一盆海红，煮熟了，大家吃得很香，特别是张澄寰。
1978年11月10日
刘白羽部长要看近些日子的报纸，我到解放广场旅警政治部取了来。
1978年11月11日
上午，陪刘部长去大连文物店，总政的夏湘平、毛振彦同去。这个店的王经理是老“四野”的，曾听过刘部长的报告。另外，当年批准这个文物店，还是刘部长在国家文化部当副部长时办的呢。近中午才回来。
刘部长在餐桌上，讲江青到大港油田，指人唱样板戏。江青破口大骂，点一个老工人唱，老工人开口唱了一句：“这个女人不寻常”，江青拂袖而去。支部书记紧张坏了，一问老工人，他只会这么一句。这个故事把大家讲得开心大笑，一直笑着走出餐厅。
在49号楼门口，张澄寰问白羽部长买了几件什么花瓶，白羽微笑着挥手：“保密！”还是因为高兴，使他并不能彻底保密，他告诉大家，一个是埃及的，一个是阿拉伯的。
由去旅顺的车引起，白羽讲到他第一次见到“面包车”，实际叫旅游车，是1950年去印度访问，过香港，坐在这车里看得远，很亮堂，那时国内还没有。现在就太普及了。他讲去旅顺从南路去，一路都是好风景，坐在面包车上比坐吉普好多了。一个是车位高，一个是窗子多而大。
夏湘平讲普兰店老百姓用汉砖砌猪圈。刘部长明天要到普兰店去。
我到刘部长房间去，见桌上摆着《火光在前》精装本，还有一部小说选正在校改。有大小十三个药瓶，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纸盒的。“冠心苏合丸”、“蜂皇精”、“合维素片”、“多酶片”、“安定片”、“海生丁”，还有一小瓶美国药片，写着英文。他爱用比日历稍大一点的总政治部的“便笺”，有一个册子封面上写着“外长山纪行”，下边有年月日，一册册用曲别针别着。
晚上，旅大文化局、文联的柯夫、陈淼等来看望刘部长，稍前还有李荒书记。他们共同谈到了周桓这个都熟知的老同志。
高玉宝来过了，他苦于写不出东西，写长篇没有生活，“文革”支左的生活又不好写。刘部长劝他写短篇，写不出短篇，写散文，一年写四五篇也好。王传洪处长说，这是最中肯的忠告。
在楼上会客室，王传洪正坐在沙发上读《旅大日报》转载的《伤痕》。我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关于赵一曼的。一、中日友好，写抗日战争如何？张澄寰曾表示最好不写。二、是否可叫真名字？他讲了为什么引起叫我写赵一曼。在沈阳，在来的火车上，王传洪对张云晓部长讲到可以叫胡世宗写赵一曼的长诗，刘白羽部长就说了也可以让胡世宗搞一部赵一曼的歌剧，写好了会是很感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