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夜里，枪炮声渐渐稀落，陈赓感到奇怪，第二天一早，就叫卢冬生去畸庐起义军总指挥部探听消息。卢冬生一出医院大门，就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城了，街上已经看不见一个系红带子的起义军了，急忙回来报告陈赓。正在着急时，肥胖的日本院长下了逐客令，手指着陈赓说：“你是共产党，我们对你的安全不负责任。”这时，伤势较轻的人都离开了医院，可是陈赓走不动。医院里有个姓李的护士小姐和一个打扫病房的工人，同情起义军，就帮助陈赓向日本老板求情，并且叫陈赓给老板一些钱，但她们知道日本人不可靠，女护士就和那个工人与卢冬生，偷偷把陈赓抬到工人住的房间里藏起来，国民党军队进医院搜查，才没有抓到陈赓。日本院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开除了那个工人。后来国民党军队又来搜查，李小姐把陈赓藏在了女厕所里，又一次救了他。敌人走后，李小姐还把自己的姑母和妹妹叫来一起照顾陈赓。由于敌人搜查得很厉害，日本人又时刻想把他交出去，所以李小姐对陈赓说：“风声太紧，你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非走不可。”
在10月的一天上午，他们找来一只小木船，把陈赓放在上面，李小姐和那个工人，加上卢冬生，在泥泞的海滩上，“陆地行舟”似的把船推到码头边，由李小姐出面买票，卢冬生把陈赓背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这时有一伙国民党军队的人，来到船上搜查化了装的起义军的指战员，他们到了陈赓身前，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李小姐沉着地说：“他是我们医院病危的患者，由我送他到香港转院治疗。”又一次保护了陈赓。直到船要起锚开动时，她才离开陈赓下了船。李小姐和那个工人对革命军队如此热爱，使陈赓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很多人听了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都赞叹陈赓运气好，遇见了这么好的人来救了他。他小名叫“福哥”，就是有福气。其实，这个看似偶然发生的事情，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的。应当记住，汕头是个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城市，那里的群众曾组织起义来迎接革命军队。1937年朱德总司令在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的采访时曾说：“在广东省的东江区，那时男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因此一切生产工作差不多全部落在了妇女身上。这些东江妇女从未反对过红军，甚至那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亦是一样。”
陈赓乘坐的是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从汕头开到香港的第一条船。船还没到，英国巡捕已经戒备森严地站满了码头，船一靠岸，就蜂拥上船抓他们怀疑是起义军的人，立即抓走了几十个。陈赓因为伤重，最后由卢冬生找了把椅子请人帮助抬他上了岸。巡捕围上来厉声地问：“你一定是汕头被打败的共产党。”
陈赓用不很熟练的广东话回答：“不是。”
“还说不是？”巡捕抢着问，“你的腿上不是枪伤吗？”
沉着的陈赓摇头说：“不是枪伤。”
“哼，那是什么伤？”
“我是潮州人。”陈赓说，“在电报局做事，双方作战，子弹飞进了办公室，我运气不好，跳楼时跌伤了。因为潮州没有医院，到汕头来医，博爱医院又叫我来香港，所以……”
这时，巡捕突然瞪起眼睛问：“潮州电报局在什么地方？”
起义军在潮州的时候，第三师师部住在电报局里，陈赓被抬到韩文公庙小学校住，两处紧挨着。担架路过电报局，给陈赓留下了记忆，所以当巡捕问到电报局位置时，机敏的陈赓当即对答如流地说：“就在韩文公庙小学校隔壁。”
巡捕走了，卢冬生搀扶着陈赓艰难地走在街上，却看不见一个熟人。在马路边坐了一会儿，就去找旅馆投宿，却引起了轰动，旅馆内外的人吵嚷着跑来围着陈赓看“从汕头跑来的共产党”，卢冬生和陈赓怎么解释也不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陈赓怕出事，就找了个借口，和卢冬生赶紧离开那里，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就喊了一辆黄包车，到一家医院求医，医院人满不收；又去一家中医求诊，医生发现他是枪伤，也不敢收，他俩只得又走上街头。此时陈赓已经感到很疲乏了，看到路旁的厕所，就叫卢冬生背他到里面，找个地方坐下，算是得到了半个钟头的休息。这时陈赓感到饿了——其实早就饿了，只是在忙碌之中顾不上想它，现在抬头看见不远处有个西餐馆，就和卢冬生说：“要是有一客西餐吃吃就好了。”老实的卢冬生就当真的跑到那个西餐馆要了一客西餐，餐馆跑堂的端着盘子跟随卢冬生过来，走到厕所跟前，认为是拿他寻开心，大骂起来，捂着鼻子端着盘子和刀叉回头走了，陈赓还是没有吃上。
陈赓想起当年投考陆军讲武学校时，由于粤汉铁路没有修通，他带着宋希濂等一帮小青年，从长沙走武汉，经上海到香港转去广州的。那时在香港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自己腿好，什么事都办得成。如今腿坏了，“黄埔三杰”中以腿著名的特点也消失了，想不到这次来香港却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他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欢迎会上讲话说：革命和革命文艺“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彩，固然要唱下去，就是喝倒彩，也要唱下去。不管怎样，我们只要唱，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鲁迅先生可能已经预感到革命要有曲折才讲这话的吧。
陈赓思索了一下对自己说：“是呀！要唱戏，就是困难再大也要坚持唱下去！”当然，要完成这种理念的人，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
陈赓和卢冬生说：“看来这里是待不下去了，我们还是回上海吧！”但是身上只剩下了20元钱，叫卢冬生去码头打听一下，这钱够不够买两个人的船票？卢冬生很快回来说：钱足够，并且一小时后就有开往上海的船。陈赓很高兴，二人立即回到码头，上了汽艇，卢冬生再把他背上停在海中的轮船，坐在甲板上。外国人一见陈赓就捂鼻子，说他是传染病，不卖给票。许多人围上来看，陈赓心中很着急。这时有个穿工装的人，蹲下来趴在陈赓耳朵上说：“再有人问，你就说是跌伤，根本不是传染病。不信，拿饭来，一顿能吃三大碗。”并且由那个工人替他俩买了船票，又找来一张帆布床，和卢冬生把陈赓抬到货舱里。货舱里堆的是香蕉和橘子，一片果香。
轮船离开香港，还要到汕头停靠一下，工人装货。汕头还在戒严，陈赓刚刚逃出虎口，又要回到这里，心头不能不紧张。果然，船一靠岸，国民党军队又杀气腾腾地上船查看了一番。
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部队失利后，化装逃了出来，汕头的一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就上了这条船，找了一张烂席子钻进货舱，也不管那里有无别人，在水果堆中，找了个缝隙，铺上席子，倒头便睡。
陈赓正躺在帆布床上看着旧报纸，见周逸群进来很高兴，就故意开他的玩笑，用报纸遮着脸说：“这报上的消息可真灵，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这一说可把周逸群吓了一大跳，急忙竖起耳朵听，心中打鼓：真有这种事？……可是听着听着就听出陈赓的声音来了，跳起来叫着：“原来是你这个鬼呀！哈哈哈。”两人抱在一起大笑起来。
“突突突”的轮机声，“轰隆隆”的大海的呼啸，像是在给他们唱着庆祝相会的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