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
对法国文学史略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左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在这位鼎鼎大名的法兰西大文豪身上竟没有法兰西人的血统；原来他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
爱弥尔·左拉（1840～1902）在他父母一次旅行期间生在巴黎。然而他的童少年时代是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区的爱柯斯城度过的，那是他父亲承担运河工程的地方。左拉刚刚七岁，父亲就一病死去。一个工程师，素无多少积蓄，撇下的孤儿寡妇很快就陷于贫困。多亏外祖父接济和母亲勤俭持家，小左拉的学业总算没有耽误。小学时，他还是个爱耍贪玩的浑孩子。进中学后，他却变成一名优秀生，几乎门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升高中时他选修的是理科，不过他这时就已崭露出文学才华。他爱读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雨果和缪塞的诗作。他甚至还试作了一本历史小说、一些诗歌和一部喜剧。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代表艾米尔·左拉
1857年外祖母病逝后，外祖父和母亲带左拉到巴黎住下。左拉靠助学金上到中学毕业。但在大学入学会考时他连连失败。十九岁的左拉既然不能升学，就得独自谋生。可是他不会任何技艺，除了短期在货栈干小差事，他备尝失业的辛酸。他常常只能靠在屋顶捕麻雀和捡拾富人家扔掉的鱼头鱼尾充饥。他贫穷，但不气馁，怀着成为诗人的理想，坚持写诗。1862年，他进阿晒特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老板读了他的诗稿，发现尚有才气，便携升他为广告部主任。在担任这职务期间，他得以结识文学界，自己也陆续在报刊发表作品。
左拉的早期创作明显地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尝尽生活苦味的左拉大声疾呼：“现实是可悲的，现实是可恶的；让我们用鲜花来掩盖它吧！”因此，他爱用浪漫主义的幻想来回避现实。这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处女作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依的故事》（1864）中。例如其中的《穷人的姐妹》一篇，“穷人的姐妹”靠神仙的帮助，用口袋里涌流不尽的金钱解救了穷人。这部小说集以其优美的文笔和抒情的意味而受到广泛的欣赏。
1865年，左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出版。这部小说写一个女子的堕落和悔悟，虽然仍有浪漫主义色彩，但自然主义的倾向也已见苗头。警方认为该书“有伤风化”而进行调查，又发现左拉为第二帝国反对派的报纸撰稿并与共和派进步人士交往。这事吓坏了书局老板，左拉便就此辞职，操起职业作家的生涯。
青年左拉在文学上有宏大的抱负。他最崇拜《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但他不甘于模仿前人。他认为新时代需要创造新的文学。他立志要“自己摸索一条道路”。六十年代正值科学技术在法国长足进步的时期，在这一时代氛围中，文艺哲学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等著作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艺问题，指出人种、时代和环境对作家及其作品有重大影响；生理学家贝尔纳在其《实验医学导论》中力倡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上应用科学实验方法，做出重要贡献；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连续发表了几部以对人物进行病理分析为特色的小说。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左拉建立起他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其论点散见于他的许多小说的序言；在他的《实验小说》（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论著中更得到系统的阐述。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认为，正如实验的方法可以认识物质世界，实验方法也可以认识“情感和精神的生活”。它主张小说家充当事实的收集者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的实验者，从而成为“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它崇拜资料考证，片面强调细节的重要和表面现象的精确写照，而忽视典型的概括。它要求作家在作品中严守中立和客观，满足于做一个“科学家”，而不要对所写事物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它偏爱描写庸俗、琐屑乃至丑恶的事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左拉迷信生物学的决定论，认为是人的生物本能支配着其社会行为，企图用生物学规律特别是遗传论来代替社会的和阶级的分析。这显然是一个背离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
为贯彻自己的自然主义文学纲领，左拉写了《德莱丝·拉甘》和《玛德莱纳·菲拉》，这两个长篇都发表于1868年。左拉称前者是“对生理学一种病况的有趣的研究”。该书写一女人及其情夫在肉欲驱使下串通起来害死了这女人的丈夫，可是他们从此被懊悔所煎熬，彼此仇恨，神经失常直到自杀。后者则是一部研究隔代遗传对人的影响的小说。但是，这两部志在革新的小说，却被人们称为“腐烂的文学”：前者遭辱骂，后者被迫中止连载。
不屈不挠的左拉决心继续实践自己关于文学的新理论。就在1868年，他开始准备写一部《人间喜剧》式的连续性大型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为写这部书，他用三年工夫攻读生理学，研究了大量病例和史料，还绘制出一幅树形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世系分支图表。按左拉的计划，这部巨著将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它将首先“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其次是“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在万万千千风俗和事件的细微末节中刻画出这个时代”。
从二十八岁到五十三岁，勤劳不息的左拉整整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卢贡-马卡尔家族》。全书共二十部，长达六百万字，出场人物多达一千余人；内容几乎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卢贡家族的命运》、《卢贡大人》、《普拉桑的征服》）、军事（《崩溃》）、宗教（《莫雷教士的过失》）、商业（《女福公司》）、不动产投机（《贪欲》）、金融（《金钱》）、工人（《小酒店》、《萌芽》、《人面兽心》）、农民（《土地》）、科学（《巴斯加尔医生》）、艺术（《作品》）、交际界（《娜娜》）和日常生活（《爱的一页》、《家常琐事》、《巴黎之腹》、《生活的欢乐》《梦》）。其卷帙之浩繁，堪称继续《人间喜剧》之后又一部罕见的文学巨厦。
《卢贡-马卡尔家族》所包括的二十部长篇小说，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是参差不齐的。毫无疑问，谬误的自然主义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作品的创作。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其中那些出色的作品里，病理研究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的决定论，家族史让位给了社会史，无动于衷的“科学家”左拉让位给了爱憎分明的社会学家左拉，总之，现实主义取得了对自然主义的胜利。
《卢贡家族的命运》（1871）是全书第一部。它原企图表明遗传对后代的重大影响：患精神病的富农女儿弗格嫁给园丁卢贡，生了一个儿子。丈夫死后，她又同酒精中毒者马卡尔姘居，生一男一女。这三个子女分别受弗格和马卡尔的遗传，又连续影响到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以至第五代。可是实际在这部小说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富有社会内容的情节：1851年拿破仑第三政变时朴拉桑小城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卢贡家族的第二代皮埃尔以及他的儿子雨瑟和阿里斯第德都站在反革命政变一方，作了丑恶的表演；而皮埃尔的外甥西魏尔及其女友蜜埃特则站在反对政变的共和军一方，在起义中献出了生命。拿破仑第三政变的不得人心，其拥护者的可憎的面目，都在小说中得到无情的揭露。
第二帝国是投机家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种投机家和冒险家的典型，首先在《贪欲》（1871）中登场。拿破仑第三政变第二天，卢贡家族的第三代人物阿里斯第德，怀着发财的欲望来到巴黎。他原是共和派。为了发财，他摇身一变，依附在帝国政府里当部长的弟弟欧仁，当上路政副专员。他改名萨卡尔，娶了一个怀了孕的姑娘，得到一批作嫁妆的房地产，从此干起房地产投机的买卖。这暴发户的财富就像“燃烧在全巴黎头上的巨大的烟火”。但是投机总有风险，他破产了，硬逼着老婆拿出陪嫁的最后一块地产还债，才免吃官司。
1877年问世的《小酒店》轰动一时。左拉在写作计划中写道：这是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它“解释民众的风尚、罪过、堕落、精神上肉体上的畸形”，而“这是由于现在社会里工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小说主人公是马卡尔家族的第三代、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她未成年就和制鞋工朗蒂埃生了两个儿子。后被朗蒂埃抛弃，嫁给盖房工人古波。古波受了工伤，变得懒惰而又酗酒。不久，勤劳的绮尔维丝也开始借酒浇愁，重与朗蒂埃鬼混，迅速沉沦竟至试图卖淫。最后，古波酒后中风死在疯人院，绮尔维丝也死在楼梯底下的黑洞里。《小酒店》的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不乏责难之词。有人说左拉“侮辱工人”。甚至连雨果也认为，小说所写的情况虽然真实，但作家在无法医治创伤以前“没有权利把贫困和不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但《小酒店》还是有其不容抹煞的社会意义：通过逼真写照的形象，它勇敢地把资产阶级竭力掩盖的劳动者非人生活状况公布于世，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份不可辩驳的诉状。
《萌芽》（1885）是在1880年大赦以后、工人运动在法国重又发展的形势下写成的。这部小说表现了左拉对社会问题的更加浓厚的兴趣，正如左拉在提纲中所说，这部小说写的是“雇佣劳动者的崛起”和“资本与劳动的斗争”。主人公是绮尔维丝的儿子艾蒂安纳。他因信仰社会主义而被里尔市一家工厂解雇，好容易在蒙苏矿区当上矿工，继续革命宣传。他看到一万多名矿工在资本主义沉重的剥削下痛苦呻吟，不少人酗酒、消沉；但也有愿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人，例如矿工马厄一家。这时正值经济危机时期，矿主欲趁机压低工资。艾蒂安纳领导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持续数月又演成暴动。资本家召来军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艾蒂安纳撤进矿井坚持斗争。当一部分走投无路的工人复工时，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捣毁排水设备，造成矿井崩塌。艾蒂安纳幸而得救。罢工暂时失败了。但在工人鲜血浸润的大地上，不久就会有新的斗争萌芽。——《萌芽》，是左拉的现实主义达到最高成就的一部杰作。它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革命的产业无产者的形象。它不仅描写了工人的贫穷和不幸，而且指出这种非人生活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恶果。它不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愤懑，而且再现了他们的英勇反抗。《萌芽》，是工人运动的一首沉郁的史诗，一曲热情的礼赞。
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左拉笔下的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形象也具有了新的时代色彩。在《贪欲》出版后二十年，左拉又让萨卡尔在《金钱》（1891）里重新登场。这个昔日在房地产投机中一败涂地的家伙，偶然听说某地有个银矿，便拉起一家“世界银行”，让人入股；去开采银矿。他利用包括刺探政府机密在内的各种手段，掀动市场风波，抬高股票价格，果然得计一时，大发横财。但由于得罪了大银行家林德曼，终于在竞争中被其搞垮。破产了的萨卡尔被判五年监禁。可是在当部长的兄弟庇护下，他逃到荷兰，开始新的冒险。这部小说它生动地刻画了资产阶级投机家形形色色的嘴脸，饶有兴味地描绘了交易所大王们你死我活的角逐。
继《卢贡-马卡尔家族》之后，左拉又写了长篇小说三部曲《三城市》。贯穿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皮埃尔·弗洛芒的教士。《鲁尔德》（1894）写他为治好女友的病，陪她去鲁尔德朝拜圣迹洞，结果发现所谓圣母显灵治病纯系骗局。《罗马》（1896）写洞悉了教会腐败的皮埃尔，为改革基督教而写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罗马》一书；他听说主教会议要谴责这本书，便去罗马向教皇解释，同样遭到教皇的反对。在这两部小说中，左拉对宗教进行了一次清算，他彻底揭穿了宗教的虚妄，并得出了要解救社会唯有摒弃宗教、提倡科学的结论。在第三部《巴黎》（1898）中，皮埃尔脱离了教会，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但重点已转到皮埃尔的兄弟、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的活动。通过吉约姆放弃炸毁圣心大教堂这一转变，左拉阐发了他关于应该以科学发明改良社会的思想。
就在左拉动笔写《三城市》这年——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人出卖机密而被判犯了叛国罪。这场审判所依据的凭证极不可靠，而且审判程序也很成问题，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作家学者的不满，要求澄清德莱福斯案件的运动遂开展起来。忙于写《三城市》的左拉，很晚才得到有关材料。透过这一案件，他不仅看到了反犹主义的丑行，而且痛感资产阶级政治和司法的违反正义，于是，他立即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为德雷福斯平冤的斗争。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898年1月发表的雄辩的檄文《我控诉》。左拉的参加，有力地推动了这场斗争，但也为他招致反动势力的迫害。经过几次审判，左拉在1898年7月被无端判处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款。左拉在宣判的当天匆匆逃亡英国，直到次年7月才回国。
就在流亡期间，反动派的诽谤登峰造极之时，左拉这个主持社会正义的勇士，开始写作他抒发自己社会理想的《四福音书》。第一部《繁殖》（1899）写于伦敦，它歌颂家庭和天伦之爱。第二部《劳动》（1901）根据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达了通过劳动社会化达到人类和谐的思想。第三部《真理》（1903）是德雷福矫事件的艺术再现，表明了谬误的必然失败。在未完成的《正义》中，作家预定要宣扬各民族团结、合作、让公平和正义主宰人类的理想。
《真理》是1902年8月完稿的，那时左拉还正当创作旺盛之年。但是这部小说出版时封面却是嵌着黑框的，因为1902年8月28日早晨，人们发现左拉被煤气窒息而死。后来也有人经考证认为，左拉的死是反动派的谋害所致。
要指出左拉作品中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局限并不很困难：他的《土地》、《人面兽心》、《娜娜》，甚至还有《小酒店》，都过分从生理角度来强调人性的恶；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远不够彻底；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峰也不过是早已过时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更重要的还是看到他所做出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未曾有过的贡献。他的伟绩，在于他通过描写各阶级、各领域的作品，相当真实地呈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个法国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在于他基本正确地描写了从拿破仑第三政变直到法军在色当崩溃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于他接触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恶劣劳动和生存条件和工人运动等许多问题；在于他一贯给人民以同情，给资产阶级以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