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1957年春节，毛泽东的旧友李淑一给他写了一封信。由此，引出了一段文坛佳话。李淑一和她的丈夫柳直荀都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革命同志，他们彼此之间还曾有诗词的过往。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均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解放后，彼此间多年不通音讯的毛李再次建立了联系。这年1月，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在《诗刊》创刊号发表并被李淑一读到，勾起了李淑一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她在信中谈及自己阅读毛泽东诗作的感受，还提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为妻子杨开慧所写的一首婉约词作《虞美人》。时隔太久，李淑一只能依稀记得开头两句，为此，她希望毛泽东能将这份早年爱情词作抄赠于她。同时，李淑一附上了自己在1933年夏天悼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词作——《菩萨蛮·惊梦》：
? 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毛泽东懂得李淑一的心意。他在5月11日回信：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了。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样。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信中，鉴于时代和身份的变化，毛泽东婉言谢绝了李淑一请他重抄旧作的建议。代以回赠的，则是一首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于一体的，饱含浓情的新词，后来发表时正式名为《蝶恋花 答李淑一》。旧人旧事，自然也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追忆。临末，他特地嘱咐李淑一代她为自己的妻子杨开慧扫墓，送上他的思念。
那首不肯抄给李淑一的《虞美人》，毛泽东一直记在心里。他对自己早年的这首婉约词作无比珍视，在他的生前，从未将其公开发表。很少有人知道，这首写于1921年，定稿名为《枕上》的婉约佳作，毛泽东曾多次修改。直到1961年，距离写作这首词初稿创作四十多年后，他又一次将其誊写并赠送卫士张仙鹏，嘱其一定妥善保存。1973年冬天，八十岁高龄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将其交付保健护士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最后修定全文。词曰：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述及他的感想：“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史称“一月会议”。 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作家王蒙当时写了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了在党政机关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遭到了一些人的围攻。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他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王蒙的小说被批评，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18页。]
谈及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还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
对于香花毒草的争论，毛泽东认为：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27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十五时一直讲到十九时。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章的雏形，在这次讲话中基本得到了体现。
他提出了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毛泽东认为：“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他谈到“大民主”：“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
这篇讲话内容非常丰富，甚至涉及到计划生育问题。他谈道：“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这番讲话引起了全场大笑。马寅初正是受了这个讲话的启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2月28日整天和3月1日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3月1日下午，李济深、章伯钧、马叙伦等十六人做了书面发言。毛泽东又针对发言中的一些疑问做了解释。比如“大民主和小民主”，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有人提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承认：“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首先听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在3月10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认为：“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34页。]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重点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将要在党内进行整风的信息透露了出去：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毛泽东总结道：“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毛泽东又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诸如就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这一问题，他如此阐述：“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1921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
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述及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毛泽东提前发动整风运动。对于知识分子，他再次强调：“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
4月7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杭州回京。在飞机上他俯瞰古越大地，心旌摇动，回京后书写了柳永的《望海潮》一词。在这次视察途中，毛泽东发现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人民日报》不宣传，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反而是民主党派办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鸣大放。他觉得很有问题，4月7日刚回京，就把胡乔木找去询问此事。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副总编谈话，从中午12时三十五分到下午17时十分，长达四五个小时。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等人：“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他再次强调：“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38页。]
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直到3月底，毛泽东还讲：“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仅仅过了一个月，整风运动就开始了！”
这一个月里，毛泽东的思想是怎样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人民日报》不宣传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可能是最直接的因素，但仅仅这一件事，恐怕也不至于使他的思想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认为毛泽东在1956年下半年后，性情明显变得容易急躁了。当时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苏联政局阴晴不定，国内发生的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事件，以及他与党内一些领导人在“冒进”与“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都促使了他的这种变化。
从1954年开始，毛泽东发动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战士利用探亲回家的机会搞调查研究，再向他汇报，反映出他渴望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的迫切心情。在“整风”开始前，毛泽东的许多次讲话，都表明他当时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准备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基本正确的，但思想同“八大”时相比，还是有了明显的变化。
而接下来的政治形势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4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
“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他当时的想法，是让民主党派先来帮中国共产党整风，所以提出让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自己即将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引起了一些震动。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们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阐明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毛泽东表示：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国家主席而有所减损；事前可以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国际间造谣“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他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看，再次表明自己辞去国家主席的决心绝不会动摇。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了与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
5月8日，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在发言中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5月9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
5月10日，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
5月11日，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等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
到5月13日，共开了五次座谈会。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
5月15日，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89页。]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了与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5月14日晚2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1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5月16日，继续开会，从晚21时到次日1时20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显然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党内经过一番讨论，确定了下一步行动的方针。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在6月12日印发党内以前，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这篇文章和这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5月16日到6月3日，又开了七次会。
毛泽东对青年给予了深切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1月17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一行来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慰问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在容纳三千五百人的大学礼堂里发表了演讲。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十多分钟才逐渐停下来。演讲中，毛泽东对青年给予了深切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讲的是湖南话，“世界”听起来很像是“四盖”。台下一些学生露出了迷茫的表情。毛泽东看出了问题，随即将两手比划成圆球状，又用英语表达：“world！”台下的人们立即鼓掌，表示听明白了主席的意思。
毛泽东希望青年们都学习好，但他认为：不一定每门课都考五分，重点课考五分、四分，非重点课考三分也可以。他进一步解释：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与其门门功课平均使用，不如把力气花在重点课程上，不学则已，要学就把问题解决得透彻些。至于次要课程，了解个大概，及格就行了。
他还希望青年们都身体好。他表示：爬山和游泳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他的青年时期，早已经在一些江湖中游泳，攀登过不少山岳了。他列举自己游历过的江湖山岳的名称，询问场下的青年是否有来自那些省份的人。他每提到一个地方，台下就有人站起来大声兴奋地回应：“有！”会场上下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建议青年们在苏联留学期间到处走走，看看，增强体质，开拓见闻。
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形势，他告诉青年们：“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他还提到中国国内，讲了整风运动和反右的情况，他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最后他对青年们再次表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那次演讲，给在场的所有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演讲完毕，毛泽东来到学生宿舍。他看到宿舍里有《人民日报》，高兴地拿起来翻了翻，向同学们询问在在国外能看到国内哪些报纸。大家积极作答。毛泽东转身向引领自己进入寝室的一位女学生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女孩子爽快地回答：“叫苏红，江苏人。”毛泽东笑着缓缓地说：“哦，江苏人，所以姓苏。”毛泽东又问旁边一位女学生的姓名，那位学生回答：“我叫沈宁。”毛泽东风趣地讲了一句英语：“Miss 沈。”毛泽东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沈宁回答：“叫沈端先（夏衍的原名）。”毛泽东笑道：“是沈端先啊，他还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啊！”一席话，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笑间，毛泽东忽然指着坐在沈宁旁边神情严肃的彭德怀：“你们认识他么？”彭总大名鼎鼎，无人不识，大家不禁一愣，不知如何作答。毛泽东见状，微微一笑，立即转向紧挨着彭德怀坐下的乌兰夫介绍道：“他叫乌兰夫，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接着，他又指着邓小平说：“他叫邓小平……”大家这时才发现，由于寝室空间小，邓小平没有地方坐下，正依靠着墙壁局促地站立着。苏红感到很难为情，立即站起身说：“真对不起，小平同志，你请过来坐！”没想到，她话音刚落，就被毛泽东一把拽回原来的位置。毛泽东风趣地说：“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让他为人民服务，站一会儿！”毛泽东还补充：“他还是你们的留苏先后同学哩！”苏红禁不住问：“小平同志，你是哪一年来苏联的？”邓小平含笑而和气地回答：“1926年。”“这么早啊！”苏红惊叹的同时发现，毛泽东正以赞许的眼光，注视着自己的这位卓越的战友。
晚上近八点，毛泽东才离开学生宿舍，同一一不舍的青年们话别。
11月20日，在苏共主席团为各国共产党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团结：“中国有句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破，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语音刚落，宴会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天晚上毛泽东启程回国，苏联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到机场送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坐在同一辆车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建议：“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完全赞成。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并未能如此，倘若真是这样，后来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毛泽东的整个访问过程是热烈而成功的，但大家心里都能觉察到，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存在，裂痕已经出现；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分歧和裂痕将一步一步发展到公开论战和完全破裂的局面。
11月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