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又极尽血腥镇压之能事。蔡元培先生对这样的政府忍无可忍，愤然辞职离京，这封信并没有寄到他的手中。虽然信没有寄到蔡元培先生手中，但由于她的呼吁，还是发生了一件“平地起惊雷”的事。就在邓春兰投书呼吁后不久，喜讯从北京传到了兰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要来甘肃招考女生！她毅然报考，成绩优异，她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录取了。
为了求学，也为了给全国的女子作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表率，1919年7月25日，邓春兰和其他5名被录取的女生一起离开兰州，赴京求学。
考虑到当时兰州到北京的路上土匪出没，很不安全，她们改换了赴京路线：从兰州乘羊皮筏子顺黄河东下，然后在宁夏中卫改乘木船，行至内蒙古包头，再改乘老式大车驱车丰镇，再乘火车沿京绥铁路东行，经过居庸关最终到达了北京。历时一月有余。兰州距北京，关山万里，路途艰险，这样遥遥数千里的旅途对于6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艰难备至。在路途中，她们屡遭凶险，备尝艰辛。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她们不愧为新时代的精英骄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北京。邓春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这次出行，历时一月有余，行程数千里，备尝艰辛困苦。想到小时候自己体质虚弱，娇养成性，离家不过百里，便泪水涟涟，思家心切，如果时间更长，就归心似箭；而这次离别家乡亲人，远走异地，所经历的困难，更胜过男子，而精神体力反倒健旺起来。
由此看来，女子在生理方面未必比男子差。况且今后的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女子怎么能够经常呆在闺房中不出呢？所以此后，我应当振作精神，致力于学术，以此来服务于社会，这岂不是一件令人激动兴奋的事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真是一名气度不凡的奇女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金玉之言，掷地有声。她们的这次远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她们身先士卒，为当时二万万的妇女同胞作了表率，也在近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才学比须眉
邓春兰在离开兰州前夕，二次草拟了一份题为《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的呼吁书，再次大声疾呼全国的妇女同胞应为争得教育平等而努力抗争，她说：“与其单单凭借他人提倡，不如自己努力奋斗，天下哪有不耕耘就收获的道理呢？”她将呼吁书和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一并投书北京新闻界，希望得到回音。
就在邓春兰等人艰难赴京的途中，她的呼吁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上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将呼吁书和信全文刊登，北京、上海的许多重要刊物也先后报道了这一消息。她的呼吁得到了许多新文化主将的支持与共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先后发文，表示支持男女同校的主张，并以此为契机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邓春兰以自己的努力表明了她和中国广大妇女同胞走出家的樊篱，在社会这个广阔的天空中振翅高飞的愿望，而她的“飞翔之梦”也在不久之后得以实现了！1919年底，蔡元培先生回到北大，他被邓春兰坚韧顽强的求学精神感动，公开向外界宣称：“北京大学明年招考时，要是有程度相当的女生，尽可以报考，一旦成绩合格，理所当然应该录取。”邓春兰怀着激动的心情报考了，1920年2月，她和另外8名女生正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她们也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邓春兰进入了哲学系继续深造。付出总有回报，她的努力不但使自己的“飞翔之梦”得以实现，而且也打破了高等学府不招收女生的禁令，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23年，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她对家乡情深意笃，毕业后回到了兰州，任教于兰州女子师范，她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下一代。解放后，邓春兰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担任第四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继续努力工作了几十年。1982年6月9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离我们远去了！邓春兰——这个雅洁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妇女觉醒的史册上。
张一悟：陇原大地上的火炬人生
你像一个辛勤的农民，和其他同志一道，把革命的种子，最早撒在甘肃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心血来浇灌、抚育、培养。小心地保护它们发芽、成长和茁壮。
——摘自张一悟同志祭文“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真正的革命者就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是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在和无数革命志士的一同努力下，让革命的火焰在辽阔的陇原大地上蔓延起来。张一悟（1895—1951年），原名张种德，学名张谷，甘肃榆中人。
男儿立志出乡关1918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这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一个23岁的青年背上了远行的行囊，他望了一眼身后钟灵毓秀的兴隆山，又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云山苍苍，流水茫茫……在经过了一段山高水长的跋涉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新文化中心——北京，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大预科班学习。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在一年后的五四运动中，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并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北京处在无能的北洋政府统治下，祖国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他同张亚衡、丁益三作为甘肃旅京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被誉为“榆中三杰”。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南下武昌，进入武昌高等师范教育系。在校学习期间，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改名为“一悟”。这是他人生的标志与转折，在此后二十几年中，他自始至终怀着崇高的理想奔波奋斗，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他辗转异地宣传革命，被捕后以牢狱为家，气节如兰似金，他是一生都在“悟”，悟什么呢？悟他选择的觉悟之路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悟人生的价值与追求；悟不变的信念；也悟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革命火种播陇原
“丈夫一生何所求？愿把身躯易自由。”毕业回乡的张一悟先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子师范、武威师范任教，向广大的爱国青年传播革命真理，对青年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雷。”他愿作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愿作寒冬里的微小火种，燃烧自己，温暖大地。1942年，张一悟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也是陇原大地上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冬夜。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在兰州市小仓子6号张一悟家中，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悟任支部书记，由外地来兰并向张一悟传达建立中共组织的宣侠父和钱崝泉任支部委员。自此，陇原大地上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办夜校、成立政治训练所、支持甘南拉卜楞藏民的反军阀迫害斗争、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仰天谢时日，踏海斗长鲸，陇原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可偏偏在这时，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大逆转：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张一悟等怀着一腔悲愤，在兰州临洮等地公开举行悼念活动，怒斥反动派暴行，他遭到通缉，绕道前往西安。此后，他又参加了关中渭华起义，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
誓如青松挺且直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这一年，他在山东被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他在受到严刑拷打后，在敌人让他写悔过书的纸上，奋笔疾书一首高适的《登陇》。
他边写边想，想到的是还未完成的事业，他也想到了家乡，想到了父母妻子，思乡情切，溢于言表。在诗后，还有两句：“无话可说，速我一死！”反动派的花样，无非是老一套：皮鞭抽打、金钱利诱、老虎凳、掺有头发渣的汽油和辣椒水……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差点被弃于荒野。幸好，他的坚贞打动了同室难友，他们热心救护，他在九死一生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二十年来革命路，一生系得几安危？就在死神快要逼近时，他的父亲得到消息，立即找到邓宝珊，请他出面营救，邓宝珊欣然应允。他被改判无期徒刑，在此后五年的牢狱生涯中，他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反对敌人的迫害，为改善生活待遇曾联络难友同当局进行绝食斗争。在他被捕的第五年，侵华日军占领济南，城中大乱，张一悟终于逃出魔窟。
道装伪服欺逻眼
张一悟一生有许多化名，都是逃名遁世的词汇，给敌人以假象，漏脱他们的魔爪。例如在济南监狱念佛经，在册页上署名“空尘”；在练习小楷的题字簿上署名“退伍生”、又名“龛谷云僧”、“栖云山樵”等。他不但知识渊博，擅长书法，而且医道高明，医德高尚。1939年曾以行医为职业，暗中进行地下活动。他平易近人，晚辈们亲切地叫他胡子伯伯、胡子爷爷。他能言善辩，却并不摆做官人的架子。这就是钟灵毓秀的兴隆山养育出的陇原赤子。他用铮铮铁骨，把尊贵的头颅，骄傲地高扬在敌人面前，用滚滚热血，把浩然正气，注入滔滔向前的黄河。
解放后，他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着，先后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但多年的奔波和疾病毁坏了他的身体，1951年1月3日，甘肃人民的赤子张一悟离去了，带着一生的坎坷和最后的欣慰离去了……所有的赞扬与惋惜都融进了这首叫作《胡子大哥赞》的诗中：终生流放为群众，不爱紫罗厌膏粱。
道装伪服欺逻眼，马列真经看行藏。
牢狱安家成巨业，风餐露宿垦大荒。
一世功名在地下，千载兴隆埋香骨。
青山有幸埋忠骨，他被安葬于家乡兴隆山栖云峰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