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孔子有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意思大约是：虽然是些小道理，但是也一定有值得注意的吧，但从长远来看怕受到这些小道理的牵制和约束，这就是做大学问的人不应该犯的错误了。但是也不能全盘否认这些小说，孔子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东汉桓谭在其所著的《新论》中，对小说如是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认为小说仍然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可见在古代，小说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现在的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很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这一流派的作品与现在小说的定义大为不同。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了解到，这些稗官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记录人员，那么他们的职责类似于现在的“记者”兼“编辑”。我们不妨理解为，这就是古代一班聆听民声探访民情及考察民间八卦新闻趣事的人马，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素材都是从民间得来的。小说既然说民间的事情，当然会有与上层统治者不一致的地方，那当然也就会遭到憎恨，虞初的小说《周说》当然也不例外。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构成了统一的社会结构。但是握有绝对君权的统治者阶层也不是可以对被统治者为所欲为的。《荀子》中有阐述君民关系的一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才有了稗官这个很不起眼的职位。
《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这个“稗官”一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小官们从民间采集来的“小说”都是要呈给皇帝供其“省览”的。那么，是公务处理闲暇之余用来消遣找乐子的吗？显然不准确。有人称，这些民间的风俗故事为“稗官野史”。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小说家这一流派的思想就是向上传达民声民意，他们作品的中心人物就是人民，是反映民声的先行者。所以，统治阶级眼里容不下，就有了“从火”的惨淡下场。但是，这一流派并没有被灭绝，而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至今还在茁壮成长，可以说是“媒体”，也可以说是如今的网络力量。
农家：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农家是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
农家的杰出代表人物和领袖就是出生在郢都的许行，生活在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著作流传于世。关于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我们可以翻阅《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管子·地员》，《荀子》以及《淮南子·齐俗训》等也有记载。
历史上，农家在战国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正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
农家作为当时下层农民的代表，他们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民本主义思想。由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们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含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
首先许行提出“顺民心”。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应该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也就是说，民心所向决定着统治者是否坐得安稳。《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进了一步。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雹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次，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同样的，农家还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因此在农家看来，农业不仅仅可以创造粮食，还是国家稳定的坚强后盾。
农家还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把农业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吕氏春秋·爱类》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男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同时把从业者的范围也扩大至每个人，《孟子·滕文公》中记载了农家陈相向孟子转述的一段话：“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自养也，恶得贤！”许行认为：滕国的国君，的确是贤德的君主；虽然这样，但他还是没真正认识圣人之道啊。贤君应和百姓一起耕作而取得食物，一面做饭，一面治理天下。现在，滕国有的是粮仓和收藏财物布帛的仓库，那么这就是使百姓困苦来养肥自己，哪里算得上贤呢！
讲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许行的民本主义主张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正是由于这一点，许行的思想遭到了孟子的强烈抨击，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农儒论战”。与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孟子相比，农家代表的是最为下层的贫苦农民。所以说，许孟之间的辩论正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体现。
孟子问：“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吗？”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许子（许行）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服吗？”
陈相说：“不，许子穿未经纺织的粗麻布衣。”
孟子说：“许子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帽子。”
孟子说：“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戴生绢做的帽子。”
孟子说：“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
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对耕种有妨碍。”
孟子说：“许子用铁锅瓦甑做饭、用铁制农具耕种吗？”
陈相说：“对。”
孟子说：“是自己制造的吗？”
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
孟子说：“用粮食换农具炊具不算损害了陶匠铁匠；陶匠铁匠也是用他们的农具炊具换粮食，难道能算是损害了农夫吗？况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烧陶炼铁，使得一切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拿来用呢？为什么忙忙碌碌地同各种工匠进行交换呢？为什么许子这样地不怕麻烦呢？”
陈相说：“各种工匠的活儿本来就不可能又种地又兼着干。”
孟子说：“这样说来，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又种地又兼着干吗？有做官的人干的事，有当百姓的人干的事。况且一个人的生活，各种工匠制造的东西都要具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然后才用，这是带着天下的人奔走在道路上不得安宁。所以说：有的人使用脑力，有的人使用体力。使用脑力的人统治别人，使用体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被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当唐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大水乱流，到处泛滥。草木生长茂盛，禽兽大量繁殖，五谷都不成熟，野兽威胁人们。鸟兽践踏出来的道路，纵横交错，遍布在中原大地。唐尧暗自为此担忧，选拔舜来治理。舜派益管火，益放大火焚烧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野兽就逃避躲藏起来了。舜又派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让它们流入海中；掘通妆水、汉水，排除淮河、泗水的淤塞，让它们流入长江。这样一来，中原地带的人民才能够正常耕种，赖以生活。当这个时候，禹在外奔波八年，多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即使想要耕种，行吗？
“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割，种植庄稼，庄稼成熟了，百姓得以生存繁殖。关于做人的道理，单是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化，便和禽兽近似了。唐尧又为此担忧，派契做司徒，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的道理教给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妇之间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唐尧说：‘使百姓勤劳，使他们归附，使他们正直，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向善之心，又随着救济他们，对他们施加恩惠。’唐尧为百姓这样担忧，还有空闲去耕种吗？
“唐尧把得不到舜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皋陶作为自己的忧虑。把地种不好作为自己忧虑的人，是农民。把财物分给别人叫做惠，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为天下找到贤人叫做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容易的，为天下找到贤人却很难。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来行事。广大辽阔啊，百姓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舜真是个得君主之道的人啊！崇高啊，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据为私有！’尧舜治理下，难道不要费心思吗？只不过不用在耕种上罢了！”
孟子联系生活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利用其理论的薄弱环节，由小及大，由彼及此，由表及里，步步紧逼，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列举圣贤业绩，从正面阐述国君贤否，不在亲耕，其针锋相对的思想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对于“劳心”和“劳力”这两者的混为一谈，正是许行的弱点所在，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和精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体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许行的君民并耕说的弱点在于忽视了“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孟子抓住了这一弱点，进行批判，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心”者即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进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从孟子和陈相的对话中，我们发现许行一派是认可社会分工的，只是忽视“体力”和“脑力”的分工，但这样绝不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概念，脑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之间不能画等号，孟子的辩护只是体现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罢了。许行除“民本主义”思想外，还认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性。他主张在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那么物体交换时，不同物体的价格怎样衡量呢？
许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意思是说：市场上，布匹和丝织品，长短相同价钱就相同；麻线和丝絮，轻重相同价钱就相同；五谷粮食，数量相同价钱就相同；鞋子，大小相同价钱就相同。这样一来，同种商品数量相同，则价格相等，市场上的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有了统一的规定。这样，在市场上的同种商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这就是“市贾不二”。并且，这样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还会为社会的良好风气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孟子·滕文公》中，陈相转述的许行的话：“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许行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会受欺骗。在商人可以利用市场哄抬物价的不公平社会，这种价格论的好处倾向于贫苦百姓一边，究其实质，其实还是许行“民本主义”思想的体现。
这种价格论又遭到了孟子的犀利抨击。《孟子·滕文公》记载：“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意思是说，物品的价格不一致，是物品的本性决定的。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您让它们平列等同起来，这是使天下混乱的做法。制作粗糙的鞋子和制作精细的鞋子卖同样的价钱，人们难道会去做精细的鞋子吗？按照许子的办法去做，便是彼此带领着去干弄虚作假的事，哪里能治好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