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帝国与匈奴的恩怨还没有结束。昭帝时，汉匈复和亲。宣帝时，汉军出车东师。匈奴击乌孙，欲复收汉两翼。汉乃救乌孙，破匈奴。匈奴力衰，丁零，乌桓皆反。人民死亡三成，商户亡失过半。匈奴大困。元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时，虚闾单于死，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据单于庭，归降汉为藩臣。汉以昭君嫁呼韩邪。郅支单于部西迁中亚，漠北空虚。（前46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境大旱，大疫，人畜多死。乌桓复叛胡，匈奴北徙。公元48年，遂王比自立为单于，率部至五原（今包头西北昆仑召一带），归降汉朝。东汉册立其为南单于，北部匈奴另立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部。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与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大败，三年，北单于部西迁乌孙，又徙至中亚，遂入欧洲。151年，汉灭西域匈奴自立不服诸残部。
一切就在151年结束！汉帝国最大的敌人——匈奴——遂告灭亡。
多年以前，汉帝国的臣子就说，汉匈必有一战。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几乎进行了一个世纪。武帝的伟大功绩即在此，在他的时代，完成了对匈奴的毁灭性打击。而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太多让人感动流泪，唏嘘不已的事件。将军李陵就是一位。
李陵本是帝国将军李广的孙子。当初，武帝希望他能担任贰师将军的后勤司令。李陵却道：“愿得自当一队。”武帝告诉他，我没有骑兵给你了。李陵对武帝说：“我只需要五千步兵即可。”这种冲动让武帝大为赞赏，就给了他五千步兵。李陵到达峻稽山时与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李陵用步兵中的弓箭手充当主力，来对付单于。据史料记载，“陵千余弩俱发，应弦皆倒。虏还走上山，陵追击之，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贤王，驰兵八万骑攻陵。陵且战且却，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复大战，斩首三千余级。遂引兵东南，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烧陵部，陵亦令军纵火以自救。”
当李陵南行至山下时，单于已经在山上以逸待劳，但李陵并没有恐惧，而是再用弓箭手向匈奴人发射。单于不能抵挡，只好逃跑。第二天，李陵捉得匈奴俘虏，据这名匈奴人的口供称，单于因为久攻李陵不下，所以准备逃走。但其他匈奴将军们则认为，如果以我们的骑兵还不能对付得了他们的步兵，那真是太可笑了。将来更会被汉帝国的军队轻视。李陵听完这份口供，深深知道，战斗可能才刚刚开始。
果然，第二天，匈奴卷土重来，发动比前几次更为猛烈的进攻。双方战了一天，匈奴最终决定退兵。但李陵手下却出了一个叛徒，他跑到匈奴那里说“汉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立即进兵，并让骑兵攻击汉军，大呼让李陵投降。
那位叛徒说的没有错，经过多日的战斗，李陵军队的箭已经没有了。但是，帝国的士兵们没有退却，他们开始以疲惫之躯向匈奴骑兵开战。可最终，骑兵的优势慢慢显出来，而李陵的五千步兵已经所剩无几。李陵感叹道：“使人犹有数十矢，足以免矣，今无兵复战。”李陵在被活捉前，说了一句：““无面目以报陛下矣！”说完后就投降了。五千步兵烟消云散。
当武帝得知李陵投降后，大怒。大臣忧惧。太史公司马迁上言陵已立功，以陵若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遗贰师将军出时，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持，而李广利竟无功。武帝以司马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武帝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李陵闻之曰：“教单于为兵者，乃李绪也（汉军降将），非陵也。”然而，这桩冤案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小眉批。战争年代最容易出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万年之后，李陵的投降也不是投降，李陵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大汉帝国之所以敢与匈奴全面开战，除了经济政治这些大的因素外，武器的精良也是必要因素。在帝国的复仇战争中，帝国除由传统的车步军团改为骑兵军团作战外，为了反制匈奴之擅长弓箭，而使用大量强弩、连发弩箭，以高射速之密集矢箭压倒匈奴骑兵。这种新弩不知是何人所造，其工艺复杂先进，匈奴即使得到也无法仿制，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军事技术。武器落后一代就要挨打，这在冷兵器时代同样适用。李陵所以能以五千步兵屡战匈奴数万骑兵，即靠此技术。后弩箭用完，遂被俘。帝国军队的战术是效仿匈奴，以骑兵集团奔远袭击，以车步重兵运送后援及后勤辎重补给。由此取得了对匈奴的优势，转变了战场的主动权。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本，复仇只是一种必须的口号。汉匈战争的原因是源于汉帝国的富庶和匈奴的贫困。历史文明的规律告诉我们，农业文明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文明，因为其生产具有稳定性，所以能够长期稳定的提供生活资源。但游牧文明则不同。游牧民族往往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比较大，一旦自然界发生变化，游牧民族就会陷入困境。即使自然界很稳定，自然界所提供的生活资源也相当匮乏。而农业文明之所以屡屡受到游牧文明的侵袭，就是因为游牧文明有大量的马匹，其特殊的习性铸造了他们强大的军事优势。
我们的帝国在一甲子之前，根本无力对抗匈奴的侵袭，而是采取了被人所诟病的和亲政策。这种政策所带来的成果自然也是有目共睹的，它让汉帝国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到武帝时，国力已经空前强大，大量马匹已经足够与匈奴的马匹数量相提并论，所以此时，为了制止匈奴对帝国边疆的侵扰，对帝国边疆百姓的屠杀，开战势在必行。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仅从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就打了十几个战役，帝国军队横扫大漠，以至“漠南无王庭”，获得全胜。在这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中，汉军的常态是常常出动骑兵10万，加上辅助的步兵和运送粮草的军民，据不完全统计，每次出征人数当在50万以上。匈奴虽然号称30万骑，但在每次实战中一般出动都不超过10万人，他们也不需要庞大的后勤支援。
等于说，这场战争的双方是实力相等的，但相比而言，汉帝国在能量上要比匈奴付出得多。汉帝国的后勤军民，在前往前线的过程中要越过几千里大漠，人员损失之惨重实不可听闻；按司马迁的说法，从后方运64石粮食，只有1石能到前线！匈奴方面也并没有得到一丝好处。在战争决定时期，匈奴人口被消耗殆尽。汉帝国军队在进入大漠后，由于后勤太远，不可能抓俘虏，所以，一遇到匈奴部落，大多采取清扫政策，全数屠杀，以致漠南地区在战后几乎成为无人区。匈奴曾有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衍；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就是明证。
这场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结果也并不使人乐观。对汉帝国而言，战争解除了帝国边疆的威胁，使边疆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边疆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汉帝国也由此进入了中亚地区。但这些成就远远不能弥补战争损失。汉帝国60年积蓄的国力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以至在战争后期，武帝不得不加赋税、卖官爵、垄断盐、铁、酒，甚至鼓励人民互相告发，以图籍没其财产等手段进行军费开支。可以不客气地说，此次战争是西汉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于匈奴而言，无疑这场战争是一次毁灭性打击，从此后，匈奴不复存在。即使500年后，对欧洲的大规模入侵，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这个民族永远不能再被振兴。
二
一个帝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表面上看只是皇帝的一句话，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整个国家机器的同时开动，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以及皇帝的准确判断。帝国建立60年来，和亲政策似乎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与匈奴就应该保持这样的关系，而关于战争的言论，虽然时有臣子提出，却都被皇帝否定。
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基本国策同样如此，在某一段时期为了应对危机与保持国家的前进动力，某一项国策可能会得到执政者的认可并加以实施。然而，随着国力的发展，某些国策必将被废除，比如和亲政策。
武帝继位初，仍旧在奉行和亲政策。和前代帝国皇帝所不同的是，就在继位之初，武帝就已经有了废除这项国策的决定。之所以仍旧执行，首先是他比较年轻，继位那年不过十六岁，他的年龄和资历根本不能担当立即废止祖宗成法的重任。其次，武帝深知，对匈奴作战有着很大的风险，但这一风险在武帝心目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还真不好说。武帝知道有风险，却没有把这风险当回事，让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的是帝国内部的主和派力量过于强大，这才是他的难言之隐。
如我们所知，汉帝国的皇帝如果不是太过于昏庸，就会懂得一个道理，他们必须要与政府保持着良性的合作关系，皇帝只有在政府官员的群策群力下才能成为政府官员心目中的皇帝。武帝后来变成了一个把丞相不当回事的皇帝，但在即位之初，他始终保持着祖宗们的风范，一切事情都该与政府协商。而协商的结果自然是，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这让武帝很是为难。因为独断专行固然容易，但倘若没有政府与皇室的齐心协力，皇帝的一切打算都将落空。
然而，无论是武帝还是政府官员，都很清晰地明白一件事，这种现状不可能维持太久。两年后，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突然就向朝廷宣布，要与匈奴开战。武帝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是因为政府部门的一位叫王恢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策。
众所周知，主和派的基本论调有两个，第一个是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矩，要与匈奴和亲；第二个，与匈奴开战百害而无一利。御史大夫韩安国就认为，作为游牧民族，匈奴的军队来无影去无踪，尤其是他们活动的地方是茫茫草原，草原后面是戈壁，倘若派出大批军队去，即使在草原上找到他们，胜负与否另说，即使打胜了，他们就会逃进戈壁，茫茫戈壁，我们无法找到他们。另外，我们打他们，是千里奔袭，他们以逸待劳。没有赢的希望。最后，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利益，但我们即使击败匈奴也毫无利益可占。因为作为农耕文明的我们，不可能在大戈壁或者是大草原上种粮食，等于说，这场战争即使打赢了也是胡闹。
韩安国是帝国在对待匈奴问题上的著名和亲派，他所说的三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比他还有道理的是王恢。王恢在帝国的边境为官多年，对匈奴情况的了解要远远大于韩安国。他所以能说动武帝向匈奴开战，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这恐怕是帝国最为痛恨并且头疼的问题，匈奴的出尔反尔已经激起了帝国的愤怒情绪。与此同时，他又出了一项高明的计策：““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也就是把匈奴引诱到边境马邑城，然后围而歼之。
武帝认为这道计策非常好，尤其让他欣慰的是，王恢刚率军出兵闽越国获胜。这一胜利使得他对帝国军队充满信心。所以他才召开会议，并且发泄似的说了下面这段话：“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慢，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韩安国仍旧是老掉牙的论调，他认为坚决不可，与匈奴开战百害而无一利。还是祖宗留下来的和亲政策好。王恢立即反驳，首先，“马邑之谋”可谓万全之计，依他对匈奴的了解，匈奴贪心强，必能成功。其次，他举了个例子。早在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就很强大，中原战乱不堪，那时的代国处于四战之地，但它并没有向匈奴屈服，而是依靠充裕的粮食向匈奴开战。而现在，帝国的国力与当年的代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匈奴之所以对汉帝国侵犯掠夺不已就是没有畏惧心理，所以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给匈奴人教训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他开战。
韩安国立即把高祖皇帝搬了出来：“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
韩安国认为，当年高祖皇帝白登之围受尽屈辱，解围回京后居然没有报仇雪耻，高祖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权衡了天下大势，而不是以个人的愤怒而伤害天下百姓的圣人之举。文帝在执政时也曾让军队反击过匈奴，结果没有一点成绩，文帝后来反思，认为与匈奴开战是不明智之举，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和亲。任何人都知道，从高祖派刘敬携带重金与高贵的女人同匈奴和亲，至今已经有五代人受益了。我们现在也在受益，那么，五代人受益也就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合理性，我们现在不应该打破这项国策。
韩安国抬出高祖，显然是想用祖宗成法来给武帝施加压力，武帝是不能辩驳的，他一旦辩驳，就会给人以违反祖宗成法的印象。王恢立即借力打力：“不然。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臣故曰‘击之便’。”
王恢的思想是：五帝的礼仪互不相袭，三王的礼乐不相重复，可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才是大道。古代君王在考虑国家大事前，先祭拜祖宗，占卜吉凶，以示慎重。然后，他说到了重点：高祖皇帝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报复白登的屈辱，不是力量不够，而是为了天下百姓休养生息。高祖皇帝不想让刚脱离战争苦海的百姓重新进入苦海。但现在则不同，百姓已经休养了六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强盛，可边境却不安，士兵死伤无数，境内灵车相望，不是我们不想和亲，而是因为和亲政策实在得不到匈奴的响应。所以，绝对不能再继续和亲受尽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