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夕，苏共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东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首先，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逐步蜕变。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后的工农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唯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成“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其次，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比较正常。但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苏共中央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查无实据”，或是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甚至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使党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渴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说，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得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施以援手！任人惟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邓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在苏联解体前不久在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掌权之后由于脱离群众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对于任何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原因何在？共产党在执政以前靠什么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那时党处于无权地位，靠的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完全是由人民群众来检验来认可的。你不可能强迫老百姓接受你的主张，更不可能用枪杆子把群众驱赶到党的旗帜下。你离开群众就一事无成。鱼水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革命胜利了，权力在握了，有的人骄傲了、懒惰了，自以为一贯正确，甚至滥用权力压制和扼杀不同意见。群众怕你了，开始言不由衷了。苏共的悲剧就从这里拉开序幕。
2．党要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要有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作保证
马克思主义者搞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其政治上的目标在于消除寄生和缠绕在社会肌体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解放。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很快告诉人们，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没有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社会和国家管理的阶层。为防止这个阶层谋取特权和私利，就必须有一套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即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