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纵横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使得战争不再是纯粹的沙场较量，而是智慧与智慧之间的博弈，尽管纵横家顶着许多类似“阴损”的不雅之名过了无数个春秋，如今，其“纵横”之术终被人们加以利用并发扬光大。
阴阳家：五行阴阳今始分，正反之间演洪荒
阴阳家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重要学派之一，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大体而言，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的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图式，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辅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尚书·洪范》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邹衍是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相传墓地在今章丘相公庄镇郝庄。主要学说是“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齐宣王时，邹衍曾在稷下学宫学习，先学儒术，后来创立了阴阳家学派，在齐宣王晚年成为稷下先生、齐国的上大夫。后来稷下学宫衰落，大批学者纷纷离开，邹衍也在此时离开齐国投奔燕国。燕昭王为他修建碣石宫，以师礼相待，请他为燕伐齐的战争出谋划策。燕昭王死后，惠王即位，燕齐战争的形势逆转，邹衍被人诬陷入狱，出狱后又回到齐国。此时齐襄王重新恢复了稷下学宫，邹衍又成为稷下先生。齐王建八年，邹衍出使赵国，在平原君面前批评公孙龙，使之被罢黜。齐王建十四年见燕王喜，次年燕伐赵的战争失败，邹衍也在此后不久去世。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的治学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从时间上来看，他先从人所共知的黄帝谈起，推而远之，直到天地未生之时，甚至更加久远，以至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从空间上来看，先列中国的名山大川、珍禽异兽、水土植被，再推至海外人所未见之物。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
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邹衍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阴阳家的五行相胜说认为：众胜寡，所以水胜火；精胜坚，所以火胜金；刚胜柔，所以金胜木；专胜散，所以木胜土；实胜虚，所以土胜水。邹衍根据土、木、金、火、水五行之间的这种循环相克关系创立了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发展和朝代更替。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运，它们之间存在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关系。历史发展正是按照这种顺序循环往复，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此种德运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新的朝代将要兴起之时，上天必然会出现某种符瑞作为征兆。黄帝时出现大螾大蝼（螾为蚯蚓，蝼为蝼蛄），黄帝说：“土气胜”。所以黄帝属土，崇尚黄色。夏禹之时，草木秋冬之季仍不枯萎，禹说：“木气胜”。所以禹属木，崇尚青色。商汤之时，出现金刃生于水的现象，汤说：“金气胜”。所以商属金，崇尚白色。周文王时，出现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的奇观，文王说：“火气胜”。所以周属火，崇尚赤色。按照五行相胜的原理，邹衍推测代火者必为水德，而且会出现水气胜的征兆。水气胜，故崇尚黑色。但是如果不做好准备，就会失去承运的机会，而转为土德。这样五行之间的相胜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过程，由此造成了王朝的更替和历史的周期性变化。
邹衍初学儒术，但是看到“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出于尚德的需要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希望国君闻其“怪迂之变”而感到恐惧，从而谨身修德，“整之于身，施及黎庶”。但是五德终始说的创立客观上却迎合了战国后期各国君主实现统一大业的心理愿望，为他们提供了统一天下的理论依据。五德终始说在诸侯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邹衍本人也因此受到各国的礼遇。邹衍到梁国，惠王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并且对他行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走在路旁，为他擦去座位上的尘土。到燕国，昭王为他扫路、引导，请求做他的弟子，在碣石为他建造了一所宫殿，亲自去听他讲授。邹衍受到如此好的礼遇，同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几乎饿死、孟子在齐国和梁国受困比较起来，真是有着天壤之别。邹衍学说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邹衍以五行相胜说解释政权的兴废，而用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的季节转移，为齐宣王、齐湣王将为天子制定四时教令，使四时明堂制度更加完善。五行相生说认为：木性温，钻灼而火出，故木生火；火热能焚木，木烬而成灰（灰即土），故火生土；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属遇冷，空气中的水汽凝结附着其表面，故金生水；水润而生万物，故水生木。这样木、火、土、金、水就构成了循环相生的关系。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在夏秋之间加入季夏，以合五行之数），天子则应在相应的方位（东、南、中、西、北）穿相应颜色（青、赤、黄、白、黑）的衣服，这就是“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的内容，也是明堂制度的内容之一。
邹衍还认为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总称为“明堂”。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地方居住，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所听的音乐、所祭的神、所办的事等等都按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做，十二个月轮完一圈。大院子中间又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夏季的最末一个月）之月居住（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住在这里）。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与时令的“春、夏、季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这就叫明堂制度。例如邹衍认为天子居明堂按四季不同所用来取火之木也不相同。春属木，故用青色的榆柳之木；夏属火，故用赤色的枣杏之木；季夏属土，故用黄色的桑柘之木；秋属金，故用白色的柞楢之木；冬属水，故用黑色的槐檀之木。这一顺序就是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排列的，其中以土居中，而《吕氏春秋·应同》中关于“黄帝时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论述，说明黄帝应居中央为天子的奥妙，这对于制造田氏政权（田氏原为陈国公族，姬姓之后）以黄帝的后代自居代替姜姓炎帝之后的姜齐政权是很有用处的。用五行相生说论证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并设计天子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正是邹衍的另一大“功绩”。
邹衍以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四时明堂制度的思维模式对此后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月为单位的月令制度，月令之文也成为后世农学家撰写农书的参考体例。
邹衍还提出了天下分为“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在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就是受浑天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战国时期儒家所谓的“中国”（指华夏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当时的全中国（指战国七雄疆土的总和）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另有九州，也就是大禹治水时所序列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全世界共有九个，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这样儒家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这个说法不是考察来的，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也是无法考察的，而是邹衍推断出来的。
这个“大九州”论，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况。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邹衍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就预言了大洲和大洋的存在，这比欧洲学者对地球作出相似的预测早了近一千八百年。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严密论证和科学判断，但是在当时对中国以外的地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疑是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因为当时已与朝鲜、日本等国有了往来。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
阴阳学家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天文历算，因为这个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对于这方面的精通其他学派只能望其项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虽然评价并不最高，也还是一种特别表示。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依据，但事实上很明显存在一个理由，那就是司马氏祖传世袭的专业是天文历算，阴阳家则是先秦诸家中唯一专精于天文历算的一家。
阴阳家的主要学术内容直到司马迁时期都是在这领域，而司马迁则是这一学派的正宗传人。《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的《七略》开列了当时的书目，一共有不到六百部书。其中阴阳家有二十一部，第一部就是《宋司星子韦》，第四和第五是《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佚失。
这里的邹子应即为邹衍。齐有三邹，邹忌不是阴阳家，邹奭名气小，后面第十二部就是《邹奭子》。其中《容成》《张苍》两部也是今人能断定内容为历算的书。刘歆为这二十一家所作评介是：“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司马迁也说阴阳家特长是“序四时之大顺”。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兵家：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除兵阴阳家之外，其他三类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