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要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反冒进”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他把“反冒进”提到了政治高度，并与反右挂钩，一下使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
为了特意突出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把这个成语的出处、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大家看，告诉大家反冒进是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在会议中他还当众把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周恩来是否写得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反问道：“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和在场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
毛泽东以治理淮河为例，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周恩来随后在大会上作检讨，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承认反冒进是一个“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薄一波后来回忆：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
1月18日中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被专机接到南宁，参加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研究三峡工程的会议。林一山主张修建三峡大坝，李锐表示反对。毛泽东等领导人听两人作了口头汇报，又让他们各写一篇文章。
1月21日晚，召开第二次研究三峡工程的会议。毛泽东称赞李锐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又很不客气地对林一山提出了批评，说他的文章大而无当，文理不通。他表示中央并没有要修建三峡的决定，又想让李锐当他的秘书。李锐以水电业务很忙为由推脱。毛泽东笑道：“兼职的嘛。”
1月23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京到广州。26日，回到北京。
“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讲真话的“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
2月18日农历春节，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就叫“团拜会”。除了继续反冒进外，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虚君共和”：“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1958年3月4日上午，毛泽东乘坐“伊尔—14”飞机飞往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经停西安加油，下午到达成都上空，只见树上、房顶上、墙沿上站满了人，有的挥舞麻袋，有的摇晃竹竿，有的嗷嗷乱叫，有的敲锣打鼓，热闹得不得了。原来他们正响应中央的号召在赶麻雀。
毛泽东下榻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这次他随身携带了几大箱子书籍，到成都后，又叫秘书从省、市图书馆借来了许多有关四川的志书，如《华阳国志》《四川省志》《蜀本记》，研究四川的历史和文化。
5日下午，毛泽东坐车查看成都市容，在经过西城和南城的城墙外围，看到靠马路和城墙有不少破烂的棚户，毛泽东的神情严肃起来：“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里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消除‘四害’？”
汽车在城墙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问：“这个城墙为什么不拆除？”陪同人员答道：“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议论过，有人提议拆，有人说这是文化，不能拆，要保留。”毛泽东表示：“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方便交通，土可以作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
7日，他参观了杜甫草堂，毛泽东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版本的杜诗后，他若有所思地说：“是政治诗。”参观回来后，8日，他派人去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十二部一百零八本和楹联五十余种。在成都，他看了许多古人诗词，包括好多明清诗人的作品，多有评注，兴致盎然。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史称“成都会议”。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提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总结：“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1956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1972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访苏时毛泽东对外宣称的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而三四个月后，已经被压缩为“十年”。
这次会议上，一些地方提出了比较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有所顾虑，并未轻易相信。此时的毛泽东的头脑，不能说很冷静，但也并非多么狂热。只是，他稍微的不冷静，就可能导致下面的狂热，他鼓干劲的话有市场，他让大家冷静的话，往往没市场。而毛泽东又很担心人民群众的干劲鼓不起来，重点还是讲了很多鼓劲的话。
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谈到许多历史人物，指出：不要怕教授。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在开会间隙，毛泽东还到四川各地视察。视察途中，他听红光农业社社长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来消灭蚊蝇。“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孑孓。毛泽东很是好奇：“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有人解释：“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并让人在田坎边拔来一株，要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三天后，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后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
3月21日，陈云在大组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毛泽东随后讲到：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谈了，不要再作检讨了。那天，毛泽东去灌县观看了都江堰。
3月22日，毛泽东在会议讲：历史上讲真话的人，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他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的语言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开会期间，毛泽东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在成都会议上，地方领导人和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有的说，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周恩来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他可能从多次历史经验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总结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但他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点七亿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小时游泳散步，其他时间都在工作、阅读。吃饭只要两菜一汤，稍稍做多了就要批评。他要炊事员在米饭里加包谷、豆类等杂粮，还要每天送一块烤红苕在饭桌上，说这样既节约又有营养。
会议结束时，一部69嘎斯车将他借阅的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毛泽东常常在晚上二十二时以后甚至深夜提出要某一部书，省图书馆古书部为此确定了夜间值班人员，保证二十四小时可以借阅图书。
6月19日，毛泽东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1957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一百万吨。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确定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普遍提高百分之五十甚至一倍。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赶英”的时间在一个月内又压缩了三年。
5月18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还亲自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次大会上，口头发言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一百四十人，多是充满激情的豪言壮语。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越来越高，比如有的中央领导人说“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
5月23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会后，周恩来还向中央提出自己继续担任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还是要由他担任。
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不断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各地农村大规模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其中兴修水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相继开工。
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来到十三陵水库。十三陵水库是发动群众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建成的。那时，每天都有十万人参加劳动，运五万方土到大坝上。毛泽东向劳动群众挥手的场面非常壮观，可惜受当时摄影条件所限，摄影师侯波没法把主席和群众都拍上，只好拍了一张毛泽东挥手的，又拍了一张下面群众欢呼的，两张放在一起，就反映出当时的壮观场面。
从5月31日到6月19日的二十天内，毛泽东先后同主持工农业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
6月6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华北协作区主任林铁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1959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
6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不到一个月，超英的时间由七年又改为两年。
6月19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1957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一百万吨。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
历史仿佛又回到了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但发展合作社只是改变生产关系，通过各级干部层层加码还有可能完成，而增加钢产量则是发展生产力，这就不是靠层层加码就能轻易完成的了。
6月30日，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 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就完成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北戴河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1958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吨，比1957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8月16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后，即乘飞机来到北戴河。8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召开，经过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在秋收前后，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央报刊相继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这样，人民公社运动很快被推向了高潮。
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如何搞法何时搞还是心有疑虑的，觉得初级社、高级社刚搞两三年，应该巩固好了再扩大到人民公社。而在河南视察时被一下捅到报纸上，他只好很被动地继续为人民公社叫好了。这些话很快又见诸报端，全国农村出现了由小社直接转办到人民公社的高潮，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全国的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关于人民公社的特点，毛泽东概括为“一大二公”。“大”就是把原来几十户、上百户的合作社合并为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人民公社，“公”就是在公社成立后，一切财产上交，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各家各户不开火做饭，公社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分类集中在一起睡觉，将所有劳动力编组成如同军队一样的班排连营，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进行生产。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柯庆施率先建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而毛泽东后来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能否完成1958年的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的高指标，已经很担心。到7月底，全国钢产量累计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把它完成。他认为，一旦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完不成，明年两千七百万吨的任务也就无法保证。
8月16日下午刚到北戴河，毛泽东对前去汇报工作的各省省委书记说，“少一吨都不行，少一吨就失败了。”8月19日的会上，他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后来也多次强调：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8月21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陈云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不得不反复强调抓钢铁生产计划的落实，甚至说出“土炉子是关键”的话。薄一波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的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8月30日，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1958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吨，比1957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9月1日，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高指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
与此同时，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到9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两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