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位于城关区山字石中街18号的皖江会馆在当时兰州各会馆中自有风致，会馆曾有名联如下：
君不见黄河东走，青雀西飞，白茫茫五月天山，邀将供奉仙才，把塞上吟情，狂吹玉笛；我所思莼菜秋风，杏花春雨，绿冉冉千年乡梦，好借杜陵广厦，掬江南烟景，满注金樽。
纸上风光，好一个春和景明的塞上江南。但在烽火年代，哪儿会是一块平静之地呢？1927年春节将临的一天，皖江会馆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2月4日，皖江会馆张灯结彩、热气腾腾。一早，省市党部近200名党员，高高兴兴来到会馆，参加春节联欢会。大家推选钱泉做联欢会主席，钱泉高兴地说：“平时大家工作都很紧张，过年了，聚在一起娱乐娱乐……”党员们说说笑笑，气氛十分欢愉。突然，会上散发出了市党部的传单，传单上写着给在场的田昆山提出的十二条质问。
十二条质问，条条凌厉。会场气氛陡然一变。田昆山何许人也？原来他是一个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早年就惯于投机钻营，而且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1925年年初，陆洪涛被迫辞去省长职务，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任命田昆山以特派员身份到甘肃办理党务。当年7月，田昆山秘密纠结腐败的官僚、劣绅、土豪等成立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田昆山独揽大权，“孤零地爬伏在这封建势力的蛛网之下，一筹莫展地关着门围炉革命”、“除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外，也不会再有一个人影去干涉他”。（宣侠父《西北远征记》）
没落腐朽的田昆山百般指责刁难国民军中宣侠父、钱泉和贾宗周的工作，肆意篡改诋毁他们进步思想的宣传，并采取各种恶劣手段逼迫宣侠父、钱泉、张一悟等特支领导人离开兰州。
面对田昆山一伙国民党右派挑起的斗争，特支团结国民党左派，对以田昆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予以了严厉还击。特支发动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在师生中揭露田昆山党羽沙月坡、张璞（一中校长）、杨肯堂（女师校长）等人歪曲三民主义和无中生有、造谣蛊惑的行为；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揭露他们抵制反帝反封建的丑陋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伙人实际是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在人民大众识破他们阴谋的有利条件下，要求省、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处理他们的问题。幕后操纵的田昆山终于按捺不住，跳将出来，要求推迟会期。宣侠父怒不可遏地拔出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不论是谁，要想反革命，我就用这个东西对付他！”
省、市党部全体党员大会如期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开除沙月坡党籍6个月的决定，同时责成沙月坡解除张璞和杨肯堂的校长职务。此事震动了省城，督办刘郁芬以此为由电呈冯玉祥请求辞职。1926年11月，宣侠父被迫离兰。
宣侠父走后，田昆山更是有恃无恐，到了1926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田昆山加快了反革命的步伐。其爪牙明目张胆地诋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说是“危险的政策”，公开表示对国共合作的不满，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甚至无耻地制造谣言，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
田昆山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国民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踢开这块革命路上的绊脚石。
1927年2月4日，本该是大家其乐融融共渡佳节的一天。皖江会馆突然气氛一变，大家拿着小传单，提议在会上讨论。钱泉当场把向田昆山提出的十二条质问宣读了一遍：田昆山贪污公款，吸食鸦片，克扣市党部经费，排斥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等等等等。田昆山面红耳赤、如坐针毡，许多人一致要求田昆山当场解答。田昆山无可奈何神色慌张地走上台，吞吞吐吐搪塞抵赖，面对田昆山的无赖狡诈，在场的人气愤不已，跟着一阵喊打声，会场秩序大乱。在一片愤怒的呐喊中，有人把茶杯摔向田昆山的“翅膀”和“卫队”的任冠中、凌子惟等，双方扭打起来。田昆山也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
钱泉继续主持会议，联欢会开始按照特支事先安排的议程，处理田昆山的问题。大会采纳群众要求，当场选举钱泉、延国符、李世军、王陶、李印平、邱纪明、韩芝惠、阎可选、丁益三等9人为委员（其中7人为共产党员）。新的临时省党部正式宣布停止田昆山特派员职务，限其3日内交出印信，并调整成立了新的兰州市党部。
皖江会馆，硝烟弥漫。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田昆山及其走狗狼狈不堪，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会后，田昆山装病住院，暗中策划更大的阴谋。他拒不交出省党部印信，并秘密派人到开封冯玉祥面前，挑拨诬告“共产党在兰州诋毁时政”、“批判（冯）总司令作风不对”。
冯玉祥当即给刘郁芬下了逮捕钱泉等人的命令。督办刘郁芬对田昆山采取了一味纵容的态度，田昆山一伙变得愈加嚣张。
2月中旬，钱泉被捕。
共产党甘肃特支重要成员宣侠父离兰，钱泉的被捕，党在兰州的工作一时陷入了低潮，但在兰州地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员凭着他们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准备着将义无反顾地投入更加艰苦的斗争。
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赤胆忠心张一悟
1922年3月，甘肃籍青年张一悟在与武昌高师毕业同学的合影照上，挥毫写下了《调寄离亭燕》一词：
三载同窗情深，哪堪一朝话别。想来年，豪谈痛饮。转瞬都成陈迹，鸿印等闲记取。悲歌初歇，不甘作新亭泣。愿猛击中流，揖他日天涯。重聚首，应问成何事业，挥首各东西，欲挽人天浩劫。
诗词豪迈奔放，一个革命青年的凌云壮志尽现其中。此前，22岁的张一悟从偏远甘肃出境，满怀憧憬奔赴新思潮涌动的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习。
在北大，张一悟结识了任教的中国革命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马克思主义思想令张一悟心潮澎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并将自己接受的新思想、新信息激动地写在书信中，传达给远在家乡的亲朋好友。后来，为避开北洋军阀的注意和迫害，李大钊介绍张一悟与张亚衡南下武昌，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在武昌，张一悟又认识了武汉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进一步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23年，他怀抱“愿猛击中流”、“欲挽人天浩劫”的雄心回到兰州，旋即投入到新思想的传播这项重要的工作中。古老的兰州，在五四运动的春雷声中正渐渐苏醒，大批有志青年正翘首期盼着了解外面的世界、倾听外面的声音。张一悟借先后在兰州、武威等地学校任教的便利，给师生们介绍进步书刊，介绍五四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他启发学生们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要放眼国家，努力变革社会，争取自由、争取幸福的生活。崭新的思想和话语，令聆听者内心激荡。
1924年，张一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的一天夜里，随刘郁芬部队来兰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和钱泉，向张一悟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在兰州建立党组织的指示。张一悟激动不已。之后不久的一天深夜，在兰州市小仓子6号张一悟家，甘肃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张一悟为支部书记，宣侠父、钱泉为支部委员。党领导下的甘肃和兰州的革命局面就此打开了，在他们三人的共同努力下，秦仪贞、王陶、谈仲瑜、韩玉贞等一批有志青年加入到特支的工作中来，一时间，在甘肃这片热土上，党的星火点燃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在甘肃组织“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兰州一时间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1月的一天深夜，张一悟组织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会后，他与秦仪贞、王陶、谈仲瑜、王有章等8人化装成商人，离开兰州去了陕西等地。之后，他与陕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被派驻华县参加领导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1年8月，他奉党组织委派赴山东济南以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1932年深秋的一天，济南监狱的一封书信寄到兰州小仓子6号张一悟家。张一悟的父亲张继祖打开信，顿时如五雷轰顶。张一悟在山东女子师范进行抗日宣传，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以危害国民罪被判处死刑。
张一悟在狱中受尽了酷刑，敌人用皮鞭抽打，压杠子、坐老虎凳、灌猪鬃辣椒水，但他始终坚强不屈，大义凛然。他在刽子手提供的所谓认罪书上奋笔疾书：“无话可说，速我以死！”
焦急万分的张继祖（前清举人，曾任吏部主事）通过邓宝珊先生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发去请求“刀下留人”的电报，张一悟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之后5年的监狱生活中，张一悟在狱中继续开展斗争。1937年12月27日，日寇占领济南城，济南大乱，他和难友们趁机逃出监狱，之后辗转到西安，因身体极度虚弱，被党组织派人护送到兰州。
在兰州，人们亲切地称呼这位留着长髯的革命者为“胡子大哥”，“胡子大哥身上都是火，多厚的冰都能融化”。人到中年的张一悟依然怀抱着一腔热忱，继续着革命工作。为避开敌人的纠缠和迫害，张一悟化名李云僧（号称“李胡子”），经常化装成道士、医生、算卦相面先生，拖着病体奔波于兰州城、水磨沟、下西园、黄峪谷、西固城、彭家坪、阿干镇、十里店、榆中县、兴隆山、金崖、尚古城、桑园子、方家泉、施家山头等地，从事艰苦的革命活动。
兰州临近解放之际，敌特机关加紧了对革命者的搜捕。1948年，党组织接送张一悟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延安。西安解放后，张一悟被送往临潼治病，不久又送到大连疗养。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张一悟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万分，多次要求尽快出院回兰州工作。1950年12月，张一悟由大连返兰，回兰后，病情恶化，于1951年1月3日逝世，终年56岁。在开辟革命的艰困之时，他点燃火种，无畏耕耘，当革命胜利时他却悄然离去了。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播种人张一悟，用他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一生，谱写了一个甘肃早期共产党员光辉壮丽的人生诗篇。
甘肃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金城女杰秦仪贞
这是上世纪20年代一个普通的民居——兰州道升巷69号。今天，一些老人还记得这里，这家主人勤苦经营着当时兰州有名的“中外大药房”。那时候，西北药品奇缺，在这里能买到很多来自大城市的稀缺药品。老板娘叫秦仪贞，被周围人称作杜太太，她言语不多，热情善良，很多人都认识她。但鲜有人知道的是，她是甘肃特支在兰州发展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这位勤勉倔强，革命一生的妇女，是甘肃最早投身革命的伟大女性中的一员。她一生侠肝义胆，扶危济困，对党忠心耿耿，可谓一名金城女杰。
秦仪贞出于四川一个贫苦人家，10岁时就成为孤儿的她只身逃往外地谋生。在汉口，她投奔钟繁堂药店，并认钟为义父。后与药店伙计杜酉康结为夫妇，1910年，夫妻二人来兰州开设钟繁堂药店分店——兰州中外大药房。
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钱泉、宣侠父等人以江浙老乡的关系结识了秦仪贞夫妇，秦仪贞在他们的教育和培养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6年，钱泉、王陶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的一生。
“兰州中外大药房”成了甘肃特支秘密活动的据点，秦仪贞以老板娘杜太太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忙里忙外，担负着交通联络、掩护同志、后勤服务的重担。
1927年2月，钱泉在秦仪贞家中被国民党逮捕，秦仪贞四处奔走，托进步群众给狱中的钱泉送饭、传递组织的指示。后来，钱泉被党营救出狱。
作为一名冲破封建樊篱的勇敢女子，当时秦仪贞对党在兰州的妇女工作给予了无私的经济资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秦仪贞为转移的同志积极筹措和提供经费。1927年11月22日，在情势危急之中，她与在兰的几位共产党员化妆成商人，同几位她熟悉的江苏女商人说着南方话，机智地离开了兰州。
1928年初，钱泉在上海又不幸被捕。秦仪贞想尽办法，用500两银子买通巡捕房头目，将钱泉营救出狱。2月，秦仪贞被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的钱泉安排为负责江阴农民暴动上海秘密联络站的负责工作，为便于革命活动，她与钱泉假扮夫妻，配合和掩护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秦仪贞镇定清醒，机警能干。她把情报藏在发髻中躲过敌人搜查，并利用南方亲友的关系，和能说四川、汉口、上海、北方多地方言的特长，甩掉特务，避开敌人跟踪，及时完成任务。她虽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群，能一字不差地记住各种联络暗号和门牌标记。10月18日，钱泉在常州被国民党当局第三次逮捕，秦仪贞赶赴江阴，和组织积极营救。11月25日下午，60名经过化妆的突击队员与秦仪贞等乘车船赶到江阴县，准备在行刑现场劫救。但事出意外，国民党已在他们赶到1小时左右前，将钱泉杀害。作为甘肃早期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钱泉在兰州开展革命斗争时，秦仪贞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秦仪贞沉痛地整理钱泉遗物时，在棉被里发现了钱泉的遗嘱：
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照家屋，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亲属家友，且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我死后，且勿棺藏，可火葬后投入大江，随滚滚东流而入大海，何等干净。现在中国之坟墓制度，以一袭臭皮囊，占据能生产之土地，实为万恶。望革命当局，将此制度随我同葬江海，亦革命事业之一也。
铿锵的革命誓言，令秦仪贞备受鼓舞，她化悲痛为力量，回到上海后，继续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直至1934年，她所带的购药款早为革命工作和接济同志花费殆尽，秋天，她带着病重的身体，结束了在沪7年的艰难曲折的生活回到了兰州。途中，她在西安“老德记”药店赊到一批药材带回兰州的大药房。1938年，张一悟济南出狱回兰，经甘肃工委决定，秦仪贞与张一悟单线联络，在兰州地区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张一悟回兰后，国民党当局一直将其作为通缉的重要人物，在1939年至1948年10年间，张一悟身患重病，几度生命垂危，但在秦仪贞和同志们的悉心保护和照顾下，一直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