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重读《论持久战》
一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五十年了。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奴役，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同时又是积极支援和配合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力量大大发展，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为不久以后取得三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铺平了道路，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况，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局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了摆脱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贫穷落后的命运，几代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抗日战争虽然历经艰难曲折、旷日持久，但是终归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同以往一切反侵略斗争和革命斗争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已经生长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奋斗了十七年，她已经成长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论持久战》这部伟大著作就最好不过的证明了这点。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典范。
二
《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认识来源于实践。《论持久战》，首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对抗战十个月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抗战初期，日寇来势汹汹，骄横拔扈，不可一世，狂叫“二至三月内就可解决问题”，幻想取得“闪电式胜利”，一举灭亡中国。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片面的抗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日军长驱直进，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危机。面对这种形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内外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国民党方面，有两种代表性的论调：一种是“亡国论”，即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抗日爆发前就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叫嚣：“再战必亡”，为公开投敌制造舆论。另一种是“速胜论”，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被迫抗战后，幻想依赖外援迅速取胜。上海战争时，他们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速胜论叫得更响了，甚至有人说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日寇“只有静候末日审判”。可是徐州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又变成亡国论者。在共产党方面，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同志，由于轻敌思想和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也存在着依靠国民党取得速胜的幻想。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皆则明确主张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志同志同斯诺的谈话就论述了这一观点。后来在1937年8月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又写进了这一观点。然而，鱼目混珠，人们的思想却被“亡国论”和“速胜论”搅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争？就成为深受日寇蹂躏之苦、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战的每一个中国人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毛泽志同志的《论持久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只有到实践中去找答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当时我们党已经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第一，我们已经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提高了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为我们正确地分析、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第二，有了十个月的抗日经验。抗战初期，大多数人之所以受“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影响，对我党提出的持久战观点不甚理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抗日战争这个“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判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抗战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中国必亡论和速胜论是不对的，而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是持久战的观点。《论持久战》就是正确总结十个月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经验，总结同亡国论、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斗争的经验，并使之升华，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对十个月来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
《论持久战》所以能够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给予科学回答，除了我党积累的经验以外，还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毛泽志同志在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建党十七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于1937年7、8两月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什么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等重大问题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从而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党有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对革命实践提出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对抗日战争的经验作出科学的总结。所以，《论持久战》又是以《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是毛泽东同志运用“两论”思想总结抗战十个月来的经验，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成果。
三
《论持久战》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分析、研究抗日战争的呢？其根本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分析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地位。
在抗战问题上，持久战同亡国论、速胜论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的斗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根源是唯心论和机械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所谓客观性、全面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而根据就是事物的本质或内因，是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内在的必然性因素，这是我们研究某一事物的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第一，他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揭示了战争的特殊本质。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任何战争都离不开具体时代而存在。要认识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就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时代的特征上去考察，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处于一个退步的时代。它为了挽救其帝国主义制度没落的命运，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其战争性质是退步性和野蛮性，必然激起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因此，日本在战争中是失道寡助。战争不仅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财政危机更加深化，结果必然加速其灭亡。中国却不同，正处在历史进步的时代，是如日东升的国家。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和觉醒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而且有百年来的反帝斗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党领导的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这些进步的因素是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基础。此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一切事物都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中日战争发生的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日本方面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反动战争；中国方面是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进步战争。
第二，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矛盾及其矛盾的特点和联系，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矛盾论》中指出：“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中日战争作为矛盾统一体，又是对立的统一，双方又都可以一分为二，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在日本方面，其长处是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在中国方面，其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其长处则是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日本方面的上述四个特点，其中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最本质的特点，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这是日本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而中国的四个特点中，战争的进步性是最本质的特点，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得以持久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虚构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中日双方的各个方面和战争过程的各个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时有时无的。在这里，他完全坚持了观察的客观性，不附加任何主观的或臆造的与中日战争无关的因素，但也不遗漏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着的对战争有影响的因素。
在分析中日战争时毛泽志同志又坚持了全面的观点。他不仅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而且指出，这些特点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我们既要承认敌强我弱，又必须看到：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因素所减杀；我虽弱，但我之弱也为其他有利因素所补充。敌强我弱本来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同时，又由于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敌强我弱的相对形势。这是中国不会亡的主要原因。那中国为什么不能速胜呢？因为，我们的弱虽得到有利因素的补充，但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们处于劣势地位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速胜。
毛泽东同志在对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特点及其联系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又从总体上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深刻指出：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些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因此，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已为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所完全证实。
亡国论和速胜论者，他们或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面，或者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面；他们或者将敌强我弱夸大为问题的全部，或者将中国的进步性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他们或者只看见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而不注意事变发展的全体。总之，他们在观察抗日战争问题上，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只能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结果。
第三，从发展中把握矛盾的变化和趋向，科学地推断抗日战争必然经过三个发展阶段而达到胜利。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因其内部矛盾的推动向前发展。事物向相反方向的转化，又是通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现的。在一个大的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由于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而显现出阶段性来。因此，分析矛盾不仅要着眼于特点，而且要着眼于发展，注意研究它的运动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正是从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因素的消长、变化中，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并预示了这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变化的方向，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他指出：
在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在这一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都有向下和向上两种变化：敌之向下的变化，主要是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消耗、士气低落、人民不满；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扩大了土地、人口和资源。我之向下的变化，主要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缩减；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敌之向下的变化是必然的不断扩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而向上的变化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主要表现在量上。我之向下的变化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变化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这是我们能够坚持抗战的主要基础和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
在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此阶段，敌我力量对比表现为相对平衡、势均力敌的状态。日本将继续向下变化，中国则将继续向上变化。这阶段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战争转变的枢纽。只要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敌我力量的变化将更加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即由平衡趋向新的不平衡，我将转弱为强，完成战略反攻准备。这一阶段的变化虽有局部的质变，但还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
第三阶段，是我强敌弱，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在此阶段，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由弱变强，敌由强变弱，我将依靠自己力量的增长和国际援助，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总之，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在其内部矛盾推动下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