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团军团长，率领甘肃部队坐镇榆林。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在此期间，邓宝珊先后两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及边区领导人会晤。1944年末，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同时，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邓宝珊这些年来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这天，东方熹微，毛泽东破例起了个早，用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给邓宝珊写起信来：“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份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亲笔书写的信函。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在平津战役时期，高瞻远瞩，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来往斡旋于我军和北平傅作义之间，最后以傅作义全权代表的身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为保卫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和平之使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于右任与邓宝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竞选副总统来征求邓宝珊的意见。邓宝珊敞开心扉对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后，邓宝珊以身体有病为由，回到甘肃老家，躲避蒋介石的纠缠。这年8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人到三原，请他出山，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
邓宝珊坦诚地对他说：“蒋先生挑起的这场内战，我以为注定会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你要注意保存军队，不要被老蒋利用。”这几句话虽然傅作义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毕竟是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傅听后默然没有作声。
1948年底，毛泽东密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这天，邓宝珊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组织代表崔月犁。当天晚上，邓宝珊来到中南海傅作义的办公室。“我担心北平和平解决后，军队一交出去，共产党翻脸，到时血本无归，我无法向几十万弟兄们交代啊！”傅作义痛苦地说道。“抗战时，我在陕北与共产党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干大事业的人。如果宜生兄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与共产党再作商谈。”邓宝珊说。傅作义眼里充满信任地说：“好，那我就全权委托你了。”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通县马各庄谈判。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只是在解放军进城接管的时间上，邓宝珊与共产党代表产生了分歧。林彪等人认为，接管时间应在三日以后开始，而邓宝珊则坚持至少应给傅作义军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作准备。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提议说：“我们何不将不同意见报告毛泽东先生，由毛主席决定？”15日当晚，毛泽东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于是，意见很快一致，双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当时出版的《新民报》载文称赞邓宝珊：“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把锁，只有他可以打开。”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出身行伍，只有两年私塾的学历，但他知识广博，文学素养深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他时常与文化名人一起切磋心得，品诗论画，往往以精辟的议论让学者叹服，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一直有“儒将”之称。同时他也是一位体恤民情、关怀疾苦的领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毛主席收到了一位甘肃干部呈送的—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天水一带人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位勇敢的干部就是甘肃省省长邓宝珊。他这一举动，受到时任省委领导人的埋怨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在他看来，群众的吃饭问题远远大于个人的进退荣辱。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无私胆气与坦荡胸襟。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邓宝珊去世后骨灰盒存放何处，有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出来说话了：“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邓宝珊的骨灰盒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春兰：心怀凌云志敢为天下先
她们在漫漫的长夜中跋涉了几千年——有人被锁于深院之中，终身哀怨；有人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郁郁而终；有人发出了微弱的反抗之声，可是却没有应答……历史终于步入了现代，她们——中国的妇女们不再愿意接受这种任人安排的命运了，她们要努力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她——邓春兰（1898—1982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中国勇闯大学女禁的第一人，也是中国首批进入高等学府的男女同校大学生。
鲲鹏志远高1898年7月3日，一名女婴在甘肃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属青海）出生，她的父母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春兰，雅洁、清新，象征着新生，象征着希望。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她沐浴着爱的阳光，快乐地成长着。她的父亲名叫邓宗，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兰州教育厅任职，他思想开明，主张民主，更提倡男女平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积极奋斗；母亲名叫梁析熙，在甘肃省立师范教书。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她并没有因为是女孩而受到歧视，相反，父母对她百般呵护，毋庸置疑，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女孩子相比，她是个幸运儿。7岁时她进入了本县的初等小学读书，后来全家迁居兰州，她又继续在兰州接受教育。
在她16岁那年，年轻的邓春兰与安徽青年蔡晓舟自由恋爱结婚。蔡晓舟是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青年，所以，在婚后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业。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使得“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广泛兴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分别著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邓春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努力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
1919年3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呼吁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应当平等，身在兰州的邓春兰看过这篇演讲文章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于她来说，这真是“晦暗神州，新曙光，一线遥射”。两个月后，京城爆发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她欢欣鼓舞、喜不自禁。眼前的事实使她看到了青年们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决心与力量，也使她认识到：只要愿望良好并且努力奋斗，那么，没有什么不可能！1919年5月19日，她勇敢地给远在北京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一吐自己心中多年的夙愿，希望大学能够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的政策，使女子有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她写道：“职业、政权、一切平等，都需要提高我们妇女的人格，这也合乎人道主义……况且女子没有能力怎么能够在社会上做事呢？所以万事平等，都应该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分析了开放女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为女子要想真正与男子平等，必须首先做到教育平等。她还恳切地要求：“春兰暂代表全国女同胞要求先生，在中学添设女子班，等到她们升入大学预科，便实行男女同班……以此为全国女子开一个先例。”（原文为文言，笔者翻译，下同）她的言论有理有情，读起来让人精神一振。
关山万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