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这种农民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这些细节的存在大大扩充了小说的容量，也真实地展现了农村状态，也更能展示出赵树理小说的“原野”气息。对那些不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来说，他们根本无法在小说中容纳这么多农村生活细节，这使这些作家在表现农村时只能是一个外来的“他者”，他小说中的人物对于农村来说也是“外人”的感觉。而赵树理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使他对农民来讲自然是“自己人”，感情上相互亲近。赵树理对农村生活和农村文化了如指掌，并充满感情，在创作中增加了许多生活的细节，使小说中的人物与农民读者的关系极大地缩短，也使赵树理小说中新质的东西作为乡村中一种外来的、陌生的文化系统与村庄的距离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让农民将这种异质的东西接受为自己的东西。这种细节有意无意地在偏离中心主题时，留下了许多新鲜的、有活力的农村自己的东西。这让小说气氛显得亲切，自由活跃，也让小说在读者面前不像是严肃的革命思想教育那样高高在上而显得疏远，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更明朗的诚意与亲近，使农民在阅读小说、接受新质时没有太大的压力。小说中呈现出的类似乡村谈闲天的气氛，就如同小说的结构，率意而作地讲述，自然、随和。这样也带来了所谓小说创作的不够规范、缺乏典型形象的缺点，但颇有天然之趣。与之相比，那些过分按照严格、正规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反而是被扼杀了文学中真正有生命的东西。
《小二黑结婚》应该主要讲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故事，仔细读《小二黑结婚》竟然发现，小说虽然以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故事为线索展开，但小说真正直接描写两个人恋爱故事的地方却很少。小说十二节的标题分别是：
一、神仙的忌讳；二、三仙姑的来历；三、小芹；四、金旺兄弟；五、小二黑；六、斗争会；七、三仙姑许亲；八、拿双；九、二诸葛的神课；十、恩典恩典；十一、看看仙姑；十二、怎么到底。在这十二节中，小说一开始是介绍人物出场，占去了五节，几乎占去了小说的一半，而小二黑和小琴的恋爱一直到第五节中才出现，而且在这节中只有两句，“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但详细写道了小二黑对他爹干涉自己婚姻的反抗。然小说到了第六节荡开笔墨，不写两人对父母的反抗而是写他们对金旺等恶霸干涉他们恋爱的反抗，第七节写道“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主要的反抗对象变成了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后来“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就让金旺等以捉奸的罪名抓住送到了区上。而第九节并不写小二黑和小芹的情况，集中笔墨写了两家父母的着急和吵闹，第十节虽然写道了小二黑对父命的反抗，但文章的中心在写二诸葛在区上的表现，十一节完全是写三仙姑在区上的遭遇，最后一节的重心也不在小二黑和小芹，而是在人们的变化上，金旺等人被判刑，两神仙也都发生了变化，在小说的最后才交代说两人成了村里的第一对好夫妻，以孩子的听窗结束。可以看出，小说是以小二黑和小芹恋爱串联起了整个故事，也是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但我们又分明感到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不是非常紧密地围绕在两人的爱恋上。赵树理在《关于〈邪不压正〉》中谈小说结构时有这样的话：
我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要是正面写斗争恶霸、穷人翻身，少数人多占了果实留下穷苦窟窿，二次追究连累了中农，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所以我便想了个简便的方法，把上述一切用一个恋爱故事连串起来，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是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这个故事是套进去的，但并不是一种穿插，而是把它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我在写《李有才板话》的时候，曾以这样的态度来用李有才，这次又用了一下软英和小宝。
引这段话并不是说《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不是小说重要的表现内容，而是想说赵树理在小说中并不只是为了表现农村中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而进行这篇小说创作的，而是在创作时就有非常明确的意图，是要尽可能表现农村的多面性、广阔性。因此，小说没有完全集中笔墨写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小说的结构不是非常地集中紧凑。小说是重视故事的完整性，无论是单个小故事的完整性，还是最后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但又看似不以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性来吸引读者，而是对讲故事进行了改造，通过无数的小故事和细节构成了他的大故事，这些小故事是若即若离的，甚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是这些小故事和细节构成了小说血肉部分，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中的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反映着当地的风土人情，而这种风土人情才是最能体现出赵树理小说“原野”气息的东西。正如此，我们在赵树理这个并不长的小说中看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看到了对传统婚恋观念的反抗，更看到了青年男女对个体自由的追求，看到了对老一代农民的迷信思想的善意的批判，也有对其懦弱性格的批判，对不合理婚姻压抑人性的表现，更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有严重不纯”的揭露，还有新政权给人们生活观念带来的变化等。
从这个角度看，赵树理的小说就有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农村的生活气息就体现在他作品中这种无意识逸出的、体现着风土人情的碎碎的细节中和大大小小的故事中。也正是这种气息，把赵树理和其他作家区别了开来，这一点是那些不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难以做到的。这种细节和小故事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中也都有精细的表现，而在《三里湾》中有些细节的展开甚至是整章的，琐碎的，他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真实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大波大浪，也没有英雄人物，在这样的生活中有的是普通的人物，而不是革命英雄人物。“《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适当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赵树理小说中大量的小故事和农村生活细节的描写，在展示农村生活的丰富复杂性时，也必然使作品与政治的联系显得松散而多向。尽管我们承认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内涵，却无法用单一的价值标准将赵树理小说中这一类大量的细节和不断出现的小故事条分缕析地归入某一个明确的政治或政策的范畴。《李有才板话》开头交代：“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瓦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接下来的描写更像是记流水账：“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户，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这样的地貌和居住环境描写，打破了严整的阶级阵线，至少呈现出的是一种犬牙交错、构不成“阵”的局面。又比如刘家峧三仙姑的“米烂了”和二诸葛“不宜栽种”的故事（《小二黑结婚》）；小飞娥的罗汉钱故事（《登记》）；小俊妈“能不够”对付婆家的办法——“一哭二饿三上吊”的故事（《三里湾》）；争先农业社社员“小腿疼”、“吃不饱”绰号的来历（《“锻炼锻炼”》），这些一段一段的乡村故事，全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张家长，李家短”。换句话说，在赵树理小说中，只有那些适合做基层社会谈资，够得上世俗生活中少不了的飞短流长，才能入小说家法眼，变成描写对象。作家在用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方式表现农村的“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时，就让社会政治内容分解为细碎的日常生活情节，与庸常琐碎的现实更为贴切，也就容易让广大农民接受信服了。在这种“家长里短”中，包含的是朴素的村人的道德标准，因此，小说中的人物无论积极投身抗战也好，热情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也罢，最后并不是由于他们明白了多么高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是现实生活中他们看到正派善良的好人都站在这一边，道德和舆论同情也在这一边。
我们再来细读《李有才板话》。这篇小说的中心人物应该是“板人”李有才，这无论是从小说的标题，还是从小说开始第一节“书名的来历”中的交代都可以看出来。小说写道：“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做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这本小说既然是说他做快板的话，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话》。”仔细阅读全文，却发现赵树理并没有紧紧围绕李有才的形象塑造来展开小说，而是写着写着跑到许多别的人物身上去了。而赵树理自己也曾说李有才是小说结构的一根绳子，而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这点见前文《关于〈邪不压正〉》的引文）《李有才板话》总共有十小节，分别是：一、书名的来历；二、有才窑里的晚会；三、打虎；四、丈地；五、可怕的“模范村”；六、小元的变化；七、恒元广聚把戏露底；八、“老”、“小”字辈准备翻身；九、斗争大胜利；十、“板人”做总结。在这十节内容中，真正集中笔墨写李有才的地方并不多，第一节是用笔墨写李有才最多的一节，显示出李有才是一位幽默风趣又有洞察力的农村能人，李有才的形象已经比较完整。到第二节中，主要介绍李有才居住的状况，以及他对戏剧的喜好，但这节的重心好像并不在李有才，而是通过给外村来的小福表兄介绍李有才的“板话”描绘出了阎家山村中的权力关系。第三节完全是在描写村人对恶霸村长喜富的斗争会和村长的重新选举，李有才除了做最后的两段“板话”外，赵树理再没给他太多的笔墨。第四节是写阎恒元在丈地中如何通过一些伎俩蒙混了村人及章工作员，而这事恰巧被李有才发现编成了“板话”给揭穿了，赵树理的重心明显是放在前面。第五节主要写阎恒元对小元和李有才的报复，重心也在前者，李有才被赶出阎家山只是被简单地提到。此后三节都没有提及李有才，第六节的重心是写小元的变化，第七节写老杨调查到了村里实际情况，第八节写老杨组织农救会。第九节写老杨带领大家对阎恒元等进行了斗争，提到了李有才的一首板话，但李有才还是没有出场。第十节重心写对小元的批评，最后李有才出场并作了板话总结，但只是为了小说的结尾，对故事的发展并不起结束的作用。从上文的分析看，整篇小说中，除过小说在开头塑造了李有才人物形象，人物也对故事有推动作用外，到把阎家山中的矛盾展开，真正进入斗争阶段后，李有才就退到了小说成了背景中的人物了，而小说中别的人物不断凸显出来，又不断地被另外的人物换掉而变成了背景式的人物。
这样在小说中除李有才外，我们还记住了小元、章工作员、老杨同志，也记住了阎恒元、阎家祥、喜富、广聚等人物，在小说中有许多人，有好多面目在小说中穿梭。同样这些人物性格面目又不是非常清晰明确的，连李有才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能有一个完全完整的形象在面前，只是有种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景物、人物那样的一种感觉。因此，在这儿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整体的感觉，是一种群体的感觉，感觉在我们的周围有这样大量的人物，但要具体说一下，又无法具体描绘。这是就人物而言，同时我们要是注意作者的叙事视角会发现，叙事者的眼光一直关注阎家山，所有的事都在阎家山中展开，外来的老杨同志，不直接写他外面的情况，本村的小元，一到县里受训，其情况也不具体交代，更要注意的是李有才在第五节中被赶出阎家山之后，他在村外的情况如何，也就不再进入叙事者注意的范围了，一直到他再回来。如此看来，小说是有着非常核心的描写对象的，所有的事件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这就是阎家山的变迁，因此人物只是在这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人物，故事是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小故事，不是围绕着某个人，某一个事件，而是整体的社会的变迁。因此，在赵树理的创作中，人物只是事件中的人物，而不是小说的中心。按照要表现对整个阎家山的社会变迁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不存在上文的这种散漫的感觉，反而是小说中的人物事件都是紧紧围绕要表现的中心而展开的。
周扬认为1943年出现的赵树理是一个“新人”，郭沫若认为他的作品是“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枝”，我想他们这种感觉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赵树理的小说越出了五四现代小说的束缚，赵树理的小说中充满了这种五四现代小说规范无法涵盖的“散漫”、“细节”、“小故事”等这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