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在维新洪流之中，放下主事不作，却和同学沈钧儒等毅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甘肃早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东京看到清廷派往日本的一万多名留学生，专心从事研究学习者寥寥无几，而大多是滥竽充数，欲贴金之后仍屈作清廷走卒。
范老对此十分愤恨，曾在给他的同学写信时说：“东京留学者逾万人，其自爱者固多，而嚣张放肆之徒，亦属不少。”因而留学期间，范振绪就与甘肃留日学生阎士璘、陕西留日学生党松平在东京共同创办了《秦陇报》（该报1908年正月改名为《关陇》报）。他们在这个刊物上大声疾呼救国救亡，反对立宪，指斥地方政治弊病，号召人们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进行英勇斗争。这份报刊成为辛亥革命前甘肃资产阶级革命派参与创办的唯一一份革命派报刊。
研艺之途
宣统元年（1909年），范振绪回国，任河南济源县知县，其在任内，减赋免役，深受百姓拥戴。余暇时间，谢绝官场的各种无聊应酬，专事诗书画，并编纂有《济源县志》传世。离任时，济源百姓夹道哭送，称之为“范青天”，将一块“遗爱民间”的德政匾，不远千里运送到他的家乡。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他以同盟会员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北京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其书画随之闻名于世。1916年，袁世凯称帝，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中同盟会员的议员资格，他被迫交出当选证书、徽章。袁许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参加帝制活动，被断然拒绝，潜赴南京，以卖书画为生。在“五四运动”中，支持其在北京大学和北大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儿子范恕、女儿范额参加了游行和烧毁赵家楼曹汝霖私宅的革命活动。1916年，出任河南孟县知事，三年任期届满后回北京，深居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并以此维持生计。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曾出任萨拉齐县知事。1929年马福祥任青岛市长，范振绪同往并任秘书，协同马福祥著《观澜亭记》，勒碑立于青岛海滨。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深居简出，不问政事。寓兰州官驿后（今正宁路），作书画、攻诗词，为当时“千龄诗社”主要台柱。与兰州诗坛名流高一涵，丁宜中、水梓、王仕、冯国瑞等应和酬唱，多有佳作。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1939年，被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抗日战争已开始两年，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兰州，物价飞涨，而范振绪收入菲薄，只得出卖书画为生，曾在兰州、武威等地多次展出书画义卖，捐献前方，激励士气。1941年，适逢国画大师张大千由成都来甘肃，经兰州赴敦煌，途经武威在大云寺游览时与范振绪意外相遇，故友重逢，感慨万端，遂陪同张大千同往敦煌，研究壁画，抢救国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去北京开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当选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60年8月21日，范振绪在兰州综合医院逝世，享年88岁。临终嘱其夫人杜郁文：“我一生无长物，我死之后，可将我珍藏的《宋徽宗山水画卷》、《大痴富春山色长卷》和我晚岁所画的《祁连山色长卷》捐献给国家珍藏，作为党和国家关心我的报答。”1957年，范振绪主笔，郝进贤、吴绍镛、马文江、郭维屏、米瑛等甘肃名家联合绘画的《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长达36尺，送北京“八一”节展出，副本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范振绪一生著作有《东雪草堂笔记》、《东雪草堂诗联存稿》、《夜窗漫录》、《学画随笔》、《东雪杂文》、《兰州事变纪略》、《燕子笺秦剧本》、《桃花扇秦剧本》、《济源县志》、《靖远县新志稿》等。禹勤学画南宗，书学颜鲁公、黄山谷，兼写北碑，尝自言：“予画不如字，字不如画”。然数十年为之不辍，造诣实皆精深。范振绪夫人杜郁文曾向靖远县人民政府捐赠《东雪杂稿》和《王荷泽遗稿手秒本》，由县政府办公室收藏，张慎微编辑《范振绪先生诗文遗稿》油印问世，靖远县政协搜集整理的《范振绪先生书画选集》于1992年出版。其生平事迹编入《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等典籍。
河西之行
1941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听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富冠绝世，率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由成都飞到兰州。经过武威时结识范振绪。
范振绪当时已是70高龄，与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是同辈，因而大千对范振绪甚是尊敬，称范为“范师”、“禹丈”。而范振绪对大千也十分敬爱，每以画友、师弟相待，极是热情，二人遂结为忘年之交。
两人天天谈诗论画，甚是相得，范振绪带领大千参观了武威文庙、西夏碑、罗什塔、海藏寺等名胜。意犹未尽，两人相邀同到敦煌，5月同游榆林窟。榆林窟古朴的风貌，陶醉了诗人和艺术家的情怀，面对奔流的榆林河，诗人、画家席地坐于河边洁净的盘石上，提壶对饮，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夸谈祗树，缅怀古人，十分投机。临了一幅“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范振绪在该画上题跋道：“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隋画，随意背临之作。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征早入中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于这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际，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绝艺得观，于心愿而无憾。
游完安西张大千做诗《戏赠范禹老》：“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颓垣坏墙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玭。”随后两人相伴到敦煌，范振绪在莫高窟这艺术宝库中，精心临摩研究，眼界大开，绘出具有丝路风貌的独特佳作，如：《玉关柳色图》、《阳关驼队》、《榆林窟》、《东坝湖》、《莫高窟》、《马牙山》、《仙山楼阁》、《敦煌访古图手卷》等就是在此期间先后而成的。张大千先生1943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张大千临摩壁画展》，以后在重庆和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摩敦煌壁画展览”更是轰动全国。两人盘桓数日，诗画一路，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河西相伴而游的途中，范振绪曾向张大千讲述了他小时候家道贫寒，全靠慈母督促兄弟三人苦读，他们才获得今天的成就后，张大千听后深为感动，于是精心绘制了一幅彩墨人物手卷《青灯课子图》相赠。并于1943年作《青灯课子图》，图中上款为“禹勤”，禹勤即是范振绪的字。张大千为表示对范振绪的尊敬，亦称禹丈。画后大千先生题词云：“癸未秋应禹勤道长命，谨写娄太夫人课子图并赋求正。蜀郡后学张爰。”
彭述圣：西北棋王大国手
崛起西北
彭述圣（1873—1960年），字明圣，皋兰县烟墩沟人。乳名甲戌子（生肖属狗），成名后时人亦呼之为彭高棋。幼年时，彭即显示出运思敏捷、悟性高等特点，因而，虽仅上过几年私塾，但在通晓各种事理等方面却有过人之处。彭述圣曾学习过裁缝、烹调等手艺，由于接受能力强，很快掌握要领，不久便独自操作。他在珠算、拳勇方面也有过人之处，而心算被誉为“尤殊绝”。他虽读书时日不多，但写得一手不错的小楷书，这使他以后还在法院、警察局工作过一段时间。
清时象棋盛行，兰州虽处于西北腹地，而棋风亦盛。据传，彭述圣的父亲也是一位象棋好手，童年时彭述圣跟父亲学会了下棋。其时，兰州的街头巷尾和茶楼酒居常有一些人弈棋，初学乍练的彭述圣常挤入观看。日积月累，棋艺迅速长进，他相继战胜许多小棋伴，人称“尕高棋”。
约十五六岁时，彭述圣同兰州一流名手刘番、孙唐、陈八、白木匠等对弈中，仍受让一马。一次，号称“八大王”的陈八让少年彭述圣一马对弈，彭不敌，陈骂彭是“臭棋”。又有一次是四月初八沐盆佛会，陈八见到彭时，又说了一句“臭棋”。这两次讥讽极大地激发了彭述圣“奋发图强”的决心。他千方百计寻得古谱《适清雅趣》、《橘中秘》、《梅花变》等，闭门三月，潜心钻研，才知道弈棋原来有此等阵式可循，从而棋力猛进。20岁时，彭再和兰州的几位一流名手对局，他们不仅再不让子了，即使分先也常是述圣占优。
于是，彭述圣迅速跻身于兰州的一流高手，和大西北的另一著名棋手凉州（今武威）小陈齐名。
彭述圣年轻时，由其兄主持，曾有过家室，但并无子嗣。由于迷上了象棋，白天只知弈棋，夜间又打谱拆棋，无暇照顾家庭，后夫妻离异，彭不复再娶。至壮年，才由其侄儿过继为子。无室家之“累”的彭述圣弃其他手艺于不顾，在茶馆弈棋为生。因为以棋为生，大多下的是饶子棋，使他在饶子方面练出了许多高深的技巧。如他既能饶先、饶马、饶双马或饶车，更创造出饶炮乃至绕全士象等对局实例。一些低手和他弈饶子棋，常有别开生面之新鲜感。为此，彭又被誉为“饶子大王”，言其技艺高超，手段多样。彭的饶炮、饶全士象的实录，为丰富棋艺宝库作出了贡献。
闯荡京华
1931年春夏之交，58岁的彭述圣在挚友王和生等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毅然踏上东行之路，他要以西北第一手的身份，去北平会会高手。那时，北伐胜利尚不久，交通工具简陋，从兰州到北平，足足要走一个多月。没有对棋艺的挚爱和相当的经济资助，是很难想象的。
这还得从彭述圣交上王和生这个朋友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