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共党的思想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人达数于万之众。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苏共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严重脱离实际，效果并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思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控制论”看成“伪科学”。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领导人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
其次，苏共丢掉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基层考察。赫鲁晓夫不调查研究却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典型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未发现勃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在世时，苏联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
再次，苏共很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时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由于以上情况，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宣传的这一套，早已不相信了。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兑现越来越不满，对苏共领导和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逐渐失去信心。以往占主流的、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价值观丧失了。对电视、广播、报刊上发表的苏共领导人讲话、文章，群众抱着十分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宣传机器反复讲的那些空话、大话、假话，与群众切身感受到的，和同西方国家对比中看到的反差，使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丧失了，信仰危机出现。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权时，面对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国内日益出现的众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党的首脑却拿不出什么能够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依然是一些陈腐的教条，既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被人民群众接受。当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经济学各学派的思想渗入苏联社会，党只能拿出毫无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教条进行无效的抵挡，结果固有的意识形态防线全面崩溃。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苏东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当成是发展的理论，善于吸取和借鉴其他政治思想流派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善于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中的新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2．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消除“左”的政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传统文化包含着封建性的、落后性的、甚至腐朽性的糟粕，需要分析、批判、改造、继承。
苏共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得有失。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包含着俄国传统文化中诸如探寻有别于西方的俄国独特道路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公有意识、平等互助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正是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深刻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注意消除和克服沙皇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对外扩张主义以及个人崇拜、皇权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便成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致命弊端。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晚年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背离了列宁的正确思路，在文化领域长期执行极“左”路线，一是过分强调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把文化高度政治化，把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探索都视为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的反映，采取清洗和镇压手段来处置。二是缺乏应有的包容力和宽容心，一味追求社会主义文化的纯洁性，拒绝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三是割裂文化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忽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这样做的结果造成苏联社会文化园地百花凋零，思想领域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艺术创作内容雷同，形式单一，人民群众现实的精神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人们不仅要忍受物质匮乏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饥渴的折磨。
文化专制还表现在民族问题上。1922年列宁决定使用“苏联”这个没有任何民族标记的国名是为了有利于铲除大俄罗斯主义。但是实践证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不仅未克服，而且具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比如在经济更加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强行推广农业集体化。大小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深深地损害了各民族的自治权，使得苏联这一联邦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为单一制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卫国战争期间，有十几个少数民族由于“通敌”罪名被迫实行大迁徙。同时，又把俄罗斯族大量移民到各少数民族地区“掺砂子”，这是对各少数民族的不信任。在文化专制主义体制下，在各民族学校普及俄文俄语，以此作为苏联各民族共同语言文字，因而压制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敢提不同意见的民族干部乱批乱扣“狭隘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帽子。在任命使用干部时歧视民族干部，当然，有一部分民族干部也享有高薪特权，被列入特殊利益集团，用以控制少数民族。尤其是1940年斯大林采取与法西斯德国签订密约瓜分东欧和策动革命的办法，把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原属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兼并到苏联，在这四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要他们加入苏联。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扩张，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苏共实行文化专制，还使得原来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了凭借强权维持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僵化的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敏锐性。对于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官方媒体、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和持续地强化着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足以说明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伪与无能。美国朝野的“宪法爱国主义”共识使“民族熔炉”至今保持着同化与多元化的均衡与活力。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却导致了联盟的分崩离析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猛烈反弹。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高奏“全球化”的凯歌，高扬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无法在一国之内维持统一市场。绝对不能低估文化专制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作用。
因此，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不矛盾。如果离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去构建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
3．正确对待外国文化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外国文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西方国家文化成果当然也包括其优秀的文化和腐朽的文化两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学习和吸收前者，抵制和拒绝后者。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很清醒的。他把是否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当成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在对内搞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则搞关门主义、排外主义，把它同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否认二者除了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之外，还存在着应该互相交流和借鉴、吸取的一面。其理论根据是日丹诺夫提出的现代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这一口号。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导致实践中对外国科学文化乱贴阶级标签，把西方国家科学文化中出现的新理论、新学说，如系统论、控制论以及生物学、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上也无一席之地。一个时期，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左”的文化观念中，凡西方的文化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于是否定和拒绝西方的文化成果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堵塞了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突出表现便是长期对市场经济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体制上的一大表现是背弃权力制衡原则，搞个人专权，留下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伤的大量冤案。
因此，我们既要抵制和批判西方文化中消极、腐败的东西，又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回到排外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路子上去。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冲突、互相激荡的大潮中，传统文化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然需要警惕、防范；但也必须看到，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也是一股“活水”，而不是“祸水”。
第三个问题：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落脚点是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的宗旨、本质特征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维护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社会基础广泛性的统一。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便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执政的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从总结历史教训来看。前苏东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长期脱离了群众，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
1．严重脱离群众，违背人民的利益，必然垮台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压倒多数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2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而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