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中国目前应该说是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因为在公有制问题上依旧没有打破。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允许私有制发展的过程，他把完全的私有制开放一部分，比如说自留地允许了，承包地允许了，虽然承包地不是最终产权，不能随便交易，但即使开放一部分，也让中国的经济从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变为主动，从吃不饱到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是因为这种开放，保证了中国改革进程前20多年的快速增长。
比较突出的，实际上是2003年之后，这10年国有垄断及控制不断加强。如果说改革前20年邓小平是通过逐步放开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当改革撞墙时，发现体制不对把体制改了，再撞墙时看到体制不对，又一次把体制改了，而后10年当体制和改革发生矛盾时，通常是坚持体制这堵墙让你往回退，甚至把墙立起来加厚。
虽然这10年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但已引发很多社会矛盾。我个人觉得中国实行不完全市场经济之路，现在基本上走到头了，市场经济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有产者始终会担心重新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委内瑞拉就有类似的情况。
新一届领导层到底会推出怎样的措施，现在还不好评论。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道，我们希望有市场化，要砍掉政府看得见的那只手。于是大家信心百倍，抱以很高的期望。但最近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争论，让人们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因为有些冲突、对立的东西大家没法解释，比如在市场化问题上，砍掉行政审批同时，“国五条”实际上加强了政府管制，除了管到县以外，还要管到审批价格，那就完全不市场化了。所以，经济层面的东西反映出来的是背后深层体制的问题，经济层面的东西已经撞到体制改革上了。
我们知道游牧民本应是共同使用一个草原的，因为草原是共同的，所以他们只会根据草的长势来放牧，会自动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但今天我们的做法是让牧民定居，一人划一块地，可能你划的地草肥，我划的地草荒，你最后养羊时就从这头啃到那头，然后把所有草地啃没了，也许今年我是好地，明年我就变成荒地了，就没有平衡过，因此我们几乎所有的草原都因此而变成不是草原了。
我们为什么要让游牧民定居呢？草原应该是没有边界的。另一个比喻是河流。可以自由流淌的叫河流，而我们现在是在所有的河流里设了不同的“坝”，水不是自由流淌，而是用“闸”来限制流淌，限制流淌时水可以流淌，但鱼流淌不了，闸口里出来那些鱼都死掉了，当生态被破坏时，就不叫河，叫水沟。这和市场是一个道理，能够自由流淌才叫市场，我的商品可以自由交易，所有的购买者可以自由选择，然后这个商品可以流通再流通，就变成河流了。比如你买了房子，可以卖给我，还可以卖给他，就是自由流淌，但现在左限右限，从一手房到二手房不让你自由流淌，就没有交易过程了。商品在自由流淌过程中才有价值，从中我们看到的还是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另一个要命的表现是博弈在后：先出台一个政策，然后看市场反映，最后再修改。而欧美国家是博弈在前，政策法令在出台之前大家先“打”，“打”个落花流水再说行还是不行，包括财政开支问题，到最后期限我投票说同意你再延期，或者说如何延期，它是博弈在前的。而我们现在是博弈在后，大领导说交给你这个部委，部长交给司长出个制度，司长交给处长写个制度，最后可能是科员写个制度就出台了。
（华远地产董事长）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达伦·艾克莫格鲁（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
詹姆斯·A. 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
穷国之所以贫穷，不是由于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为传统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为执政者愚笨无知，而是他们刻意图利支持其权力的特权精英，代价是整体社会的利益。繁荣富裕的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实行何种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为了进一步解释一个国家和地区繁荣富裕的关键，《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达伦·艾克莫格鲁与詹姆斯·A. 罗宾森提出：一个社会若能将经济机会与经济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作者称为包容型制度，国家就会迈向繁荣富裕。反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若只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作者称为攫取型制度，则国家必然走向衰败，即使短期之内出现经济成长，却必定无法持续，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创新。
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主要跟普通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程度有关。以农民的视角为例，无论是在现代的非洲、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内战前的美国南方，如果剩余的都被有钱人拿走了，在地里干活的人就缺少提高产出的激励。只有当农民有了财产权，发现他们能够从额外产出中获利时才会改变想法。
数千年的全球史也说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移动，也可能会倒退回较具攫取性的状态，浅层的民主也可能被绑架成为实质的权贵政治。
正朝包容性制度的良性循环迈进的我们，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攫取型制度的恶性循环中？
达伦·艾克莫格鲁说，他们核心的观点是，繁荣昌盛的国家就是那些建立了能够释放、赋权并保护每个公民所有创新、投资及发展潜力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国家。大家可以在东欧出现的巨大变化与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或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之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所有问题都在体制上。
历史的教训是，如果解决不好政治问题，就解决不好经济问题，因此他们不相信中国已经找到一种政治控制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奇妙方子的说法。
在中国最近强调的虽然都是创新与科技，但基础还是建立在现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资，情势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此外，劳动力转移的管制极为严格，经济体系的包容性仍极为不足：商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合则两利。中国成长经验之所以大有可为，因为地方还有成长的空间，而中国的企业家也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但除非中国经济实现向基于创新性破坏的过渡，其经济增长将无法持续。
你能想象中国会允许一位20岁的辍学大学生开办一家公司，挑战国家银行支持的国有企业吗？
本文摘编自2013年1月台湾卫城出版社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吴国卿、邓伯宸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